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本公司商标法本公司（I.G. Farben AG），全称为“染料工业利益集团”（Interessen-Gemeinschaft Farbenindustrie AG）。建立于1925年，曾经是德国最大的公司及世界最大的化学工业康采恩之一，总部设在莱茵河畔法兰克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盟国勒令解散，于1952年进行清算，拆分为阿克发公司（Agfa ）、拜耳公司（Bayer）、BASF（巴登苯胺及苏打工厂股份公司）和赫斯特公司等10家公司。法本公司解散后，其股票仍在德国证券市场上交易，法律上的法本公司作为原有财产的控股人，直至2003年才宣布破产。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原法本公司总部1904年，3家德国化工、 制药及染料公司组成合作关系，这三家公司是：

阿克发公司/Agfa（Aktiengesellschaft für Anilinfabrikation Berlin）

巴斯夫公司/BASF（巴登苯胺及苏打工厂股份公司/Badische Anilin- und Sodafabrik Ludwigshafen）

拜耳公司/Bayer（Farbenfabriken vorm. Friedrich Bayer & Co. Elberfeld）

这种商业合作的方式避免了公司之间的恶性竞争，共同分享技术成果，与当时流行于美国的托拉斯相似。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加强对化学工业的军事指导，在德国政府授意下，另5家利用煤焦油制造合成染料的公司于1916年参加了这一利益集团，它们是：

卡塞拉公司/Cassella（Leopold Cassella & Co., GmbH, Frankfurt）

格里斯海姆电子化学工厂/Chem. Fabrik Griesheim-Elektron, Griesheim

韦勒化学工厂/Chem. Fabriken vorm. Weiler ter Meer, Uerdingen

赫斯特公司/Hoechst（Farbwerke vorm. Meister, Lucius u. Brüning, Höchst a. Main）

卡勒公司/Kalle（Kalle & Co. AG, Wiesbaden-Biebrich）

该集团内的各家公司都保持独立的地位，其股票单独交易，各自结算利润，但统一调配生产原料，垄断了德国的化学工业市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化学家卡尔·博施和弗里茨·哈伯发现了利用氮气制造氨的方法，大量制造炸药原料硝酸钾，其研究人员还研制出毒气。

1925年8月，在博施的提议下，8家公司正式组成了法本公司，即“染料工业利益集团”，博施担任董事会主席，购买了利用煤炭氢化法制造人工合成燃料的专利。1926年，法本公司在莱比锡附近的洛伊纳建造了第一家人工合成燃料工厂。

1931年纳粹党上台之前，法本公司向纳粹党和希特勒提供了大笔赠款，帮助其竞选。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其收益从1932年的4800万马克猛增至1943年的8.22亿马克。

1933年，初掌大权的希特勒意识到传统经济学家们对此次危机的成因和对策知之甚少，他与几乎同时登上历史舞台的罗斯福走上了异曲同工的改革之路：他们蔑视传统，注重生产，并加大了针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更重要的是，他继承并加速了德国工业的集中化进程。到1939年，6大垄断组织(赫尔曼·戈林、克虏伯、联合钢铁公司、IG法本公司、西门子和电气总公司)拥有员工230万，占德国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1/3。尽管经历了随后惨烈的战火，但这依然奠定了德国工业优势部门强大的基础。

“希特勒预见到了现代经济政策。”经济学家加尔布莱斯曾这样评论，“他认识到，只有同时控制工资和价格才能迅速制造就业。一个受经济恐惧压制已久的国家，必然会热烈响应希特勒的号召，就像美国之于罗斯福。” 但希特勒深知，现存版图根本无法帮助德国实现自足。作为应对之道，他做出了两个选择：对外出兵和发展合成技术。前者成为20世纪最惨痛历史以及第三帝国崩盘的序曲，后者则为德国乃至全球化工行业的发展吹响了冲锋的号角。其中最大受益者，是IG法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

战火中IG法本公司大量生产的合成燃料和合成橡胶，使德国冲破了资源瓶颈。此外，德军100%的甲醇和润滑油、80%的炸药、70%的黑火药和35%的硫酸也都出自IG法本公司。这时的IG法本公司几乎成了盟军的心腹之患，在1943年的1份报告中，美国参议院曾这样评价IG法本公司，“如果没有IG法本公司，就不会有希特勒的战争”。

