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1848法国二月革命推翻七月王朝建立的共和国，也是1848年11月4日到1852年12月2日间统治法国的共和政体。

曾经威震欧陆的拿破仑帝国的轰然垮台，使法国在强盛之路上开始进入一个大致以1815年和1848为起讫的30年退缩时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失去了自大革命爆发以来征服的一切地方；多年来被不少法国人梦寐以求，并一度得以实现的“自然疆界”已不复存在，法国在“自然疆界”以外获得的领土更是如此。一言以蔽之，战败的法国已差不多重新回到了大革命前的疆界，即六边形的边界。

1814年5月，路易十八乘坐反法联军的辎重车进入联盟占领下的巴黎，再即王位。既然是靠着反法联军的刺刀波旁王朝才得以重新统治，波旁王朝自然对反法联盟表现出卑躬屈膝的态度，并力图满足后者提出的种种苛刻要求。

就总体而言，复辟时期的法国在对外事务上没有而且也无力推行积极的政策。欧洲各国对法国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大肆扩张记忆犹新，因此决心将法国置于严密的监督之下，决不允许法国在欧洲再有任何拓疆扩土之举。

而经过23年劳民伤财的拿破仑战争法国国王

为此路易十八在进入巴黎的前一天在巴黎西北不远的小镇圣多昂发表了著名的“圣多昂宣言”，允诺保证制定一部自由主义宪法，并尊重民主宪政，而且绝不秋后算账。1814年6月，路易十八签署了名为《宪章》的新宪法，史称《1814年宪章》。在它的74项条款中，既表现出对大革命成果的让步，又反映出正统意识以及恢复旧制度的倾向。

但是跟着路易十八查理十世即位后，波旁王朝变本加厉地进一步恢复把“王位和祭坛”作为社会架构的“神权政治”，并丧心病狂地反攻倒算。这些情形路易十八生前其实早有预感，他死前就说，“我的弟弟恐怕难以死在这张床上”。

1830年7月27日，巴黎终于爆发了起义。29日，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被起义者占领。善观世态的塔列朗对此留下了精确的记录：“12时零5分，波旁王朝已经停止统治了。”对君主制一直恋恋不舍的夏多布里昂也感慨地写道：“又一个政府从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上被扔下去了。”

随着七月革命的胜利，一个新的王朝七月王朝在法国诞生了。七月王朝时期的法国虽然在国力的增强与国际地位的提高方面均要明显好于波旁王朝统治时期，但距被重新称之为强国还相去甚远。换言之，法国在这一时期仍处于始自1815年的退缩期当中。

七月王朝建立后，在前王朝风光一时的旧贵族又纷纷被迫重返乡下，国王路易·菲利浦本人也清楚地知道他这个国王是由议会选出来的而非靠世袭继承来的，因此他上台伊始便以“公民国王”的面目示人：就如假发、套裤、佩剑象征着旧制度一样，新国王的穿着举止俨然是新制度的象征，他像普通人民那样，经常头戴礼帽，夹着雨伞，穿着胶鞋，一个保镖也不带地在巴黎大街上散步，或面容和蔼地向行人致意，或颇具耐心地与家庭主妇闲聊。然而，国王外表的平民化并无法掩盖其内心的专制嗜权。

七月王朝是一个三色旗的君主政体，但它所依托的群众基础却狭窄至极。选民的资格是根据纳税额确定的。1830年，在3000万法国人中，约有100万人缴纳营业税，但只有其中的10万人有投票权。1831年的选举法将标准稍稍放宽，参加选举的人也不过增至168万人，1845年基佐在众议院曾经明言：“在法国，能够理解并独立行使选举权的人不超过18万。”根据这些规定选出的众议院议员自然是国内富有者及其代表。大资产者终于有了一个得心应手的制度，即它在1789年所期望的制度，为了维护这一让他们心满意足、来之不易的政治成果，大资产者利用国民自卫军来实行严密的社会防卫，秩序和稳定也因此成为七月王朝国内政策的中心。

阿尔及利亚达洛亚（象牙海岸，1842年）、印度洋上的马达加斯加（1842年）以及南太平洋上的塔希提（1842年）等；另外在1844年还强迫中国清政府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相比之下，在欧洲本土，七月王朝则显得颇为中庸。

