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堡的礼物》是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作品。《洪堡的礼物》这部小说以两代作家的思想和命运为中心线索，在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上表现了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美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性和情操，并折射出各个时期的社会风貌及其变化。作品提出了艺术和艺术家在美国社会的价值和出路的问题。洪堡的失败，主要不是他个人的原因，而应归咎于他所代表的人道主义传统在物质主义进逼下的分崩离析。而他的学生，那个放荡的落魄文人西特林，则是文学商业化的产物。如果说，洪堡的一生代表着美国精神文化的危机，西特林的道路便象征着美国物质主义的得势。

出身于匈牙利犹太移民家庭的冯·洪堡·弗莱谢尔20世纪30年代发表了《滑稽歌谣》，名噪一时。他具有诗人的浪漫气质，许多东西在他的眼里都是神圣的，他幻想着用艺术改造世界。可是他的成功没有维持多久，就遭到一些无耻文人的诽谤。20世纪40年代末，他的浪漫主义思想过时了，狂热和诗的时代结束了。然而，他不甘寂寞，仍然企图干预生活。艺术改造不了社会，他便企图参与政治，但他时运不佳，接二连三的打击使追求过于执著的洪堡精神大受刺激，因精神失常被送进了疯人院，出院后流落街头，最后死于纽约的一家下等客栈中，被掩埋在一座义冢里。查理· 西特林是俄国犹太移民的儿子。洪堡一举成名后，他专门到纽约去追随这位大诗人，在洪堡的提携下进入大学担任讲师，并以洪堡为原形创作了一部历史剧。

就在洪堡穷极潦倒的时候，西特林的戏在百老汇引起了轰动。成名后，荣誉、金钱、美女接踵而至，他过上了奢华的生活。物质的诱惑打破了他对艺术权威的崇拜，对严肃思想的追求，使他丧失了创作灵感。同时他又摆脱不了知识分子的忧患秉性。他的生活充满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矛盾，既想造福于人类的心灵，又想名利双收。他的灵魂陷入彷徨与苦闷之中。由于多年挥金如土，外加离婚的妻子、放荡的情妇、律师及社会流氓都要在他身上扒钱，最后他破产了，沦落在西班牙的一个低级膳宿公寓里。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他得到了洪堡遗赠的礼物— —两个剧本提纲，其中一个已经被拍成电影并轰动了世界。洪堡的礼物不仅挽救了他的生活和前程，也使他对洪堡的痛苦与疯狂以及知识分子的命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如西特林最后感慨的那样：“洪堡，‘我’是多么难过啊。洪堡，洪堡——这就是我们的下场。”

20世纪50至70年代初期，由于战后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出现扭曲。

作为一名犹太裔作家，贝娄不可避免地承袭着某些犹太传统，其文化心理深处还存留着强烈的民族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作品中连接和运用了具有核心意义的犹太文化要素，诸如犹太民族的客民身份，选民观和末世论等思想，流浪史程及其心理思维、民族习俗等；同时，犹太大同主义精神又促使其超越犹太民族属性，表现那些形而上的普遍思想，从而对人类的生存境遇进行探讨和揭示。

以希伯来《圣经》为代表的希伯来语文学是犹太文学的经典部分，而《圣经》的一个重要主题正是“父与子”的冲突。《旧约》第一章提到上帝6天创造世界万物，从一片混沌中造出天地、江河、鸟兽、树木花草等，在第6日造出亚当和夏娃。上帝即为“天父”——人类的始祖。对于犹太人而言，仅次于《圣经》的第二部经典《塔木德》曾记载，“人为什么在创世纪的第6天才被创造出来呢？这是为了当人傲慢、自大时，上帝可以说：连跳蚤都比你们生得早。”很多《圣经》典故都隐含着“父与子”的主题。例如，亚当和夏娃因偷吃禁果被逐出伊甸园后，上帝对他们还进行了严厉的惩罚：亚当要受劳役之苦，夏娃须忍生育之痛。这是最初典型的“父与子”的冲突。

