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骊英（1897～1941），女，原名家蕙，乌镇人。祖父善蒸，精历算，曾掌当地方言馆数十年。父亲承怿，号伯欣，为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

1925年，沈骊英受美国一位女教育家资助，前往著名的卫斯理女子大学攻读植物学，（Wesleyan College是为了纪念英国圣公会牧师、与其弟同创卫斯理宗的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 1703－1791）而创立的一所女子大学。）得理学士学位，复入康纳尔大学研究农学两年，立志献身科学，报效祖国。返国后出任苏州振华女校教务主任。1930年与沈宗瀚结婚，出任浙江省建设厅农林局农艺组技师，该局随后改名为省农林总场、省立农业改良场，沈骊英选集全省稻麦单穗数万个，举行单穗行试验，奠定浙江省稻麦育种基础。1933年起任职于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八年零一个月之久。

选育良种需坚毅的努力，沈女士投身于此，孜孜不倦。她常冒大风雨，赤足行走于泥泞中，逐一审察试验之作物。1936年的一天，正当狂风暴雨的时候，沈女士冒着暴风雨，在麦地中实地观察，当时发现有一丘麦子不能被暴风雨所残毁，她把这一种麦子命名为“中农二十八”。

抗战开始后，以妊娠之身，带子女三人，开始流亡。途中亲携历年试验记录和种子箱，自宁而湘而黔，辗转数千里，抵达四川荣昌县。其间，她坚持田间试验和研究工作，亲手作记录，参加小麦播种和收获，还要照顾幼儿，防空袭、躲警报。过度的劳累使沈女士在1938年得了双腿剧痛症，腿痛得难以举步，就请人把她抬到田间去工作，晚上回来，常常疼痛难忍，暗自流泪。但次日一早又照常不误。

8年中，沈骊英以惊人的毅力，选育出9个小麦新品种，产量较当地农家品种高20%～30%，且成熟早，抗逆性强，能广泛适应在淮河流域与长江中下游推广，中国迄今只有两个品系的小麦是以人名来命名，其中之一就是以沈骊英之名命名的小麦品种，这就是广为人知并以她的英名命名的骊英1号、3号、4号5号和6号小麦。这些品种，直到沈骊英去世后10多年仍在上述地区广泛种植，为粮食增产做出重大贡献，深受群众的爱戴。

由于过度辛劳，积劳成疾，1941年10月7日上午十一时许，沈女士在荣昌宝城寺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实验室中，因突发性脑中风，倒下来后延至午后二十即告气绝，年仅四十四岁，留下子女共四人，时长子君山年仅九岁。来不及看见母亲最后一面的沈君山被人从教室内把他叫出去，看到母亲已经躺在门板上，身上覆盖着白布。因为母亲死不瞑目，有人要沈君山帮忙让母亲闭上眼睛，茫然的沈君山照着做了。

六十多年后，有人问沈君山：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再回到当时的情景，他想对母亲说什么？当时将近六十八岁、头发已经花白的沈君山沉吟片刻，微红的眼眶中快速掠过一丝闪光，缓缓的说“母亲，您应该可以瞑目了”。沈君山认为，母亲去世时不能瞑目，可能是担心她的孩子与她的工作，如今，母亲的研究成果已经备受肯定，而她的孩子们也都好好的长大成人了。有子女四人，骊英去世时长子君山年仅九岁。

沈骊英留有著作22种，大半译载于英、美作物育种学和生物学杂志，常为各国学者所引证，被誉为“麦子女圣”。

民国三十年十月七日沈骊英卒后，国民政府明令褒扬，重庆各界沉痛追悼，冯玉祥，李德全夫妇、邓颖超，邓初民、张申府、史良、谢冰心等前往吊唁。董必武作五言长诗哀挽，诗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邓颖超在《中国妇女光辉的旗帜一一沈骊英女士》一文中赞扬她是“一位埋头苦干，努力精研，孜孜不倦，奋斗终生的最优秀的女科学家，又是一位克勤克俭，公忠爱国的女志士。”；

冰心的纪念散文《悼沈骊英女士》中褒扬沈骊英是一位自强不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踏踏实实的科学工作者；现代中国农业科学的先驱者钱天鹤先生誉之 “骊英先生为农业界不可多得之科学家，其地位之高，在今日甚少有人可与之井驾齐驱。”；费孝通先生以《一封未拆的信——纪念老师沈骊英先生》表达自己对沈骊英的崇敬之情；陶行知先生1946年10月在在苏州振华女校毕业典礼上讲话中特别推崇沈骊英女士 “对于（小麦）品种的改良方面，有着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伟大的贡献”、“我们称她是“麦子女圣”、“希望贵校能继续产生像沈骊英先生一样的女圣，产生不被暴风雨所摧毁的女圣”。

【悼沈骊英女士】

冰心 发表于1942年1月《妇女新运》第4卷第2期

民国十四年夏季，我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暑期学校里，得到北平燕大一女同学的信，说“本年本校有一位同学，沈骊英女士，转学威尔斯利大学，请你照应一下。”

我得着信很欢喜，因为那年威大没有中国学生，有了国内的同学来加入，我更可以不虞寂寞。

暑假满后，我回到威大，一放下行装，便打听了她住的宿舍，发现她住的地方，和我很近，我即刻去找她，敲了屋门，一声请进，灯影下我看见了一个清癯而略带羞涩的脸。说不到几句话，我们便一见如故了。我同她虽没有在燕大同时，但是我们谈到我们的教师，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校园，谈话就非常亲切。当天晚上，我就邀她到我的宿舍里，我从电话里要了鱼米菜蔬，我们两个在书桌上用小刀割鱼切菜，在电炉上煮了饭。我们用小花盒当碗，边吃边谈，直留连到夜深——我觉得我欢喜我这位新朋友。