1831年比利时国民大会决定将王位献给路易·菲利浦的次子，但被路易·菲利浦拒绝；1831年波兰人发动反俄起义，路易·菲利浦也拒绝提供任何援助；在对英关系上，七月王朝也奉行以和为上的政策。七月王朝的这些政策不能说完全一无是处，但法国诸多阶层的不满却是显而易见的，有的指责它不顾其他民族死活，有的指责它对外软弱无能。其最终结果便是加重了法国人对七月王朝统治的失望。

因此，政治的僵化、社会的停滞以及外交的无能成为压在七月王朝政府头上的“三座大山”。但作为七月王朝后期国王最为倚重的首相基佐并没有意识到王朝的末日即将来临。不过统治阶级的一些有识之士却预感到了危机，如托克维尔于1848年1月在众议院说：“人们说丝毫没有危险，因为没有发生暴动……革命还离我们很远。先生们，请允许我告诉你们，我认为你们错了。……请你们看一看工人阶级中间发生的事情吧……难道你们没有看见在他们当中逐渐传开的见解和思想，绝不只是企图推翻某些法律、某个内阁、某个政府本身，而是要推翻社会吗？”托克维尔没有说错。在他发出革命已近在咫尺的警告后还不到一个月，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革命——1848年革命果然爆发了，七月王朝在这场“政治爆炸”中灰飞烟灭了。

1848年的“二月革命”令七月王朝猝不及防，而随之而来的共和制也是出乎绝大多数法国人的预料的。成年男子的普选权让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当家做主的感觉，然而随着春天里一系列滑稽性民主试验的失败，工人愤恨不满、农民也是满腹怨言，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一人一票的普选制几乎发挥了与街垒起义同等功效的倒戈作用，与共和国“劣迹”没有直接关系的路易·波拿巴靠着民众的选票轻而易举地变成了共和国的总统。在随后的几年中，以恢复其叔叔的帝国事业为己任的路易·波拿巴清除了一切障碍，在大众的山呼万岁中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帝国皇帝，历时4年的共和国旋即成为明日黄花。

虽说第二帝国的历史是从1852年拿破仑三世戴上皇冠算起，但是体现帝国特征的政治统治模式在1851年12月政变之后就逐步形成了，因此第二帝国与第二共和国历史是紧密纠缠在一起的，更何况这二者的最高主宰还是同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在这位以怪异著称的路易·波拿巴的领导下，法国的政局经历了一段难得的相对稳定时期，法国的经济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腾飞。

作为欧洲众多君主中的新成员，拿破仑三世的皇帝身份受到了其他君主的质疑，如沙皇尼古拉一世就不愿将君主间传统的称谓“我的兄弟”用在这位法国皇帝身上，而只是不痛不痒地称之为“我的朋友”， 拿破仑三世对此倒是安之若素，他宣称自己是被一条新原则的力量推上了旧王朝才能拥有的崇高地位，这条新原则就是全民公决，就是人民的意愿。尽管到1867年巴黎万国博览会时，各国的君主像雨点般降临到法国，但最终历史证明这些带给拿破仑三世的所谓国际地位优越感都是些虚幻的东西。

对于第二帝国的历史来说，其对外政策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问题。在拿破仑三世长达20多年的统治生涯中，他的基本思路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要打破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形成的欧洲政治体系。这一体系本身就是拿破仑一世、波拿巴家族以及整个法国失败的产物，它是法国从此变得人微言轻的一张耻辱证明；因此，要使法国重新崛起为一个欧洲强国，在欧洲事务中扮演一个不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就必须进行国际政治重组。正是从这种愿望出发，拿破仑三世对欧陆各地的民族独立事业表现出了同情心甚至为之提供了物质和军事上的援助。

其二，要以有限的战争来推动欧洲政治纷争的最终和平解决。从个人性格来说，拿破仑三世并不是像他叔叔那样的战争狂。例如他与曾经使其伯父吃尽苦头的英国保持友好的关系，1849年他甚至提议英法邀请欧洲各国召开一个全欧大会以商讨可能会给和平带来影响的所有问题。然而在强权政治的时代，他的这些想法尽管美妙但却十分不合时宜，因为当时的欧洲政治舞台上，与之周旋的皆是加富尔、俾斯麦等极为精明且讲求实际的现实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拿破仑三世外交政策的最终结果就是，在欧洲主要国家的实力几乎都得到加强的同时，法国的实力和地位却遭到进一步的削弱，而且皇帝本人的政治生命也在对外冒险中突如其来地被画上了句号。

