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井仙郎，生于日本明治4年(1871年)，卒于昭和20年(1945年)，字荃庐，日本西京人，日本印宗师，在日本篆刻史上有重要地位，曾师从吴昌硕、厉良玉等中国篆刻大家。

壬申初冬，余甲子寿。偶游冷摊，重价赎得两煨石，均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后人之物也。印迷得以自贺其寿，不啻如膺九锡。激奋半宵，摩挲于手不忍释。

一印为叶铭为丁竹孙所刊，此印则日本印人河井仙郎之妙刻。印主人丁仁友，为西泠印社创办人丁仁之原名。印文三字：“丁”字朱文，“仁友”白文。朱白兼文，汉印中有此例。此印之分朱布白，极为醒目，颇饶趣味。边款十二字：“辅之先生属作，日本河井仙郎”。其“仙郎”两字极为密迩，使人观之极易误为“馆”字，真巧矣哉。

19世纪20年代河井荃庐（右）在上海与吴昌硕（中）及其次子藏龛（左）合影

据叶为铭、秦康祥所编之《西泠印社志稿》：“河井仙郎，字荃庐，日本西京人。精仓史之学，工篆隶，善鉴别金石碑版。数游中国江浙间。曾入本社，受知於吴俊卿。刻印专宗秦汉，浑厚高古，金石家皆乐与缔交焉”。河井仙郎未来中国以前，即与吴有书信往来，“以请青诲”。来中国后，更执弟子礼甚恭。其弟子小林斗庵在西泠印社印周年时所撰文，有“我本人作为吴昌硕的孙弟子，被推荐为西泠印社的名誉社员，可以说是河井先生为我结下的翰墨之缘”。

河井仙郎此印未纪年，以余研究，大约作于1906年，即初次来杭之时。据所撰《西泠印社记》：“今、年春，薄游吴下，道出武林，乃得与叶、丁、吴、王、厉诸君把晤於印社，以抒积愫。评论印学，迨无虚日……丙年浴佛日，扶桑河井仙郎记於西泠印社。”丙午，即清朝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亦即西泠印社创立后两年。河井仙郎所撰文，为《西泠印社记》之第一篇。

印社前辈叶潞渊，以沙孟海书学院成立庆典来鄞，与余同居一楼，得时往请益。关于丁仁友改名丁仁事，据彼告知当在印社成立之初。叶公返沪后，寄下《石庐集印》两片，印面为“丁仁友”三字白文。边款称：“庚子六月八日拟汉铸印，昌硕”。据查庚子为光绪二十六年，由此中日两公印作，可知在1900至1906年之间，丁仁尚用仁友之名。

1997年春，日本京都教育大学教授、日本书论研究会会长杉村邦彦教授来杭，应中国美术学院之聘，讲授《近代中日书法文化交流史》。期间，承美院陈振濂教授之邀，余与西泠同社钱大礼亦各主讲一题。余讲课时出示日本印宗师圆山大迂与河井荃庐所作印原物，使在座之中外教授并各层次之学生皆感震惊。若论在日本篆刻史上之地位，则圆山大迂更比河井荃庐为显赫。日本篆刻家原用斜口刻刀，至圆山大迂渡海来华向徐三庚习印后，始将平口刻刀传人日本，引起刻法与印风之一变。

讲学结束后，曾同访嵊州之王羲之祠墓并宁波之沙孟海书学院。某次宴间，杉村教授忽问予：“圆山与河井二氏之印，尊意何者为尤爱？”余不待思即答曰：“河井因与余同籍西泠印社，有同志之雅，余特偏爱其印也。”翌晨，同散步于东钱湖畔。杉村教授尊容对余曰：“君之偏爱果然中窍。因河井所居毁于东京之大轰炸，人物俱亡。故其作品，即日本亦甚少，皆以国宝视之也。”

河井仙郎生于日本明治4年(1871)，卒于昭和20年(1945)，享年七十有五。名得，仙郎、荃庐、●巢皆其号也，又号九节丈人，颜所居曰宝书龛、继述堂。日本京都人。书法承日下部鸣鹤、岩谷六一，劲健峻拔，颇得六朝风韵。中年改习陈曼生之行气，以潇洒而有金石气驰誉东瀛。篆刻受教于●田芥津，以后改习浙派，旁涉赵之谦与徐三庚。

河井仙郎在日本时即仰慕吴昌硕之高雅精绝，遂于明治30年 (1897)修书寄缶庐。其时，河井氏仅27岁。缶庐复函极令彼感动，遂于翌年再函投缶庐，此函今存日本，于1988年在日隆重召开之《西泠印社展》中印出，兹摘其文如下：

仓石先生阁下：仆前不自揆，漫呈一书。先生不咎其非礼，辱赐还音，感荷无已……先生与仆，未有半面之识，而眷爱之厚，既业如此，一读再读，感极，潸然泪下。先生更见惠大作印存，直秦直汉，古朴苍然，妙不可言，高谊之贶，铭肝不知所谢，当子子孙孙永宝焉。仆每日数次反复之，实有接音容之想，欣然不能释手，惟憾印数希甚少，此卷易尽耳……仆欲一游贵国，叩大门以请清诲者有年矣，而未果者无他，仆素一介寒生，因不能支其费而已，然窃信数年后必有遂宿志之期。此信之末为其署名并标年月日：明治三十一年二月念四日，河井得顿首再拜。

