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敬煦（1918-2011），1918年5月30日出生，浙江杭州人，三军联大将官班毕业(1972)、实践学社联战班毕业(1955)、美国参大正规班毕业 (1948)、美国陆军工校毕业 (1943)、“陆军”军官学校毕业 (1938)。
1937年夏，汪敬煦从
南开中学毕业，并以优异成绩保送到南开大学。七七事变后，他随兄长汪敬熙南迁湖南衡山，1938年就读长沙临时大学时，投笔从戎，前往成都进入“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1937年因抗战爆发而西迁成都）14期工兵科第一总队。汪敬煦在《访谈录》中提到，“念初中时，
九一八事变、
长城战役（1933年，中国军队在长城一线组织进行了一系列抗击日本关东军向关内进攻的战斗，称为长城战役）相继发生，当时看到日军许多肆无忌惮的行为，深受刺激；就读南开中学时，适逢抗战军兴，旋入陆军官校工兵科。”
汪敬煦在陆军官校训练6个月后便投入前线抗战，先后参加武汉外围的
马回岭、
德安之战，后转派工兵第五团（团长王民宁），在广东花县、曲江构筑工事。当时国民政府担心这些大学程度的军官在前线大量牺牲，因此将汪敬煦重新转入普通班及要塞班受训，回到中央军官学校担任区队长。
珍珠港事变爆发之前，美国同意民国政府派遣步兵、工兵、炮兵、装甲、通信等技术兵科军官共12人赴美受训，汪敬煦通过桂林、重庆两次考试获录取。1942年2月，途经印度、南非抵达纽约，先进入美国工兵学校高级班、机械工程班。汪敬煦后来回忆说，他自觉赴美受益良多，当时美国正在动员编成新军，在美军部队里，他观察到对方的内部管理、生活情形与课程准备等，在他回国后，成为了当时少数懂英文、了解外国军队情况的中国军官。
1944年，汪敬煦自美国圣地亚哥，经过澳大利亚、印度回到昆明，即到重庆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报到，参加
桂柳会战。当年，因其英文能力良好，调任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
何应钦少将侍从参谋，前往云南农业专科学校办公，由于该机构的目的是协调中美在华南的军事部署，因此需要汪敬煦这样在美国受过训的军官。
中国远征军与驻印军会师畹町时，他也在场。不久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之后，何应钦调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长兼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汪敬煦以少将参谋的身份同往。
1964年，汪敬煦担任“工兵学校”校长期间，被台湾当局派往
利比亚，协助利比亚建立后勤、兵工和通讯体系。当时利比亚在亲美的伊德里斯一世统治下，卡扎菲当时只是王朝里位阶较低的上尉，根据汪敬煦回忆，他与卡扎菲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1974年汪敬煦在从“陆军供应司令部”司令转任“宪兵司令”后，开始在台湾情报部门担任要职。在其《访谈录》中，专门有一章节名为《美丽岛、“台独”与共产党》，提到了时任“警备总司令”的他为何要下令逮捕高雄事件的相关嫌疑人，他认为台湾长老教会“在台湾是走所谓的乡土路线，因此与美丽岛人士一拍即合，走乡土路线自然倾向‘台独’。总之，长老教会的地方分裂主义非常强烈，可以说对国民党政府没有好感。长老教会的问题不彻底解决的话，恐怕将来在台湾的政治上永远是一项问题”。
1984年10月15日，美籍华人作家江南（
刘宜良）在美国旧金山寓所遇刺身亡。江南命案在蒋经国晚年卷起千堆雪，并引发政治风暴。许多政治评论家认为，这宗暗杀事件，是蒋家政权崩解的前奏。2009年，暗杀事件发生时任台湾情报部门副处长的陈虎门，称“杀江南案不是蒋经国的意思。同时，据我的了解，汪敬煦（时任‘安全局长’）和汪希苓（时任‘情报局长’）两人，都不曾在案发后向蒋经国汇报江南被杀的案情。”
汪敬煦卸任“国安局长”后，转任中华航空事业发展基金会董事长、“台湾当局”参军长。汪敬煦晚年健康状况不佳，至少有3年以上的时间，没有出席国民党黄复兴党部举办的退役老将餐会。
汪敬煦曾在1992年接受台湾“国史馆”访谈，披露家世、求学、从军、大陆撤退和历任职务等军政、情报、治安等口述历史；“国史馆”在1993年出版了《汪敬煦先生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