清朝的货币银子下面是银元，银元一看面值，二看成色。相当于百元钞票。 银元下面铜板，铜板上印的一般都是“元宝”或“重宝”，这种相当于几十元钱币。 铜板下面是铜钱，就是“孔方兄”。外圆内方。这种相当于现在的硬币。 从收藏价值上看，成色，面值、质地、发行数量、现有数量都是价值的直接决定者。 从当时使用的价值上看，不同时代不完全一样。早期康乾盛世时国家有钱，就不值钱，后来多次赔款，国家没钱，就值钱。

清代通宝钱币

后金在进关前就开始在关外铸造货币，努尔哈赤天命年间，铸造了满文的天命汗钱和汉文的天命通宝。皇太极时又铸造了满文大钱天聪汉之钱。

顺治年间开始铸造顺治通宝，共分5种样式，一式为顺治元年铸造的，是一种仿古式的货币，正面铸有顺治通宝，背面是光背的。不久就又铸了2式货币，正面还是顺治通宝，反面是铸钱的汉字局名，如工，户，东，福等。三式是顺治10年铸造的，是一厘钱，反面铸有一厘和钱局名。一千文合银一两。四式货币是在顺治17年铸造的，反面有满文宝字和满文局名，五式也是这一年造的，钱背面有满汉文的钱局名。

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而吴三桂等人在叛乱时期也大量铸造过货币，吴三桂铸造了利用通宝，有光背，背面有云字，贵字，一厘，二厘，五厘，一分等。其子吴世潘洪化年间又铸造了洪化通宝。福建的耿精忠则铸造了裕民通宝，分一分，一钱，浙一钱三种。

康熙朝自铸的货币有两种，与顺治钱的第四式和第五式相同。

雍正年间后，清帝铸钱就只按顺治5式，即钱背面标满汉文局名而铸造，此后又铸造了乾隆通宝，嘉庆通宝，道光通宝。

咸丰年间，正值太平天国起义，清政府因财政紧张而开铸大钱，人为的搞通货膨胀。分为3类，一是通宝，是小平的铜铁铅钱。一为重宝，为当四至当五十的大钱。还有一种是元宝，为当百及当千的大钱，这些货币各地都有铸造。

清代货币比较珍贵的当属慈禧时期铸造的祺祥通宝和重宝，这种钱本准备在咸丰皇帝死后用的新年号钱，由于慈禧发动政变，改年号为同治，这种钱没有铸多少就停铸了，因而较少，祺祥年号只用了69天。

同治年间只铸造了通宝小钱和重宝当十钱。

光绪初年，只铸通宝小钱和重宝当十钱，后慈禧下令从国外进口造币机器，用机器铸造制钱。

宣统年间只铸造了宣统通宝，有两种，一种较大，一种较小。

清代铸币分两大类，一类是中央造币厂铸造的，令一类是地方造币厂铸造的。

太平天国时期，也曾铸造过货币，就是太平天国钱，但是国字从口从王而不从玉，成为太平天国货币的一大特色。此外太平军还铸造过一种中国最大的货币大花钱，数纪念币性质。与太平天国同时在上海的刘丽川领导了小刀会起义，铸造了太平通宝，钱背面有星月纹。以表示“明”，寓意反清复明。1865年，广州的天地会进军广西建立了大成国。在李文茂的领导下，铸造了平靖胜宝，李氏自称平靖王。

