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模式是指在市场化、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国际化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浙江所特有的样式、方法、路径和特征。“浙江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经济模式，是市场、市场体系、市场机制和市场体制形成过程所具有的浙江地方性特征。

“浙江模式”作为一种新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特征的体现。 浙江模式目前尚处在初级阶段，甚至是“雏形”阶段，应是不争的事实。从浙江本身来说，还是从全国来说，有意识地发掘“浙江模式”的，目前还没有。作为处在初级阶段乃至雏形阶段的“浙江模式”，它首先当然是不成熟的，是需要进一步进行建构和发展的，构成它的各种要素自身也将逐步完善；其次它也在随着其发展历程的展开，各种要素强烈变化，创建自身的特色，并积极形成可以复制的共性模式。

“浙江模式”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地理、历史条件和文化基因。浙江土地面积仅为全国的1.1%，人口仅为全国的3.8%，人均资源拥有量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5%，居全国倒数第三位。1953―1978年，全省人均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只有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的一半，列各省市区最后一位；外商投资也远远低于沿海省市的水平。

然而，在缺乏经典经济理论所认定的经济高增长条件的情况下，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GDP总值从1978年的124亿元猛增至2006年的15649亿元，连续10年位居各省（市、自治区）第四位；2006年人均GDP已近4000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其实，“浙江模式”是被“逼”出来的。地瘠人贫中，许多人被迫外出创业谋生，经商技能快速提高、经商经验不断丰富，大量的商业信息和商业资本被带回家乡，促成了一大批个体和私营企业的诞生。艰苦的创业过程催生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这也是“浙江模式”得以形成的文化基因。

在“浙江模式”的发展过程中，又逐步形成了市场先发、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家族企业、产业集群，以及企业、商人、商品市场“走出去”、融入全球市场网络、区域经济管理体制创新等方方面面的特色和优势，这些特色和优势并非一个个孤立的方面,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一个个突发的事件，而是具有深刻社会历史根源的经济社会变革。

“浙江模式”具有根植性、内生性、群众性的创业文化与企业家精神。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只是“浙江模式”的表达方式，内在的创业精神和由此产生的行为方式才是“浙江模式”的本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之所以能够健康、持续、快速发展，其主要动力源泉就是人们的自主创业，是个人的首创精神、自主竞争和自由交易得到充分发展的结果。

“浙江模式”具有 “民营、民有、民享”的经济体系。1978年至2006年，浙江GDP增量的70%和工业增加值增量的75%都是由民营经济创造的。在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温州、台州、义乌等地区，近几年城市建设资金的80%以上都来自于民间。活跃而充裕的民间资本，已渗透到浙江的各行各业，并逐步形成了民众投资、民间营运、全民分享的自我循环发展体系，给浙江的经济繁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民间资本主导的自主型、创业型、市场导向型发展。浙江经济的发展不是主要依赖于政府大规模投资、国家地区优惠政策，或得到政府大量补贴的外国直接投资。全国首家个体私营企业、首家股份合作制企业、首家实行利率改革的信用社、首家股份合作制城市信用社、首部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地方性法规等等，都在浙江。众多的“全国第一”清楚地表明产权制度创新对浙江经济的发展贡献了巨大能量。

服务型政府和公正、透明、可预期的体制框架。“浙江模式”是政府与市场在地方政府层面有机结合的成功范例。在浙江，企业、市场、政府和民间组织的作用领域往往相对独立，互不依赖。一旦企业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不负责任，政府和其他力量就比较容易对其施加压力，纠正其行为。可以说，这样一个能够支持经济自由发展的体制环境，是“浙江模式”获得成功的基本前提。

与广东、江苏、上海等省、市的市场化模式相比，“浙江模式”的自组织性和自适应性更加明显，具有很强的可扩展性，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典范。