上帝与人立约，更深化了“父与子”的主题。以色列一名本身便包含着“与神角力”之意。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传说讲道：亚伯是以色列的先祖，娶撒莱为妻。受神的启示，他去哈兰（Harran）。后来，上帝令他离开家园，寻求新土地，并许给他荣誉、土地、子孙后代。亚伯遵从“父意”移居迦南（Canaan）。他以自己的虔诚赢得了上帝许给他的一切，成为以色列之“父” 。上帝同亚伯立约确立了犹太人的“选民”地位。后来，上帝又同摩西立约，即著名的“十诫” 。这显示出神与人的双重关系，犹太人要对上帝笃信不移，上帝赐给他们土地，使他们能安居乐业，无忧无虑地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犹太人逐步堕落，开始崇拜偶像，上帝震怒，“父与子”终于反目成仇。“子民”

对上帝的背离及上帝对“子民”的愤慨，构成了《旧约》中的主要内容。上帝抱怨道：“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以赛亚书》第一章）在希伯来先知的演绎下，子民对上帝的背叛被当成了希伯来民族灾难的终极解释。

美国犹太文学对“父与子”的主题移位运用沿袭了传统的“父与子”的结构程式，即一般以父辈代表传统，子辈代表对传统的背离。而在演化运用中，父辈的涵义越来越宽泛，父辈因素成为一种宽泛的力量集合，从社会规范、社会力量到意识观念，从师长到家庭；子辈因素相应拓展为个体、家庭成员、个人意识等等，以致父辈对子辈而言就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要素。藉助这种对立要素的关系设置，文学家展开有关人类文化的哲学思考。

贝娄在《洪堡的礼物》中较为曲折地隐含了“父与子”这一主题，并对此进行了富于哲学意味的阐发。

人物原型

1、洪堡的人物原型：

小说中的诗人洪堡，是以贝娄最亲密的朋友、小说家艾萨克·罗森菲尔德和诗人德尔莫·施瓦茨为原型的，还杂有他的朋友、诗人贝里曼的成分。

2、西特林的人物原型：

主人公西特林的人物创作，在许多方面都取材于贝娄本人。索尔·贝娄于1915年出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郊的拉辛镇，父母是来自俄国圣彼得堡的犹太移民。1924年，全家迁往美国芝加哥定居。

西特林

查理·西特林则是俄国犹太移民的儿子，同时也是“受物质世界摧残的新一代艺术家的代表”。当年怀着高尚文学理想的大学生西特林意气风发，不辞辛劳坐了几十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专门去纽约追随洪堡，白天靠当推销员

维持生活，晚上则倾听洪堡的高谈阔论。他和洪堡一样酷爱文学，幻想“通过艺术与诗，用灵魂的最高无尚的权力”去消灭丑恶现象。后来，在洪堡的提携下，西特林进入大学担任了讲师，并以洪堡为原形创作了一部历史剧《冯·特伦克》。该剧在百老汇获得巨大的成功，西特林从此过上了奢华的生活。成名后的西特林在享乐纵欲的同时，也遭受了外界施加的种种压力与烦恼。无论是他的前妻丹妮丝，还是他的情妇莱娜达、社会流氓坎特拜尔，都将双手伸进他的腰包，想方设法榨取他的钱财。最终，西特林破产了，沦落到西班牙一家低级的膳宿公寓。

此外，物质的诱惑也侵扰了西特林内心中对艺术的崇拜、对严肃思想的追求，将他置于物质享乐与精神追求的矛盾冲突之中：他既沉溺女色，追求金钱、地位、权势，同时他又想造福人类心灵，想恢复艺术的信誉和权威。他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体累心疲，心烦意乱，以至于他不得不承认“我经历了宣传的高压，好像捡起了一根致常人死命的危险电线，又像处于宗教狂欢之中的乡下人玩着响尾蛇。”他无奈地感慨道：“‘我’的生活真是一团混乱”。他觉得全部问题是如此严重，无可回避而富有悲剧色彩，以至于他真心向往的结局就是躺下睡觉。物质社会的名、利、性诱惑、折磨与俘获了西特林，使得他几近精神崩溃的边缘。西特林为了防止自己精神崩溃，为了能在荒诞的世界中幸存，西特林大量运用“自由联想”的方法来探解根源、释放压力。

冯·洪堡·弗莱谢尔

洪堡出生于匈牙利犹太移民家庭， 20世纪30年代因发表《滑稽歌谣》而成为闻名全美的大诗人。他热爱思想史，热爱文学和机智的谈论，并试图把世俗的收益与诗的清高结合起来。他不懈地宣讲柏拉图的美的观念，坚定地恪守着传统的人道主义理想。