关于河井仙郎来华之次数及其年月，今检中日文献尚有些未明之处。杉村教授讲义中称河井氏曾四次来华，其首两次系19岁与26岁，按日人计算法比中国虚龄少一岁，故按中国计算则系20岁与27岁。此意与韩于雍所撰《日本篆刻艺术》中，于“1890年，明治23年，庚寅。9月，河井荃庐游访中国杭州，得沈从先《印谈》，”以及“1897年，明治30年，丁酉。河井荃庐、中林梧竹赴中国”所载似属吻合。唯此两种文献有大不解之处，即上所述河井氏第二次投书缶庐系明治31年（1898），其时尚有“数年后必有遂宿志之期”文句，岂能前此早已来华。或以为此两次河井氏曾来华，然尚不知缶庐之伟业，则亦有两不通之处：河井氏好金石，怎能来华而不知缶庐此其一也。上文其函中有“仆欲一游贵国”“仆素一介寒生”等句而不涉曾来华两次之事，此其二也。

其较可靠之河井氏首次来华年份为庚子(1900年)，即上函之后两年，河井氏得“遂宿志”，时明治33年，河井氏年30岁。据韩天雍、朱关田、刘江等文，大约于1900年冬，于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大郎陪同下，河井仙郎终于远涉重洋，一苇而至。在上海，罗振玉(叔言)、汪康言(穰卿)之介绍，叩大门而请青诲，拜于缶庐门下，执弟子礼甚恭。日本《书道全集》也认为是1900年。

据朱关田所撰（印学界的一段佳话——《吴昌硕与河井仙郎》）、《长尾甲的结交》及《西泠印社社员河井仙郎》：河井仙郎来华游学，经费无多，需靠勤工俭学。“爱以刻印之赀，暂充舟车之费”（罗振玉、汪康年《荃庐先生刻印润例》）。借此得以住返苏、杭之间，广交印人。第二次来华，是在1902年12月2日，翌年2月6日由沪返国。其间大都滞留在杭州，与印人叶为铭、王褆、丁仁、吴隐、厉良玉、方根石、汪洛年等或游览名胜，或摩挲金石，品评印痕，围炉啜茗，携食尝新，意趣款洽，并不以语言为碍。其时，西泠印社尚未成立。

日本昭和39年(1906)，岁次丙午。其时，西泠印社已是头尾第三年，河井仙郎再度来华。由于彼与创社四英”大都交好，故即于是年参加西泠印社。

《西泠印社记》共有八篇，其第一篇竟是日本社员之作，亦是一奇，兹录其全文如下：

明治乙已之夏，客有自杭州返东瀛者，极言吴遁盫、王福、叶叶舟、丁鹤庐诸君创印社于西泠之盛。余闻而神往久之，未暇往观也。今年春，薄游吴下，道出武林，乃得与丁、吴、叶、王诸君把晤于印社，以抒积愫。评论印学，迨无虚日。又各出所藏印，命余鉴赏。其中，苍劲古秀、典雅工整，人不一家，篆不一体，博而且精，目不暇给，自汪纫盫《飞鸿堂》后，未见有如此大观也。诸君为余言：印学自赵悲盫后，薪火将绝矣，近人能此者，唯湖州吴苦铁一人而已。缘集同志立斯社，以期保存印学。夫以今日之势论之，甲兵训于野，商业竞于市，清国朝野上下，岌岌以讲求富强为急务。而诸君子独高尚其志，研诸美术，不得不为诸君记。诸君又能椎摹精拓，编辑印谱，不肯自秘以提倡后学。即余身处海外，亦得一苇而至，见所未见。是不特余之幸，亦为后世刻印者之幸。谨识盛举，以告方来。岁丙午浴佛日，扶桑河井仙郎记于西泠印社。

其后，河井氏几乎年年来华。其最末一次系1931年，由弟子西川宁陪同前来。

日本于民国26年(1937)掀起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反抗。终八年抗战，于1945年取得抗日胜利。即在抗日胜利前夕，日本昭和20年乙酉(1945)十月，东京遭空袭，河井仙郎罹难卒，其居所、作品、收藏一并毁灭。由此可见：日本军国主义不仅祸及他国，兼及其本国人民也。

河井仙郎之印作，以古玺、汉印为主，略汲取西泠诸家以及邓石如、赵之谦、吴昌硕之意趣。虽崇拜吴昌硕无以复加，然其印作绝少纯出缶庐，遗貌取神而已。《西泠印社社员印集》曾收其所作，如朱文“金粟道人”与汉白文“岩谷修印”，则纯出浙派也。虽有少量驳蚀以求高古，但决无锋芒毕露之态。在日本，有浑厚、清逸之佳评，洵非虚也。（见印例129-131）

河井氏京都人。自华回日后，应三井听冰之邀迁居东京，热心于说文会、丁未印社、吉金文会、读书会之活动。因彼曾多次来华，所交皆金石书画界胜流，又兼搜集文物甚勤，故于金石学、古文字学、印学、书画鉴赏等领域均有甚高之造诣，堪称日本之最杰出人物。曾与林泰辅合著《龟甲兽骨文字》，编辑《书道全集》《南画大成》《书苑》《墨迹大成》等。曾辑所作印编为《荃庐印存》《继述堂印存》《荃庐印谱》等。

丁仁所辑《咏西泠印社同人诗》中，有关于河井仙郎一首：“纵目东瀛万里流，啸堂集古费雕锼。摩挲欲作囊中秘，可惜曾无一谱留。”所引《论印绝句》原诗，依次为杨复吉、倪应元、钟大元、丁敬等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