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玉皇顶玉皇庙门前有一座高6米，宽1.2米，厚0.9米的石碑。碑顶上有石覆盖，石色黄白，形制古朴浑厚。奇怪的是，碑上没有一个字，因而被人称为“泰山无字碑”。正因为它没有留下文字，所以此碑究竟是何时、何人所立，便成为一个疑问。

有关此碑，人们曾作多种推测。明、清两代，有不少人认为它是秦始皇所立，立碑之意在于焚书。他们在赋诗吟咏时表述了上述看法。如明代王在晋称：“东海长流石未枯，山灵爱宝隐元符；纵教烈焰焚经史，致使秦碑字也无。”清代乾隆皇帝更断言：“本意欲焚书，立碑故无字；虽云以身先，大是不经事。”不过，核以史实，这种看法颇难成立。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秦始皇第二次出巡，与原鲁国的儒生讨论封禅望祭山川的事情，于是“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刻所立石，其辞曰：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同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可见，秦始皇在泰山上所立之碑是刻有文字的，并不是无字碑。再说，焚书之举是秦始皇在三十四年（前213）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议后施行，因而不可能在六年之前就有了焚书的计划，并为此立无字碑。

于是，又有人提出另一种推测，认为此碑原本是有字碑，后经过长期的风雨侵蚀，原有的文字被风化剥落殆尽，以致成了无字碑。但这一看法也有问题。从现存的无字碑看，风化的情况并不严重。而且它在宋代已被称为无字碑，秦代所立的有字泰山碑，在宋代尚能辨认出一百四十六字，如果无字碑也是秦代所立，那么到宋代不可能剥蚀得一字不存。

由于上述两种说法都难以成立，又有人推测，此碑很可能是汉武帝所立。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前往泰山封禅，“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可见，汉武帝确实曾在泰山顶上立过石碑，而且史书上没有说他曾“刻石”，因此说“无字碑”为汉武帝所立，不是没有理由的。清代顾炎武即在《山东考古志补录·辨无字碑为汉碑》中，否定无字碑为秦碑的说法，力主无字碑系汉武帝所立。他论证说，《史记》记载秦始皇刻石，无不先言立石，后言刻石，“立”和“刻”都作了明确记载。如果秦始皇在泰山别立一座不刻文辞的无字碑，《史记》不可能不加记载。同样，如果汉武帝在泰山立石后，又刻上文辞，《史记》、《汉书》也不可能不记载。顾炎武的看法是颇有说服力的，但人们对此说还是存有一些疑问，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怎么会只立一座无字碑，而不利用这一机会在碑上刻以文辞为自己歌功颂德呢？这毕竟与汉武帝的性格不太符合。显然，在找到确凿的证据以前，无字碑之谜还无法真正解开。