纳粹铁蹄成为IG法本公司步入辉煌的先锋：德军每攻下一个地区，IG法本公司就会将那里的化工厂据为己有。

战争初期德军的节节胜利，令IG法本大发横财：1932年，公司的全部收益还只有4800万马克;但到了1943年，这一数字已经增长到了惊人的8.22亿马克。

1942年，IG法本利用其与党卫军的特殊关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3号营地莫诺维茨修建了一家集中营工厂，IG法本因此成为第三帝国中惟一拥有自己集中营的企业。恶劣的生活环境和繁重的体力劳动，使这家集中营工厂变成了人间地狱：工人在该工厂的平均寿命竟然只有3个月。党卫军将30万劳动力送到这里，却有至少3万人再也没能离开。 在这段让人诅咒的历史中，IG法本仿佛是一头无情吞噬、迅速壮大的史前怪兽。在战争的滚滚红利中，IG法本公司加速着技术创新的步伐。二战前的1925年到1930年，IG法本公司获批的塑料专利数量，相当于全球过去140年在该领域所获专利数的两倍。在乙烯树脂领域，全球1/4的专利也记录在IG法本公司名下。二战期间，IG法本公司的研发支出在销售收入中的比例高居世界第一。疯狂的研发活动使全球的化工行业发生了一次巨变：二战之后，团体专利所占比例迅速上升，化工行业的个人英雄主义时代宣告结束。 从1931年到1945年的15年时间里，IG法本公司所申请并获批的国际专利数达889个，占到当时全世界最大30家化工公司的1/3、占全球化工公司专利的17%。美国的杜邦公司在此期间一共获得了321项专利授权，这一数字仅是同期IG法本公司成绩的三成多，但已经足以使杜邦公司稳居全球化工公司的次席。 到1943年，法本已垄断了德国合成橡胶、甲醇和润滑油产量的100%，以及98%的染料、95%的毒气（包括全部齐克隆B）和镍、90%的塑料、88%的镁、80%的炸药、70%的黑色火药、46%的航空汽油和35%的硫酸。1943年以后，随着德军的节节败退，IG法本公司也迅速走向衰亡，其遍布全欧的工厂成为盟军空袭的重要目标。在路德维希港，IG法本公司的一家工厂竟然在短短两年时间内被盟军轰炸了652次。到战争结束时，IG法本公司已经完全处于盟军控制之下：其60%的资产在苏占区，20%在法占区，11%在英占区，剩下的9%以及最重要的总部则在美占区。 大量商业机密随之被转移至英法美苏。战争结束不久，美国就实现了化学工业上的弯道超车。在全球10大化工公司中，美国一举占得8席。但即便如此，作为IG法本公司继承者的联合集团，其业绩仍然位居全球次席，仅次于美国的杜邦公司。 对于摧毁IG法本公司和德国的化学工业，这时的盟军各国已是志在必得。

1943年10月，盟军外长会议正式确定将在战后审判德国战犯。而所谓“战犯”不仅涵盖那些传统意义上的战争罪犯，还首次包括了那些虽没有直接参与战争却蓄意在背后推波助澜的人员。两年后的波茨坦会议继承了外长会议的精神，并将其书面化为“处理德国的政治原则”;战争罪犯以及策划或推行纳粹计划并造成暴行的人，都必须逮捕并交付审判。

盟军希望能将一位德国军事工业的代表送上纽伦堡审判的主要战犯名单。最初的目标被锁定为“军火大王”古斯塔夫·克虏伯，但后者健康状况的持续恶化使这一计划未能成行。于是，IG法本的23名领导人“众望所归”地共同承担了这一角色，他们被控犯下5条罪状：“反和平”、“抢劫和掠夺”、“参与战争和大屠杀”、“参与党卫军”和“建立莫诺维茨集中营”。

对IG法本公司的调查，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已经开始。美国人对此尤为热心，因为这关系到美国化学工业的前景以及美国掌控欧洲政治秩序的能量。美国人对此也胸有成竹，他们相信一个被夺去工业灵魂的德国即将出现在欧洲版图上。然而，意外发生了。

1948年6月24日，苏联出兵封锁了东西柏林间的通道。历史上首次“柏林危机”一直持续到1949年5月11日。战争的阴云笼罩在欧洲上空，严峻的政治形势迅速引发了强烈的链式反应。