清代银元

清代的银两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道光年以前的，一类是道光年间以后的。

清代银两有多种形状。直隶银两形状多为船型，主要分为两大类，一为重50两，另外一种重10两。

山西银两以重50两的大银锭为多。另一种为小元宝，束腰形。

陕西的银两多为椭圆形，分为2种，一种重10两，一重4两左右。

江南的银两除重50两的船型元宝外，另一种重5两左右，形如猪腰子的腰锭。

甘肃银两有三种，一种为重50两的方锭，形如正方形的砖块，多为民国年间铸造。一种为4两重的圆锭，最后一种为重2两左右的葫芦状的银两。

四川主要铸造10两左右的圆锭。

云南银两，前期是方锭，后期状如马鞍或牌坊，重量分10两，5两，2两半左右三等。

贵州银以茶花银锭最有特色，一般重10两左右，另有重5两，10两的圆锭。

湖北除有重50两和20两重的船型银锭外，还有重5两，10两的圆锭。

湖南银两锭近于长方，略束腰，一般重10两左右，，另外还有一种重50两的龟宝，因锭面两耳特低，形如乌龟，故名。

江西银两以50两重的方宝最多，另外还有10两左右的圆锭。又有5两重的方锭。

安徽有50两的船锭，和10两重的方锭。

江苏银两分重50两的船型元宝和5两左右的圆锭。

浙江以重5两左右的圆锭为多。

福建除有50两的船型元宝外，多为重10两左右的圆锭，也叫馒头锭。

广西和广东则以重10两左右的形如砝码的银锭为多。

东北地区多为重50两的船型元宝，因形制特别，锭面两耳特长，故俗称大翅宝。

新疆通行重50两的船型和方形元宝。

一直到1932年国民政府宣布废两改元后，中国的银两才退出了流通领域。

清代早期银元

中国最早的银元是仿铸的外国银元，如西班牙银圆和墨西哥银圆。

咸丰年间时，上海的一些银号也铸造了一些类似银元的银饼。

福建漳州铸造的漳州军饷，是清政府为了支付当地驻军的军饷而用土法铸造的银元。

这种银元一般分为3类，一是面文为漳州军饷，第二种是上面的戳印特别多，三是上面的文字为谨慎或谨性。

在台湾，道光咸丰年间，由于农民起义，铸造了三种军饷，寿星，花篮，剑枰，重7钱2分，上有库府2字。这是台

最早的花篮银元，称为如意银元。

清代纸币

清代有三个时期发行纸币。一是清初顺治年间发行的顺治钞贯，二是咸丰年间发行的纸币，分政府发行的大清宝钞，户部官票和地方金融机构发行的纸币。三是光绪年间，清地方金融机构---官银钱号，发行纸币。

顺治8年，由于政府军用孔急而发行了顺治钞贯，10年后就收回废除了。

咸丰朝的纸币分2种，一种是户部官票，又叫银票，从1两到50两，另一种叫大清宝钞，又叫钱票，面额从250文到50千文，十万文不等。

光绪年间，各省大设官银钱号。开设官银钱号的目的为通圜法，裕财政。由于官银钱号纸币多和当地硬币挂钩，因而纸币种类和面额极为复杂。

清代各地使用的货币并不统一，尤其是各省铸造的铜钱，只在本地流通，因此各省对货币调整的措施具有本地特色，且在同一时期内，各地又有不同。清代前期京师是全国的金融中心。顺治元年，两个中央直属的铸币局设在京师，户部的宝泉局和工部的宝源局。这是终清一代，一直沿续的格局。中央政府调控货币的部分措施，主要通过设在京师的两个铸币局，以及众多的钱庄、银号、当铺来完成，因此，透过京师货币供需的变化，也可以看到政府货币政策推行的全过程。

清政府沿袭前代遗留下来的货币制度，即白银和铜钱(亦称制钱)两种货币同时在市场上流通，具有同等合法性。这两种货币有各自不同的使用范围，一般情况下，国家财政收入、官员俸禄、兵饷、商人大笔交易多使用白银，而民间零星交易则使用铜钱。由于中国银矿藏量很少，政府无法铸造统一的银币，所以白银只能作为称量货币流通。其成色、重量，各地不一，政府基本上没有统一标准进行管理，完全由商人自由掌握。白银数量的变化、流向，直接受到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影响，政府缺乏调控白银货币的能力。而对于铜钱来说，政府则有较强的控制力，可以不断发掘铜矿，从外国购买铜材，垄断铸币权力，随时调整制钱的数量以及使用范围，使之发挥实际作用。白银和铜钱不仅是两种货币，而且又是两种金属商品。银和铜自身的商品价格，决定货币的价值。由于两种金属商品的价格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波动，使得两种货币的价值也不能稳定不变。白银和铜钱的货币价值，与银和铜本身的价格同时不断升降，这就形成了白银和铜钱的市场价格，同时也产生了两种货币的市场比价。为了垄断货币权，控制货币价值，清政府继承前代政府规定银钱固定比价的方法，顺治四年规定钱值，“每十文，准银一分，永著为令。”即规定铜钱与白银的比价为1000∶1。一般来说，政府努力维持官定比价的操作，体现在对市场上流通货币数量的调控，同时也是政府推行货币政策的过程。其货币政策就是通过对货币的生产、流通、管理三个方面来实现的。