无字碑，位于泰山极顶玉皇庙山门前八米处，因通体无字，故俗称无字碑。通石由石柱、顶盖石和顶柱石三部分组成。石柱高499.5厘米；左右二侧面上宽约69.3厘米，下宽约83.2厘米；前后二面上宽约110厘米，下宽约124.7厘米，四隅棱面宽皆约6.93厘米。石柱之下无榫，直接下寝于自然石穴内。顶覆顶盖石，呈覆斗形，类似四阿顶式屋顶，高40厘米；斗沿厚13.8厘米，东西长166.4厘米，出檐28.2厘米，南北宽约97厘米，出檐13.8厘米。顶盖石无任何纹饰，其石质与石柱同，皆为花岗岩质。顶盖之上为顶柱石，高60厘米，东西宽约30厘米，南北厚约20厘米，最顶部略呈圆形，亦无纹饰，其石质为石灰岩，疑为后人更换。因此石无一字痕可考，故对立石人及立石时间等众说不一。世人多传为秦始皇立，说秦始皇功德难铭，又焚书黜字，故所立石也“一字不錾”。也有人认为此石的长短广狭制度与《秦琅琊刻石》极相似，由此推断此石为始皇立。唯明清之际的学者顾炎武力辨众说，改定为汉武帝立。他在《日知录》里说：“岳顶无字碑世传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书，高不过四五尺，而铭文及二世诏书咸具，不当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无此说，因取《史记》反复读之，知为汉武帝所立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上泰山，立石，封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有文字之证，李斯篆是也。《封禅书》云：‘东上泰山，泰山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上遂东巡海上。四月还至奉高，上泰山。’而不言石刻，是汉石无文字之证，今碑（指无字碑）是也。《后汉书》亦云：‘上东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巅。’然则此无字碑明为汉武帝所立，而后之不读史者，误以为秦耳。”郭沫若先生亦主此说，他的《登泰山观日未遂》诗云：“夙兴观日出，星月在中天。飞雾岭头急，稠云海上旋。晨曦光晦若，东辟石巍然。摩抚碑无字，回思汉武年。”笔者认为，世人称无字碑为始皇立，仅传说而已，并未提供足够的证据；顾炎武改定为汉武帝立，也仅是依《史记》、《后汉书》中的某几句话，若全面考查有关历史记载，许多史实与顾炎武的说法相悖，难以圆其说。本文拟就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再予以讨论，以求得出一个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一、汉武帝登封泰山的立石究竟有无文字，这是断定无字碑是否为汉武帝立的关键。顾炎武在考查这一问题时，尽管自称“取《史记》反复读之”，说“后之人不读史，误以为秦耳”而实际上他并没有全面考查有关历史记载，只是片面强调《封禅书》只言“上石立之泰山巅”，不言石刻这一事实，却有意或无意忽视了以下两个重要情节。

其一，在《史记·封禅书》里，司马迁不仅对汉武帝登封泰山的记载只言“上石立之泰山巅”，不言石刻；对秦始皇登封泰山的记载，也是只言“上自泰山阳至巅，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同样不言石刻。按顾炎武的推理方法，秦始皇的立石也应无文字，这显然与事实不符。由此可见，不言石刻不等于立石无文字。

为什么司马迁同是记载秦始皇登封泰山的事件，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既言“立石”，也言“刻所立石”，而在《史记·封禅书》里，却只言“立石”，不言“刻所立石”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弄清“立石”、“刻石”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所谓立石，马第伯《封禅仪记》云：

“一纪号石，高丈二尺，广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

由此可见，纪号石名曰“立石”。立石有固有的尺寸，必须经过雕刻加工，并非因其自然，所以刻石的意义也就在立石的含义之中。立石的目的是什么呢？应劭《风俗通义》又作了具体说明：

“封者立石高一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礼，立身以义……。’坛广十二丈，高三尺，阶三等。必于其上，示增高也；刻石纪号，著己绩也。”班固《白虎通·封禅篇》亦云：“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禅梁父之基，广厚也；皆刻石纪号者，著己之功以自效也。”

上述记载使我们进一步明确，在班固、应劭所处的时代以前，凡封禅泰山的帝王皆有立石，立石必刻辞，立石的目的是为了刻文字纪功绩，即所谓“纪号”。所以立石、刻石、纪号石三者的含义基本相似，而司马迁、班固等史家在使用这些词句时，依据不同情况各有所用。一般说来，在记载帝王登封泰山事件时，若著录立石铭文，则先言“立石”，再言“刻石”、“刻所立石”，后言“其辞曰”，或统言“立石刻，其辞曰”。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凡记始皇立石七处，除峄山立石外都著录其铭文，故记载方法皆如上说。峄山立石也刻有铭文，司马迁为什么不予著录，有待进一步考查（详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如果在有些场合不需要著录铭文，则只言“立石”，不言“刻所立石”。《史记·封禅书》共记载汉武帝、秦始皇登封泰山事件二例，之所以只言“立石”，不言“刻所立石”，并不是因为立石无铭文，而是由于未著录铭文。《史记·孝武本纪》、《汉书·武帝纪》、《汉书·郊祀志》和《后汉书·祭祀志》对汉武帝登封泰山的记载都是如此。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顾炎武单凭《封禅书》不言“刻所立石”这一事实，就断言汉武帝立石无文字，这一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其二，汉武帝立石刻有铭文，并非无字。据《后汉书·张纯传》记载：“中元元年（公元56年），帝乃东巡岱宗，以纯视御史大夫从，并上元封旧仪及刻石文。”张纯所上的元封旧仪即汉武帝元封元年登封泰山的礼仪，其刻石文即指汉武帝立石的铭文。此铭文，司马迁修《史记》未予著录，班固修《汉书》也未予著录，到了东汉末年，泰山太守应劭才把汉武帝的立石铭文详细著录在《风俗通义》第二卷里，使之得以留传后世。此后颜师古注《汉书》，即引用应劭著录的铭文作为汉武帝登封泰山的注解，刘昭补并注《后汉书·祭祀志》时，又引用此铭文作为汉武帝“上石立之泰山强”的注解。《风俗通义》尚存，现将其记载的武帝立石铭文摘录如下：