美国力图扶持德国以对抗苏联的决定，成为德国所有经济垄断组织命运的转折点。西方国家对德国的“非工业化”改造和防止德国向军国主义回归的努力，最终全部屈服于美国的战略需要。而熟谙德国化学工业的IG法本公司领导人，则被西方视为重振德国工业的重要力量。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IG法本改造方案，已经不可避免地背离了波茨坦会议时的初衷。

庭审变得如同儿戏。在德国最好的87名律师以及数量更为庞大的IG法本公司员工面前，由12名律师组成的控方律师团显得无助和落寞。终审在152个漫长的审判日后姗姗来迟，其结果甚至比盟军当初最坏的估计还要糟糕：所有11项指控中的9项完全落空，只有13名被告因另两项指控被定罪。13人中刑期最长的也只有8年，最短的更是只有1年。

而实际上，只有4个人为IG法本公司的罪行付出了代价，他们分别是阿布罗斯、迪尔费尔德、梅尔和克劳赫。而所有这4个人都在短暂刑期后被提前释放，并得以继续书写其辉煌的职业生涯：梅尔本获刑7年，但他仅服刑4年就获准出狱并立刻获任拜耳的监事会主席。梅尔的例子并非孤案，审判的走样意味着IG法本的重生已经变成了故事最恰当的结局。

审判过后，盟军开始讨论德国化学工业的安排问题。英国首先提议，要求认真执行1945年发布的盟军管制委员会第9号法令，将IG法本公司拆解为50家公司。这对德国化学工业无异于致命的打击，因为它将使德国化学工业发展所必需的规模优势与竞争力消失殆尽。 第9号法令曾被视为波茨坦精神的延续，计算精确且立场坚定。但理论完美并不意味着现实可行：IG法本公司名下企业众多，彼此间盘根错节，这些工厂不论在生产上还是财务上都根本不能进行精确的拆分。盟军内部无休止的争吵，也使它失去了强制执行的可能，而最终变成了一个被束之高阁的理想化方案。 1948年11月30日，盟军组织了新的“法本拆分咨询小组”负责起草最终方案。这个由德国工业家组成的小组，在完成拆分任务的同时也在竭力避免德国化学工业的竞争力因为战败而受到损害。1年半后，咨询小组递交了新的拆分方案。新方案将IG法本公司分解为22家企业，其中3家核心企业(巴斯夫、拜耳与赫斯特)的市场竞争力得到了足够的保护。 1951年12月到1952年1月，赫斯特、拜耳和巴斯夫相继独立，3家公司获得了IG法本公司总资产的一半。此时，德国实力的增长使盟军在战后德国诸多问题上的话语权逐渐丧失。IG法本公司首先受惠于此：它最终被分解为12家公司，这比原计划又少了整整10家。 从IG法本公司中独立出来的9家小公司，不但未能在德国国内营造出内部竞争的环境，甚至都没能摆脱被3大核心公司兼并的命运。在拆分仅仅完成1年后，9家小公司中就已经有7家重新回到了3大核心企业的怀抱，德国的化工巨头们因此再度走上了规模经济的道路。

盟军处心积虑的拆分计划，不但没能为各自国家化工企业的崛起铺平道路，反倒使新兴的公司摆脱了IG法本原有管理体制的诸多羁绊，在各自领域突飞猛进并不断开拓新领域。 幸运不仅于此。投入重建工作的德国人惊讶地发现，战争造成的破坏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昔日繁华的工业区虽满目疮痍，但破败的外表下却隐藏着复兴的希望：空袭摧毁的厂房在倒塌后恰好保护起了更为珍贵的机器，这简直就是不幸中的万幸。 一位美国教授在德国考察后，对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客观的说明，“德国企业家普遍认为战争对工厂造成的破坏并非致命，生产的恢复并不需要过多的时间。IG法本公司在法兰克福的3家规模最大的工厂更是几乎完好无损，他们马上就可以恢复生产。” 雄厚的工业基础和未被禁锢的企业家，坚韧的民族精神和战后重建催生出的国内市场，使IG法本各成员迅速赢得新生。到70年代，巴斯夫重新称雄全球，赫斯特紧随杜邦之后位列第三，拜耳也跻身前四。战火后，在和平的回归中，德国3家公司的营业额无一例外地都超过了巅峰时期的IG法本公司，德国化工行业终于以正面而磅礴的形象完美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