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5月7日，为纪念“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黑龙江省革委会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所命名为“
五七干校”的机关农场，500名来自黑龙江省的干部在这里劳动锻炼。由此，“五七”干校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时任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部队不但要搞军事，还要多业并举，并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又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毛泽东肯定了这一做法，认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该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由此，“五七干校”就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
据统计，“文革”期间，中央一级机关干校共有106所，各省机关干校有1497所，其中沙洋“五七干校”、江西中办干校、奉贤干校、河南息县中科院干校等的规模和影响较大。 建于1952年的沙洋农场（现沙洋监狱管理局）是全国大型
劳改农场之一，整个农场分布荆门、钟祥、京山、天门、潜江等五县市，有广袤的已开垦的土地和可供大批人员生活、劳动使用的房屋、农机具，得天独厚的条件相继被中央部委和省直各单位相中，成为创办“五七干校”的最佳选址。1969年初，沙洋农场管理局按照湖北省革委会的指示，将所属的一农场、二农场、上罗汉寺、周矶、苗子湖等农场全部和黄土坡、范家台农场部分房屋、土地、林木、牲畜、农机具设备等先后移交给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和部队办干校，而这些农场的原有干部则被安排在七里湖农场创办了湖北省“五七干校”第六分校。沙洋“五七干校”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
五七干校是“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所催生出的特殊学校。1968年，根据毛泽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很有必要”的《五七指示》，全国掀起了在偏远农村新建五七干校的热潮——18个省区共创办了一百余所“五七干校”，先后下放十余万干部、3万家属和5000名知识青年。此外，各省市地县还办起了数以万计的基层五七干校。 1969年春节刚过，中央、省直各单位陆续来到沙洋创办“五七干校”。一些原准备将干校建在东北的中直机关，因1969年3月
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关系紧张，出于备战的安全考虑也转移到了沙洋。当时，在沙洋创办“五七干校”的中央国家机关及部委有：全国人大、政协、
八大民主党派、工商联、
社会主义学院、中华职工教育社、统战部、外交部、财政部、二机部、三高（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农林部、石油部、铁道部、
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024部队（总参）、274（总后）等。湖北省直单位有：省革命委员会机关、省公检法、粮食厅、水利厅、林业厅、文联、长办、武锅、大桥工程局、
武汉大学、
湖北工学院、冶金学院、
华中农学院等。
下放到沙洋“五七干校”的干部及家属有2万余人。其中不乏政坛要人、文学巨匠、社会名流：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社会学家费孝通，全国政协副主席经叔平，中央统战部部长张执一，原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副部长章含之、杨文昌，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黄火星、江文，公安部副部长胡之光，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李克木，财政部部长项怀诚，财政部常务副部长吴波，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原国家农发办主任韩连贵，原青海省委书记扎西旺徐，作家冰心、冯亦代，画家周绍华，数学家罗声雄，社会活动家吴文藻，驻英国大使查培新，驻芬兰大使张直鉴，驻联合国副代表张义山，李宗仁先生的最后一位夫人胡友松，中国藏学研究奠基人于道泉，中国著名的刑事诉讼法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崔敏，中国藏学研究院名誉院长王尧，财政部研究所所长贾康、财政部行政法规司司长李林池，
中国建设银行执行董事俞二牛，原中共湖北
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张旺午、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省委
统战部部长蒙美璐等同志都到沙洋“
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学习生活过。 干校的组建一般首先来先遣小组，经过洽谈、选址、建校等前期筹备后，学员们才身背行李，拖家带口，分期分批来到沙洋，户口、工资、粮油及其他物资供应关系也一律转到“五七干校”。各干校的学员、家属、子女不管年龄差异、性别不同，都按解放军一样要求，按连、排、班建制统一编队。
1972年底，中央国家机关及各部委在沙洋创办的“五七干校”开始陆续解散，但到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后，沙洋“五七干校”才全部撤销，学员被安置，“五七干校”的财产移交、带走或变卖给沙洋农场和当地
人民公社，沙洋“五七干校”结束。经历了短则3年、长达7年多劳动锻炼和农村生活的干校学员陆续回到北京和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