“封者立石高丈二尺，刻之曰：事天以礼，立身以义，事父以孝（颜师古注引为‘事亲以孝’），成民以仁（颜师古注引为‘育民以仁’）。四守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

应劭，字仲瑗，东汉汝南郡南顿县（今河南项城县境）人。汉献帝初平元年至兴平元年（公元190—194年）任泰山郡太守，同时撰写了《风俗通义》一书。他熟悉两汉的典章制度，勤于著述，一生除著有《风俗通义》外，还撰有《中汉辑叙》、《汉官仪》、《礼仪故事》和《汉书集解音义》等。后人普遍认为，“汉代朝廷制度、百官仪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记之”。汉武帝立石铭文之所以不亡，亦应归功于应劭。应劭任泰山太守的时间，距汉武帝登封泰山仅三百年，当时武帝封禅遗址及立石铭文肯定仍有迹可寻，他著录的铭文应当说是可信的，所以才被后来的颜师古、刘昭所引用。有人认为应劭著录的铭文非武帝所为，有可能是秦始皇、光武帝或汉章帝、安帝所制，笔者以为非。据历史记载，应劭所处时代以前，在泰山立石的帝王只有秦始皇、汉武帝、光武帝三人，其他帝王虽然来过泰山，但未见其有立石的记载。秦始皇、光武帝的立石皆另有铭文在，且始皇为了合“五德之数”，“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史记·秦始皇本纪》），其立石铭文绝不会有“立身以义，成民以仁”的辞句出现。应劭著录的铭文为汉武帝所制无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顾炎武所回避的两个事实，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汉武帝的立石并非无字，无字碑不是汉武帝立。

二、从形制看，无字碑不属于碑碣，而是石阙。关于碣与碑的形制，许慎《说文》云：“碣，特立之石也。”此解之为“立石”。又云：“碑，竖石也。”

许慎并未指出碣与碑的具体形制，唐李贤注《后汉书·窦宪传》又作了具体说明：

“方者谓之碑，圆者谓之碣”。

此说甚是。所谓碣，皆指上小下大，上圆底平，文字环刻于四周的刻石。秦始皇刻石纪功，大开立石之风，其所立石皆为碣。与无字碑相比较，碣的顶部无石盖和顶柱石，无字碑则有；碣的四周刻有文字，无字碑则无。所以无字碑不属于碣。所谓碑，是指方形和长方形的竖石。起初，碑多立于宫、庙门口或墓道口，用以测日影、拴牲口或用以引棺木下墓穴，后来逐步发展为在碑上刻文记事。至东汉，刻辞之碑代替了碣，其形制也渐趋统一，但在东汉以前未见有碑上覆石盖和顶柱石的记载。由此可知，无字碑实际上不属于碑。

再看石阙的形制，它主要由三个部位组成。中部为阙柱，有四个面，多为长方形或略呈梯形，无字碑亦如是；下部为柱础，闻柱之下无榫，一般将阙柱直接下寝于柱础内，无字碑也是这样；阙柱之上有顶盖，多为屋形出脊，其最顶部有顶柱石，无字碑也与此基本相似。