洪堡他对生活充满幻想，对诗歌具有天才般的热爱。洪堡的身上，呈现出一种诗人、思想家、酒鬼、药罐子、天才、抑郁症患者的复合特征。洪堡性格上的缺陷也使他在社会上步履维艰。他脾气粗暴且多疑，常常殴打自己的妻子，并怀疑她与西特林有染。妻子最后不得不离开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洪堡面临着物质力量的冲击，一种不可抗拒的巨大的物质压力使得他身上也沾染上了铜臭习气，他不惜以卑鄙的手段从西特林那里骗取金钱。然而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精神气质，使他不甘心沦落为物质的奴隶。因此他的生活充满了矛盾。他屈从于金钱、政治、法律、理性和技术所拥有的垄断权力和利益。

《洪堡的礼物》的主题思想：由于当代物质文明对精神文明的摧残，人将会失去本性，丧失信仰。

《洪堡的礼物》叙述了西特林从对洪堡的景仰、追随到背离、对立，再到重新理解洪堡的价值、恢复对他的尊敬这一历程。其中，具有对立性质的关系双方是西特林（“子”）及其原崇拜偶像作家洪堡（“父”）。两人不仅在个人事业、社会经济地位及命运等方面形成浮沉反差，且在思想意识上格格不入。小说开篇便提到“他（洪堡）常给‘我’引述《李耳王》中的诗句：城市里有反抗，乡村里有叛乱，宫廷里有政变，父与子的系带已经扯断，‘他特别强调‘父与子’这个意思，‘毁灭性的骚乱纷纷攘攘的伴随着我们，直到我们走进坟墓’。”故事的深刻之处在于将“父与子”二人开始时的和谐发展为对立，最后形成了一个互为替身的矛盾统一体。当西特林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热爱文学的年轻人时，洪堡已是声名显赫的成功诗人。他特别崇敬人道主义观念，幻想用诗歌、爱情、政治等一些大写的名词来战胜平凡的事物，用柏拉图式的美改造“实利主义的美国” 。他的诗“节奏明快，妙趣横生，纯正而富于人道气息” 。西特林追随洪堡，时常怀着渴慕的心情聆听洪堡的教诲。

但是，尽管洪堡心中拥有整个世界，他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却是对立的。早在成名之时，他就意识到自己“有成百万的冤家对头”；到了物质主义兴盛的20世纪40年代，他的思想和意识就成为过时的东西，他和他的作品都受到了冷落。与此形成讽刺对比的是，西特林依靠被导演改得面目全非的剧本竟一夜之间被抛向成功的顶峰。成名后，他得到了金钱、地位和女人，尝尽了成功的滋味。洪堡却从此一蹶不振，在接连不断的打击下，终于精神崩溃。两人的关系由和谐走向背离和对立。然而，无论是追随还是背离，西特林始终在精神上与洪堡进行沟通，把他当作自己“精神上的父亲” 。西特林在享尽了成功的同时，也体验够了现代疯狂的恶果，在精神异常痛苦和创作力日趋衰竭的情况下，西特林终于体会到，在这样一个物质与实利主宰一切的社会里，“诗人不会做子宫切开术，也无法把飞船送出太阳系”，因此，诗人和艺术都是无用之物。于是，他深切地理解了洪堡的不幸，明白了洪堡被疯狂致死的原因，并开始因自己对洪堡的背离而深感愧疚。小说中数次提到一个细节，西特林作为一个“新生的成功者”前往中央公园饭庄参加一次政治午餐时，洪堡作为一个“暴躁的失败者”却正在街头啃椒盐卷饼。

西特林有意避开了洪堡。尽管此时西特林已背离洪堡，却仍对他有着惜别之情。尤其在洪堡死后，西特林反复提到这件事，对此内疚良深，并忏悔地表白：“‘我’还是应走过去跟他谈谈。‘我’本该和他靠近些，而不应该躲在汽车后面。”西特林“追随洪堡近40年”，他在洪堡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作为一个艺术家在美国这样一个实利主义社会的命运，“如果你抛弃了功利主义和人生的正当追求，那你将会像这个可怜虫一样被关进贝莱坞（精神病院）” 。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自己变得荒唐起来了，具有冯·洪堡·弗莱谢尔的风度，久而久之，事情更明显了：他曾经是作为我的代理人而活动的。我自己是个镇定自若的人，曾经让洪堡代表‘我’疯狂地表现他自己，以满足我的某些愿望。”