当然仅从法国海外殖民扩张的业绩来看，第二帝国不乏得意之处：

在北非，1857年法国完成了对阿尔及利亚全境的占领，1859年皇后欧仁妮的亲戚莱塞普斯承包的苏伊士运河工程开工，1869年完工后，运河由一个总部设在巴黎的国际公司进行管理，法国从中获利甚丰。

在亚洲，1857年应英国“邀请”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库赞率几百法军在北京八里桥打败了清军，随后又与英军一起洗掠了圆明园，通过1858年的中法《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法国获得了在中国内地传教和经商的特权，同时还获得了大量赔款。拿破仑三世对这一结局颇为满意，库赞也因此成为参议院议员并被封为“八里桥伯爵”（Comte de Palikao）。1863年柬埔寨成为法国的保护国，1867年越南大部分地区变成了法国殖民地。

此外第二帝国在西非、东非、地中海东岸地区以及大洋洲也大肆拓殖，结果使法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上第二大殖民帝国。

如果说在海外殖民扩张方面拿破仑三世为法国抢来了一些比较持久的利益的话，那么在欧洲大国角逐方面，他则是在一系列虚幻的光环下将法国一步步送进孤立无援的陷阱。其实维也纳会议之后的欧洲格局还算明朗，即由俄国、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四强联手防止法国可能会给欧洲秩序带来的威胁。

第二帝国开始后，与英国的关系还算是差强人意，因此，法国当时面对的主要国际障碍就是大陆上的俄、普、奥三国。

其一，拿破仑三世显示帝国权威的第一次重大行动是直接参与以打击俄国为主要目标的东方战争（克里木战争，1853年~1856年）。战争的结果是法国以10万士兵的生命为代价换来了《巴黎和约》的签署，其中规定，俄国不得在黑海保存舰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其二，拿破仑三世打击的另一个重要目标便是奥地利，由于当时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仍然占有大片的领土，因此法国的打击行动是以帮助意大利摆脱奥地利控制这一看似正义的方式进行的。克里木战争结束后，拿破仑三世就打算为“意大利做点什么”。1858年他与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达成联合对付奥地利的密约，1859年法撒联军与奥地利的战争开始，联军不断获胜。但出乎撒丁王国意料的是，在奥地利尚未被完全打败的情况下，拿破仑三世却于1859年7月与奥皇签署了停战协定，加富尔闻知后一度想自杀，但撒丁王国还是被迫接受了停战协定。关于停战的缘由，拿破仑三世这样说：“为了对意大利独立尽责，我违背欧洲意愿进行战争；一旦我国命运受到威胁，我就媾和。”从根本上说，拿破仑三世的意大利政策最终产生了与原先设想背道而驰的结果：对奥地利的遏制并未取得实质性成果；意大利也没有停留在邦联式的四重格局上，以撒丁为主导的意大利王国于1861年宣告成立，几年之后，意大利的统一终告实现。

普奥战争胜利后，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意志统一

而结果正是如此，1870年的普法战争以拿破仑三世率法军投降而结束，皇帝在色当投降的消息传到巴黎，一群共和派人士立即行动起来并成立了临时国防政府，第二帝国就此灭亡，君主政体在法国也就此绝迹。而1873年拿破仑三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仍是围绕那场让他的强国梦想灰飞烟灭的色当投降：“我们在色当不是怕死鬼！”