在生产方面，政府根据市场上银钱比价的波动，不断增加或减少铸币数量，从而控制流通中总的货币量。对于京城两个铸钱局，政府规定每年生产制钱的数额，采取增减铸币数量和增减铸炉数量的方法，进行控制。据统计，从顺治至嘉庆年间，京局大约增减铸币数量十四次，以后因库存铜材不足，每月逐渐少铸。同时，政府还收购私钱和官方减重的小制钱，回炉铸造标准制钱。顺治三年，“禁用旧钱，送部者，每斤给价八分。”十八年，在京师等地方，“收买私钱及旧钱、废钱，使民间无法搀和使用。”康熙十年，收购旧钱、废钱，“每斤照铜价给值六分五厘，解局销毁改铸。”二十八年，下令“民间私钱，在京城限六月交送户部，照铜价每斤给银一钱收买改铸。” 乾隆二十二年，还分别规定了收换废钱的条例。

在正常交流方面通过陆路与邻国的经济往来，而使货币流出国外；一是西北边货币流出到伊朗和阿富汗。撒马尔汗和布哈拉是清朝与中亚各国贸易的中心。二是西南边，货币流出到克什米尔、不丹、孟加拉、尼泊尔等国。这些国家出产的披巾、棉花、皮革、烟草、染料、珍珠、珊瑚、剪刀、眼镜，换走了中国的一批又一批钱币。三是南边，货币流出到越南、暹罗、缅甸，这些国家的棉花、食盐、羽毛、黑漆、铜砂、象牙、兽角，也换走了中国一批又一批钱币。四是东北边，货币流出到朝鲜，两国之间一向“往来相善”，“或东或西，听民所往”，清朝的钱币也随着商人流出国外。再就是通过海上贸易，货币流出到日本、朝鲜、琉球。公元1684年至1688年，清圣祖康熙年间，中国赴日商船迅速上升到194艘；清政府规定“内地商民船至朝鲜者，除原禁货物外，听其发卖回籍”；琉球到中国的船只，最多到过5艘，运送来的多为海产。在南边，货币流出到印度、缅甸。从中国港口出发的大商船队，每年都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古里，和缅甸南部的丹那沙林沿岸，货币流出到马来半岛；从马来半岛，北走可以到达暹罗、越南，南走可以到达苏门答腊、爪哇，东走可以到达婆罗洲、菲律宾群岛，中国帆船开往新加坡的，最多一年达到250只，“中国帆船来临的季节，新加坡的市场便大大活跃起来”。除此之外，清朝货币还流出到其他亚洲各国。

以上都是正常的贸易往来和货币交流，而从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开始，就变成了非正常的外流。英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把大量鸦片输入到中国，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鸦片这种毒品输入我国后，吸食者一天天增多，既在精神上使人们更加昏怠腐败，又在经济上使中国清朝对外贸易顺差变为逆差，造成大量白银货币外流，这种情况在嘉庆、道光年间最为严重。每年有三千多万两的白银货币流出国外，这对清朝政府来说，也是一个严重的经济负担：公元1810年，清嘉庆十五年，嘉庆帝在诏书中惊呼：“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戕贼躯命，大为风俗人心之害”，要求今后“一有缉发，即当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