西特林和洪堡二人的关系由此形成了互为替身的矛盾统一体。在“父与子” 这一具有历时性意义的模式里，以相互替身的共时性观点显示出人类本体的矛盾特征，揭示出生命自身的悖逆——整合属性。而且，替身的生成实际上蕴含着“我——他”的理论视角，暗示着对“自我”与“存在”问题的同时关注。贝娄以“父与子”模式中的对立统一因素作为理解人类生活的一般要素，借助故事的叙述生发关于世界的思考。贝娄透过故事中的两代作家在不同年代里的共同遭遇，揭示出美国社会，乃至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厄运。

洪堡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复苏时期登上文坛，那时他的作品还能受到褒奖，可是到了物质主义兴盛的40年代， 他就被社会遗忘乃至彻底抛弃了。西特林主要活动于20世纪50至70年代初期，这时期，由于战后美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得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出现扭曲。西特林在现实面前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这样，贝娄通过这两个带有历史连续性的形象，提出一种富于哲学意味的见解：由于当代物质文明对精神文明的摧残，人将会失去本性，丧失信仰，“父与子”的系带也会被扯断，随之，生活失去意义，社会就会沉沦。

叙事特色

第一人称同故事叙述者：《洪堡的礼物》之所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作者选择了第一人称同故事叙述者。这种同故事叙述者的最大特点是，第一人称赋予了他极大的叙述自由，使得结构开启自如，叙述张弛有度。整个故事由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娓娓道来，一气呵成，没有章节，一段故事与另一段故事之间由四个星号隔开，这在叙述结构上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创新。

叙述者“我”通过自由联想不停地在“过去”与“过去的过去”之间穿梭；然而，“我”的叙述自由是有限的，叙述者成功地控制着叙事速度，“不久前的往事”的主要事件虽然只有几天，因为是主要的情节，篇幅却占了十分之九。“很久以前的往事”时间跨度40年，所占篇幅不足十分之一。叙述节奏一快一慢，全由同故事叙述者“我”来控制。

为追求“我”的意识的自然流动，《洪堡的礼物》几乎将单一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贯彻始终，文本的内容从“我”的角度汩汩涌出，流出的是“我”的观察、“我”的感受，并受“我”的制约。叙述中任何一个片断均可生发出无数的枝叶，但这种枝叶不是无穷无尽、漫无边际的，叙述者会适时地跳出，利用“我”的权限帮助叙述接受者回到“当下”状态。

在文本中，叙述者“我”总是在用一只无形的手把叙述接受者从“过去的过去”拉回现实，即“过去”状态中，这只无形的手就是那张神奇的沙发“为了深入思考，‘我’在鹅毛沙发上躺下。”“就这样，‘我’坐在绿色的沙发上沉思着。”

“此刻，在这寒气凛冽、天空碧蓝的12月的早晨，‘我’仍然躺在我的绣花长毛绒的沙发上埋头沉思。”“当‘我’靠在绿色沙发的枕头上，一切便浮现在眼前。啊，生活究竟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又何在？”“‘我’仍然斜躺着，紧紧抓着松软的沙发，回顾那绚丽多彩的几个星期。”就这样，“沙发”成了叙述者手中的一个道具，一个货真价实的道具，叙述者借助它的威力悠然自得地徜徉在时光隧道里，将“过去”与“过去的过去”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这些往事被缝合得天衣无缝，就像一块浑然天成的彩虹。

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叙述接受者面对的是一个身为故事中主人公的叙述者西特林，他与故事之间的距离因而被大大缩短，叙述者与人物合一，就使读者如听当事人侃侃而谈，内容均为叙述者的亲见、亲闻、亲感，故鲜明生动，真切感人，读者的思想感情很容易与人物的命运产生共鸣，因而实现小说文本的“伪真实” 。

然而，叙述接受者面对小说主人公西特林十分个人化的倾诉时，他的任务不仅是倾听，而且要理解，他不再完全处于接受的地位，他的这种被迫介入地位最终会通过叙述接受者的中介传达到读者身上，使读者被迫对于文本中向自己倾诉的人物作出自己的判断：读者在接受和判断上被迫介入的程度增强了，最终势必通过对西特林的倾诉进行“去伪存真”而参与到文本之中。