新的财产秩序的形成与扩展。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逐步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多元混合的企业产权结构。这种新的财产秩序或新的财产所有结构为浙江人民艰难创业、大胆创新提供了内在的、清晰的、可累积和可控制的产权激励机制，使经济发展与人均收入、财政收入、进出口贸易、金融资产、市场物价等重要经济指标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这种新的财产秩序或新的财产所有结构可供中国其他地区的所有制改革与结构调整借鉴或参考。

浙江省民营经济占主体地位，经济私有化水平较高，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72%强。浙江民营经济非常发达，确保了其市场高度繁荣，即使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其经济仍然保持了较快发展。这都是因为民营经济机制活，适应了市场的残酷竞争环境。它不仅带动了大部分GDP的提高，也是经济效益、财政收入以及民众生活水平的保证。浙江的民营经济不但在省内创造了惊人的财富，而且远走省外、海外，广泛投资，差不多能够创造与浙江本土等值的价值。

在经济私有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为了促使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客观上要求政府以市场为导向，在政府体制上积极适应私有化经济的需求，巩固并发展民营经济成果。民营经济在浙江省经济中的关键地位，推动政府整合、优化经济治理的结构、职能和人员，减少对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一切束缚，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浙江各级政府藏富于民，在提高财政收入的同时，注重提升民众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普通民众较好享受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现象不突出，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民众幸福感增强。

浙江省是自力更生发展经济的典范。长期以来，虽然浙江省地处沿海，具有重要的区位优势，并与海外侨民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但总体上它是个资源薄弱的省份，而且并未获得像广东、上海、北京那样的政策扶持，却依靠自己的智慧，逐步走出了自己的道路，经济发展自成格局，初步实现了三大历史性跨越，GDP、经济效益、民众生活品质均大步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连续十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6年列中国大陆各省区第一位。

浙江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浙商”传统，创造新型商业文明，全民商业意识强烈，商业诚信和企业家道德广泛建立。重商主义的结果是，人人以参与经济活动赚钱为荣，而以无所事事为耻。宁波市委书记王辉忠在介绍经济情况时提到，在杭州有不少茶楼，但在宁波却只有咖啡馆，鲜见茶楼，就是因为老板们时间观念强，没有时间在茶楼里品茗，而选择在咖啡馆谈生意，咖啡喝完生意谈得差不多就走，由此导致茶楼生意清淡，自然关门改为卖咖啡。在以商业为纽带的社会中，诚信十分重要，也是维系商业有效运营的关键。浙江的企业家很有责任感，社会参与意识很强，注重维护诚信，这也是浙江经济发展得这么好的秘诀之一。

浙江经济高速发展，民众受益的一个自然结果是，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主流，他们活跃在各个社会领域，民主意识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普遍提高，对今后浙江的发展将产生深刻的影响。我认为，在中国发生剧烈变动的可能性很小，而进行渐进性变革的可能性比较高，而其最重要的社会基础是中产阶层的崛起，这些人一方面会自觉维护社会稳定，另外一方面也将成为改革的坚定支持力量，尤其是在政治改革领域，他们的愿望也更强烈，致力于建立一个全民共享的公民社会将成为时代不可阻挡的大势。公民的政治权利将不断扩大。

社会宽容正在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一个高度的商业社会，收入增加的民众，其自身素养也快速提升，全民的社会宽容意识增强，同时政府对经济社会的管理也日趋削减，对社会上的不同思想和观念日益包容，异质思维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以上七个方面勾勒了“浙江模式”的主要轮廓，要完整地呈现其面貌还需要深入的研究。但在这里已足以展示其优势。同时，我认为作为模式，动态发展是其根本特性之一。“浙江模式”目前尚处在初级阶段，甚至是“雏形”阶段，应是不争的事实。从浙江本身来说，还是从全国来说，有意识地发掘“浙江模式”的，目前还没有。作为处在初级阶段乃至雏形阶段的“浙江模式”，它首先当然是不成熟的，是需要进一步进行建构和发展的，构成它的各种要素自身也将逐步完善;其次它也在随着其发展历程的展开，各种要素强烈变化，创建自身的特色，并积极形成可以复制的共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