那一年我们大家都很忙，她是本科一年生，后修功课相当烦重，我正在研究院写毕业论文，也常常不得闲暇，但我们见面的时候还相当的多。那时我已知道她是专攻科学的。但她对于文学的兴趣，十分浓厚。有时她来看我，看我在忙，就自己翻阅我书架上的中国诗词，低声吟诵，半天才走。

威大的风景，是全美有名的。我们常常忙中偷闲，在湖上泛舟野餐纵谈。年青时代，总喜欢谈抱负，我们自己觉得谈得太夸大一点，好在没有第三人听见！她常常说到她一定要在科学界替女子争一席地位，用功业来表现女子的能力。她又说希望职业和婚姻能并行不悖，她愿意有个快乐的家庭，也有个称心的职业。如今回想，她所希望的她都做到了。只可惜她自己先逝去了！

十五年夏，我毕业回国，此后十九年中便不曾再见面，只从通讯里，从朋友的报告中，知道她结了婚，对方是她的同行沈宗瀚先生，两个人都在农业机关做事，我知道骊英正在步步踏上她理想的乐园，真是为她庆幸。

去年这时候，我刚从昆明到了重庆，得了重伤风。在床上的时候，骊英忽然带了一个孩子来看我。十余年的分别，她的容颜态度都没有改变多少，谈起别后生活，谈起抗战后的流离，大家对于工作，还都有很大的热诚。那时妇指会的文化事业组的各种刊物，正需要稿子，我便向她要文章，她笑说，“我不会写文章，也不会谈妇女问题，我说出来的都是一套陈腐的东西。”我说，“我不要你谈妇女问题了，我只要你报告你自己的工作，你自身的问题，就是妇女问题了。”她答应了我，暮色已深，才珍重的握别，此后她果然陆续的寄几篇文章来，分发在《妇女新运》季刊和周刊上，都谈的是小麦育种的工作，其中最重要，最能表现她的人格的，便是那篇《十年改良小麦之一得》。

今年春天的一个星期日下午，她又带了一个孩子来看我，据她说沈宗瀚先生就在我们住处附近开会，会后也会来谈论。

那天天气很好，大有春意，我们天东地西，谈到傍晚，沈先生还不见来，她就 告辞去了，那是我们末次的相见！

本年十月里在报纸上，忽然看到了骊英逝世的消息，觉得心头冰冷，像她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死去呢！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骊英都是一个极不平常的女子。我所谓之不平常，也许就是她自己所谓的“陈腐的一套”。女科学家中国还有，但像她那样肯以“助夫之事业成功为第一，教养子女成人为第二，自己事业之成功为第三”的，我还没有听见过。这正是骊英伟大之处，假如她不能助夫，不能教养子女，她就不能说这种话，假如她自己没有成功的事业，也就不必说这种话了。

在《十年改良小麦之一得》一文里，最能表现骊英工作的精神，她相信我们妇女的地位，不是能用空空的抗议去争来，而是要用工作成绩来获取的。骊英和我谈到种种妇女问题，她常常表示，“妇女问题，已过了宣传时期，而进入工作时期”。她主张“女界同志一本自强不息精神，抓住社会埋头苦干”，她主张“自问已劳尽力为国家服务，而不必斤斤于收获之多少”。这种“不问收获，但问耕耘”和“多做事，少说话”的态度，也是骊英最不平常之处。

骊英对于她工作的成就，处处归功于国家之爱护与友人之协助，我觉得这一点也不平常。抗战期间，普通是困苦的环境多于顺利的环境，而有的人很颓丧，有的人很乐观，这都在乎个人的心理态度。骊英是一个“已婚女子”，以“生育为天职”，同时又是一个“公务员”，“亲理试验乃分内事”，在双重的重负之下，她并不躲避，并不怨望， 她对于下属和工友， 并不责望躁急， 并不吹毛求疵 ，她处处表示“钦慰”，表示“这工友不可多得”，她处处感谢，处处高兴，这是她平日精神修养的独到处，使她能够以“自信心与奋斗力与环境合作，渡过种种的难关”。

最后她积劳成疾，“卧床两月，不能转动，心至烦躁不耐”，这是我对她最表同情的地方。我年来多病，动辄卧床休息，抑郁烦躁，不能自解。而骊英却能“看得淡，看得开”，以“卧病实与我为有益”。因为她以生病为读书修养之机会，这也是常人所不及之处。她的结论是“我等当保养体力争取长时间之胜利，不必斤斤于一日之劳逸而贻终身之痛苦”。这是句千古名言。我要常常记住的！

今天是重庆妇女界追悼骊英的日子，骊英是最值得妇女界追悼的一个人，我愿意今日的妇女青年都以骊英的言行为法。我自己又是因病不到会，但是在床上写完了这一篇追悼的文章，心里稍稍觉得温暖。我万分同情于沈宗瀚先生和他们的子女，我相信在实验室里，在家庭中，在她许许多多朋友的心上，她的地位是不能填满的！然而骊英并没有死，她的工作永存，她未竟的事业，还有沈宗瀚先生来继续，她对于妇女界的希望，我们要努力来奔赴，骊英有知，应当可以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