这样就从叙述学的角度实现了接受美学所极力倡导的“文学作品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这一创作原则和审美理想，增强了叙述的艺术感染力。

《洪堡的礼物》小说是以主人公兼叙事人西特林追忆往事的方式逐渐展开的。往事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

是不久前的往事，另一部分是“往事中追忆到的往事”。在文本中，主要描写的是主人公生活中很短的一段经历，也就是不久前的一段往事，时间跨度仅仅四个多月，主要事件其实只有几天，芝加哥四五天的生活占去了全书的一大半，接下去纽约两三天，德克萨斯两天，马德里尽管有两个月时光，但篇幅很短，最后在纽约四月的一天结束。

然而往事中追忆到的往事却长达半个世纪，从20世纪20年代西特林的童年到70年代洪堡的遗骨重新安葬。两种时间的交错，多种场景的转换，使人感到眼花缭乱，扑朔迷离，宛如圣诞节前夜芝加哥街头的彩灯。节奏的急促仿佛把人带到了纽约街头，所以繁复的叙事手法与所叙的纷纭事件真正做到了相得益彰。重要的事件又不断重复，如西特林在纽约街头远远望见洪堡的情况，洪堡死亡的消息，正好反映了一个人念念不忘、深感内疚的心理状态。自由联想一环扣一环，越拖越长，越扯越远，但决不是胡乱堆积。它的条理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不久前的往事是主干，往事中的回忆和联想是大小枝杈和树叶，所以既能放得开，也能收得住。例如，西特林看见自己的汽车被砸，便推断这件事是坎特拜尔干的，而他跟坎特拜尔是在斯威贝尔家打牌时认识的。这样，又牵涉到斯威贝尔的性格、经历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由于西特林和威斯贝尔的交往受到妻子丹妮丝的刁难，于是又引出了丹妮丝的性格和身世。可见支离破碎、杂乱无章的表象是经过作者精心安排的。统观全书，前三节自成一个单元，可以看成小说的序曲。在这三节里，西特林扼要地回顾了洪堡的一生，并且为洪堡给西特林的礼物埋下了伏笔：“他毕竟在遗嘱里给‘我’留下了一些东西，‘我’继承了他的遗产。”从第四节“现在谈谈目前的情况，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十足的当代生活”起，故事进入不久前的过去，这是小说的主体。最后一节可以看作小说的尾声。可见在繁乱中还是可以理出头绪来的。因为在“朦胧晦涩、杂乱无章的表层结构下面潜伏着一种坚实严谨、完美和谐而耐人寻味的深层结构。”复杂的结构就是为了表现复杂的内容，奇特的鞋就是为了适应奇特的脚。

西特林是这样追怀他的亡友的：“俄耳甫斯，新移民的儿子，以其歌谣崛起于格林威治村。他热爱文学和机智的谈论，热爱思想史。一个魁梧的翩翩少年，把象征主义同俚言俗语熔于一炉，又博采叶芝、阿波里奈、列宁、弗洛伊德、莫里斯·R·科恩、格特鲁德·斯坦诸家，以至棒球战术和好莱坞流言，而融会贯通。他把科尼岛带进爱琴海，把野牛比尔同拉普斯廷联合起来，他要把艺术圣典与工业化的美国作为平等的力量联在一起。”

这种包罗万象、博览贯通的行文风格正是《洪堡的礼物》的作者孜孜以求的东西，把博大精深的文化知识与切实可行的市井智慧融为一体正是贝娄作品突出的特色。

传统小说家在叙事的过程中总忍不住要大发一番议论，精辟固然精辟，但莫名其妙地将故事打断，给人一种油水分离的感觉。在这一方面，贝娄的成功在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叙事人，一个知识渊博、想象力丰富的名作家。除了主人公兼叙事人的行动、观察、思考外，小说中还巧妙而自然地穿插了一些故事、书信、文章提要，也不显得枝蔓。所以要把如此纷繁的头绪织成一幅浑然天成的虹锦，非大手笔绝不可为。没有贝娄的文化素养和文字功力是根本做不到的。以名作家身份出现的主人公对人对事的评论真是一针见血，使作品的主题思想和人物性格一目了然，使批评家在这方面的分析几乎成了多余。如西特林在谈到洪堡失败的根本原因时是这样说的：“俄耳甫斯感动了木石，然而诗人却不会做子宫切除术，也无法把飞船送出太阳系。奇迹和威力不再属于诗人。”