从以上比较可以断定，无字碑既不属于碑，也不属于碣，而是石阙。所谓无字碑，俗称而已。

三、无字碑是秦始皇登封泰山所立的石阙。其主要依据有二：

其一无字碑的长短广狭制度符合秦代“数以六为纪”的制度。经现场测量，泰山无字碑四隅棱面宽6.93厘米，合秦尺三寸；左右二侧面上宽约69.3厘米，合秦尺三十寸，下宽83.2厘米，合秦尺三十六寸；前后二面上宽110厘米，合秦尺四十八寸，下宽124.7厘米，合秦尺五十四寸；石柱高499.5厘米，合秦尺二百一十六寸；顶盖石东西长166.4厘米，合秦尺七十二寸，南北宽97厘米，合秦尺四十二寸，下檐厚13.86厘米，合秦尺六寸。在以上实测的九组数据中，六为本身数，三为六的减倍数，其余的三十、三十六、四十二、四十八、五十四、七十二和二百一十六，分别为六的五倍、六倍、七倍、八倍、九倍、十二倍和三十六倍，即都是六的加倍数，这一规律正符合秦代“数以六为纪”的制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始皇推五德终始之传”（谓五行之德终始相次），以为“周为火德”，“秦既灭周”，“能灭火者水也”，故秦为水德。水，北方，黑，终数六。故“衣服旌旄节旗皆尚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详见《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规定的“数以六为纪”的制度，是否贯彻于其他领域，有待进一步考查，但从现存秦代的刻石资料看，凡涉及到数，都严格遵守“数以六为纪”的制度。现再略举几例：

1．据清阮元《山左金石志》记载，《秦琅琊刻石》的长短广狭为：

南北厚二尺五寸（清尺），合秦尺约36寸。

前后面上宽约三尺，合秦尺约42寸。

前后面下宽约六尺，合秦尺约84寸。

高一丈五尺，合秦尺约216寸。

以上的三十六、四十二、八十四和二百一十六，分别是六的六倍、七倍、十四倍和三十六倍，误差不超过±1.5寸，基本符合“数以六为纪”的制度。

2．《秦泰山刻石》的二十二个字行在四个主面上的分配，也符合“数以六为纪”的制度。据宋刘跂《秦篆谱序》记载，始皇刻辞共十二行，分别刻于西、北、东三个面上，西面刻六行，北面刻三行，东面刻三行，形成六、三、三的格式；十年后二世胡亥即位，又在同一立石的空闲处补刻二世诏书及随从大臣衔名，计十行七十八字，在东面补刻三行，在南面刻六行，最末行“制曰可”三字刻在西南棱面上。补刻后全部字行在四个面的分配成为六、三、六、六的格式，也符合“数以六为纪”的制度。

3．经详细考查，秦始皇七处刻辞的句、韵、段的组合格式，也严格遵守“数以六为纪”的制度。《秦泰山刻石》、《秦峄山刻石》、《秦芝罘刻石》、《东观刻辞》和《碣石刻石》的铭文，都是三句为一韵，六句为一段，形成六段、十二韵、三十六句的格式。《碣石刻石》的铭文，司马迁只著录九韵，疑脱录三韵。《秦会稽刻石》的铭文为十二段、二十四韵、七十二句的格式。《秦琅琊刻石》虽然二句为一韵，但仍然是六句为一段，形成十二段、三十六韵、七十二句的格式。

以上事实足以说明，秦始皇时期刻石的铭文格式、字行排列和立石的高宽尺寸等，都严格遵守“数以六为纪”的制度。无字碑的长短广狭既然符合这一制度，它必定为始皇所立。

其二，从无字碑所在位置分析，马第伯《封禅仪记》所记载的始皇石阙就是无字碑。马第伯是东汉光武帝登封泰山的侍从官，他自称在光武帝登封泰山之前，于建武三十二年二月（公元56年）与七十人先上山视察封禅坛等设施，他记载说：