（1848年5月4日——1849年5月28日）

（1）1848年5月4日——6月25日

历史事件：国民议会开幕（5月4日）；巴黎无产阶级试图解散国民议会，但遭受失败（5月15日）；六月起义，人民失败（6月22日）。

阶级分析：其它阶级对抗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失败。

（2）1848年6月25日——12月10日

历史事件：制定共和国宪法（11月）；波拿巴当选为总统，秩序党人巴罗组阁，共和派专政结束（12月10日）。

分析：共和派的专政。

共和派主张共和制，反对君主立宪制；它并不是一个紧密的集团，而是由一些抱有共和主义思想的人组成的派系。

（3）1848年12月20日——1849年5月28日

历史事件：秩序党通过军队，逼迫制宪议会解散（1月29日）；社会民主派和社会主义的领袖取得和解（2月）；立法议会取代制宪议会开会（5月28日）。

分析：共和派的瓦解。共和派（立宪议会）vs.秩序党。立宪议会灭亡。共和派失败。

秩序党包括在复辟时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正统派”、七月王朝时期居于统治地位的“奥尔良派”。两派在镇压六月起义中联合为“秩序党”。波旁王朝时期进行统治的是大地产资产阶级，所以正统派代表这一阶级的利益。奥尔良王朝时期进行统治对策是金融贵族、大工业、大商业资产阶级，所以奥尔良派代表这一阶级的利益。秩序党是大资产阶级的党。

（1849年5月28日——1851年12月2日）

（1）1849年5月28日——6月13日

历史事件：山岳党议员对波拿巴及其部长提出弹劾案（6月11日）；国民议会否决弹劾案，山岳党退出议会（6月12日）；山岳党人与政府决裂，国民自卫军中支持小资产阶级的部分被驱散（6月13日）。

阶级分析：秩序党掌握着行政权、立法权和军事权。共和派只剩下五十人组成的集团。社会民主派（山岳党，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的联合，但代表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最大的反对党。小资产阶级vs.波拿巴。小资产阶级失败。

（2）1849年6月13日——1850年5月31日

历史事件：国民议会休会（8月中旬——10月中旬）；秩序党的巴罗内阁被解散，奥普尔内阁组成，秩序党失去了对行政权力的支配（11月1日）；补缺选举，山岳党人占优势，波拿巴重新对秩序党表示妥协（3月10日）；新选举法通过，普选权被废除，无产阶级回复到二月革命以前缺乏权利的地位（5月31日）。

阶级分析：秩序党专政。

（3）1850年5月31日——1851年12月2日

历史事件：国民议会休会（8月11日——11月11日）；在两次阅兵时，波拿巴试图拉拢军队（10月3日、10月10日）；波拿巴任命新内阁（1851年1月12日）；议会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1月18日）；波拿巴批准内阁全体辞职，任命过渡内阁，其中没有议会议员参与（1月20日）；波拿巴恢复1月18日内阁（4月11日）；波拿巴派提出修宪案（5月）；修宪案被否决（7月19日）；国民议会休会（8月10日——11月4日）；波拿巴宣布决定恢复普选权（10月10日）；内阁全体辞职（10月16日）；国民议会否决了回复普选权的法令，并废除1850年5月31日的选举法（11月13日）；法兰西帝国成立（12月2日）。

七月王朝崩溃，第二共和国成立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条：经济危机不断、政权腐朽衰败、人民希望民主。

1845年，经济危机席卷欧洲。首先是农业，霜霉病的流行使土豆歉收，引发了1845年至1849年爱尔兰的大饥荒，工业也受到波及。农作物的低收成（小麦、大麦、黑麦供不应求）给农民（占当时法国人口的75%）造成巨大伤害，消费锐减。法国各地受灾程度不一，沿地中海各省及罗讷情况稍好，卢瓦尔和中央平原饥荒最为严重。

尽管1847年曾出现短暂的好转，不可否认的是，最为贫困的农民是这次危机的主要受害者。数十万的农村人口被迫节衣缩食；羊毛与棉麻纺织业濒临崩溃。工业生产过剩，各类工厂，特别是易受行情影响的中小型工厂，纷纷倒闭。

这次危机也暴露出法国银行业结构的脆弱性。由于大部分银行无法保证充分的资金周转和必要的投资盈利，企业家很快就面临资金不足的困境。运转资金的减少引发了大金融中心如巴黎和里昂的银行业恐慌。

尽管到1847年末和1848年的头几个星期市场出现好转的趋势，市场行情的极大不确定性以及现状的不稳定性已造成了城乡人口的巨大变化。失业人口骤增加剧了农村人口贫困化，大量乡村小企业的失业工人迁入大城市寻找工作。就这样，经济危机加速了法国的城市化进程（农村难民现象），后果是小市民政治力量的壮大（尤其是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