主人公兼故事叙述人西特林就是生活在荒诞社会里的一个典型的具有现代意识的喜剧人物。如西特林为了在百老汇获得成功，任凭导演把他的剧本改得面目全非，细想起来便感到“充满了罪过和耻辱”。即便如此，他还是尽情享受它所带来的物质利益。在他飞黄腾达的时候，有一次他在街上看到满身尘土、面如死灰的洪堡拿着一条椒盐饼当饭吃，为了怕有失身份，他赶紧躲在一辆汽车的后面，避开曾提携过他的恩人。洪堡去世的消息使西特林深受刺激，他开始反省自己的过去。他一改先前与上流人物周旋的习惯，跟代表正统势力的妻子离异，潜心于“高级心理工作”，同时参加体育运动，跟商品经纪人、绅士加流氓一类的人物打壁球，“努力增加意识能力”，在粗俗的流氓身上寻找“心理上的代表”，使爱好刺激的心灵得到满足。一方面一头扎进一个性感的敛财娘的怀抱，过着花天酒地的日子；一方面又潜心于人智学，成天跟死人进行心灵上的交流。

在荒诞不经、危机四伏的现实面前，西特林所做的一切显得既滑稽可笑又无可奈何。在这个社会里，堂堂的大诗人穷困潦倒、悲惨地死去，严肃高尚的诗歌被人淡忘，不经意的游戏之作却可以轰动世界；闻名世界的作家在情场上竟然成了丧事承办人的手下败将；黑社会的瘪三可以娶博士生做老婆；只要有了钱，科学技术可以把人的心脏像马达一样关上修理。所以西特林把这种外部世界总看作是偶然的、没有确定性的、无意义的、荒诞的、与个人敌对的、疏远的，把人类、社会、外部世界、科学技术等个人以外的一切都看成压抑自己的力量，而采取不信任或者敌视的态度。因此他力图摒弃现实世界，穷究不死的灵魂。既然是这么一种人生观，因此他对自己采取一种自嘲的态度，更何况自嘲也是犹太文学的一个传统。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的人几乎都是小丑，就连他自己、他哥哥、诗人洪堡也概莫例外，个个都是金钱手中的玩物。所以他也就用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一切，对打击侮辱能够想得开,当然也能受得住。

相反，诗人洪堡则太认真、太执著，在一个物欲横流的国度里，却一心要当一位诗人，结果连他自己也觉得“像个孩子，像个小丑，像个傻瓜。”这些喜剧效果总是由应当如何与实际如何的强烈反差来取得的。如诗人洪堡为了谋取大学诗歌教授的职位居然不顾常规，没有预约，擅自闯进办公室去找权威。事情办成后忘乎所以，满嘴脏话，追逐一个女孩，要用做爱的办法来庆贺他的成功。重新安葬洪堡本来需要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可是一个老态龙钟的人却公鸡打鸣似地唱了一段歌剧。要做心血管移植术的尤利克在生死未定的时候居然还“大唱资本主义的赋格曲”。

西特林心爱的宝贝汽车被砸本来是件极其痛心的事，可是他嘴里却空喊报仇报仇，实际上却做起一种瑜珈功，用倒立的办法来排遣痛苦。西特林半夜三更赶到马德里里茨饭店与情人相会，心急火燎地等来的却是情人的母亲和情人的儿子。

文学作品是语言艺术，喜剧效果一定离不开个性突出、印象强烈的喜剧语言。例如，西特林在反省他的过去时，承认“‘我’经历了宣传的高压,好像捡起了一根致常人于死地的危险的电线，又像处于宗教狂欢之中的乡下人玩

着的响尾蛇。”此外，还有极其夸张的比喻，历史是一场“洪堡想在其中睡一夜好觉的恶梦”；芝加哥：“一座没有文化却渗透着‘思想’的城市”；金钱：“充当灵魂的丈夫的美元”，这种充满戏剧性的语言俯拾即是，不胜枚举。要产生喜剧效果必须采用喜剧性的语言，同样，作者追求场景多变、节奏迅速便大量使用简短的句子。