“早食上，晡后（下午三点到五点以后）到天门（指今南天门）。郭使者（即郭坚伯）得铜物。铜物形状如钟，又方柄有孔，莫能识也，疑封禅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阳名通。东上一里余（指从南天门东上。汉代一里为三百六十步，每步六尺，每尺合0.231米，一里约合498.96米），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时神也（经现场测量，从南天门东上至碧霞祠为五百四十米，与马第伯所说一里余符合，由此推知，木甲神的位置在今碧霞祠处）。东北百余步（指木甲神东北。百余步，合今138.6米余），得封所（从下文看，此指光武帝封禅台之所。据测量，从碧霞祠大殿到玉皇庙山门的直线距离为144.66米，与马第伯所记百余步符合，故知光武帝封禅台的具体位置在玉皇庙山门前后。清乾隆年间补刻的“古封禅台”标志碑仍立玉皇庙院内），始皇立石及阙在南方（立石，指《秦泰山刻石》。阙，系坛上石，即现存的无字碑。在南方，指光武帝封禅坛的南方，即玉皇庙山门以南。据测量，玉皇庙山门前为南北长八米的平台，平台下为无字碑，无字碑前为南北长10.4米的方形平台，再南为高约20米的悬崖。由此可知，无字碑前之平台即始皇封禅坛，无字碑即始皇封禅坛北边的石阙。），汉武在其北（指汉武帝立石及阙在光武帝封禅坛之北）。二十余步得北垂圆台（指光武帝封禅坛以北二十余步，合27.72米。北垂，即北边。圆台，即汉武帝封禅台。据测量，玉皇庙山门至庙院最北沿长28.5米，再北为悬崖，形似圆台，与马第伯所记“二十余步得北垂圆台吻合），高九尺，方圆（即周围）三丈所，有二陛。人不得从，上从东陛上。台上有坛（按古制，台为圆形，坛为方形，象天圆地方），方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维有距石（四维，指方坛的四个角。四维距石，即维系大地的地维。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天有九柱支持，地有四维系缀），四面有阙（四面，指方坛的四个边，阙，象通往天宫的四个大门）。

以上马第伯记载的几个主要地段的距离比较准确，与实测的结果基本一致，这可能与他专为皇帝封禅作准备有关。从他的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出，秦汉封禅坛皆在岱顶玉皇庙院前后。光武帝封禅坛在玉皇庙院山门附近，汉武帝封禅坛、立石及阙在庙院最北沿，始皇封禅坛及阙在山门以南八米的平台上，现存无字碑即始皇封禅坛北边的石阙，用以象征通往天宫的北大门。

立阙以为门，在秦始皇时期不只泰山一例。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三十五年建阿房宫，“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并“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汉书·地理志，东海郡》亦载：“朐，秦始皇立石海上以为东门阙。”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称：“游水又东迳赣榆县北，东侧巨海，有秦始皇碑在山上，去海一百五十步，潮水至，加其上三丈，去则三尺。所见东北倾石，长一丈八尺，广五尺，厚三尺八寸……。”《宝刻类编》亦有“海州有始皇朐山碑”之记载。按赣榆、海州、朐山皆在今江苏省连云港市附近。朐，即朐县，秦置，治所在今连云港市西南锦屏山侧，汉属东海郡，北周建德六年改名朐山。赣榆，位于江苏省东北角，与山东接界，在连云港市西北，今属连云港市。海州，古州名，治所在今龙沮（今连云港市灌云西南），北齐移治朐县。由此可知，上述文献所记载的“始皇立石”、“秦始皇碑”或“始皇朐山碑”，都是指始皇三十五年在东海边朐县境内所立的石阙，以作秦东门之标志。从《水经注》的记载可知，此阙在北魏时期已经倾倒，对其顶盖石、顶柱石的具体形制已无从查考，所以郦道元只记载了阙柱的长为一丈八尺（约合4.99米，），广五尺（约合1.39米，合秦尺约60寸），厚三尺八寸（约合1.11米，），这些数据说明，朐山石阙的形制与无字碑基本相似。不难看出，朐山石阙亦是断定无字碑为始皇所立的有力旁证。

综上所述，所谓泰山无字碑，俗称而已，实为石阙。它是秦始皇封禅坛上北边的石阙，非汉武帝所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