《洪堡的礼物》展现了一幅当代美国社会的风俗画。无论街道、建筑，还是汽车、服饰、发型，没有一个名称牌号是虚构的，就连以真人为原型的小说人物也在真人真事的环境中生活。《洪堡的礼物》是一幅规模壮阔的美国社会的全景图。下自流氓无赖，上到总统议员，从白宫到鸡毛店，从神秘主义者向往的“高超境界”到黑手党控制的赃物销售店，诗人学者、文化骗子、大款赌棍、法官律师、精神病医生、敛财娘，等等，各色人物，应有尽有。

《洪堡的礼物》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创作方法有机结合的经典之作。在《洪堡的礼物》中，贝娄既坚持了现实主义传统展示了传统风俗小说家的专长，逼真地描绘了外在的现实，又汲取了现代派的一些创作方法，如自由联想、时序颠倒、线索交叉、场景跳跃等，发挥自己独具的匠心，把一些情节和事件巧妙地穿插在对人物的心理描写中，对内在的精神世界进行了多层次的文化探讨。

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小说《洪堡的礼物》刻画了美国知识分子在科技、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浪潮中，迷失自我，备尝世态炎凉，深刻揭示了物质世界对精神世界的摧残。本文试以洪堡为例，从社会和个体两方面深入剖析造成他人生悲剧的原因，进而指出，主体人格的分裂是造成洪堡悲剧的根本原因，而社会为人格分裂的养成提供了足够的养分。

索尔·贝娄在作品中借助纷繁似藤蔓般的叙事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繁荣但荒谬的现代世界。作为主体的人在物质、精神的选择上顾此失彼，往往不能兼得。社会和人本身共同创造了分裂的主体人格。在揭露物质生活对精神文明的压迫和说明当代知识分子面临的危机方面，《洪堡的礼物》是反映当代美国生活的一面镜子，映出了各色人等在物质利益面前的种种表现。作品的深层意蕴就在于唤醒人们那浸淫于物质世界，已变得麻木的灵魂，重塑社会的精神文明和伦理道德。

——李长亭（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洪堡的礼物》是一部描写浮士德式的美国作家以自己的无奈的心灵与强大的实用主义世界对抗的悲喜剧。

贝娄没有将主人公洪堡和西特林描写成两个简单的悲剧人物，而是以幽默嘲讽的笔调将他们刻画为“精神的流浪汉”，“一切处于矛盾中且又精神脆弱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既崇敬文化的神圣，也追求金钱的魅力；既向往柏拉图式的精神美，也耽于肉欲的满足；他们既不能忍受失败，也承受不住成功。他们的遭遇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他们的遭遇象征着“整个文化界的精神危机以及现代人的精神苦难”。通过描写洪堡和西特林两代美国艺术家的不同人生，索尔·贝娄向读者展现了美国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所遭受的万般痛苦与彷徨及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种种矛盾、冲突，深刻揭示了实利主义对艺术心灵的无情摧残和腐蚀。同时，通过对作品中两位主人公在荒诞世界中的精神探索及结局的刻画，贝娄表达了自己对艺术家及现代人类生存模式的思考：艺术家们应该恢复艺术想象力，保持自己的高洁，不要被实利主义击倒，艺术家们“必须为生活而斗争，为自由而斗争，和其他个人一

样——为正义和平而斗争”；生活在荒诞不经、危机四伏的世界上的现代人类固然应注重成功，但更应摆脱传统习惯势力和常规观念的束缚，通过恢复想象力保持生命的本真、赎回自己的身份，因为即便在最为混乱的状态，也仍然存在着导向灵魂的通道，“也许它是难以发现的，但这一通道却永远存在”。

——曹曦颖（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美国作家，被称为美国当代文学发言人。他出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郊的拉辛镇，父母是来自俄国圣彼得堡的犹太移民。1924年，全家迁往美国芝加哥定居。1933年考入芝加哥大学，两年后转学到西北大学，1937年在该校毕业，获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除担任过一段时间的编辑、记者及在商船上短期服役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学里执教。

主要作品有：《两个早晨的独白》、《奥吉·马奇历险记》、《雨王汉德森》、《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洪堡的礼物》等。1976年，他以“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