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定仙（1912.11.10— 2000.12.23），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湖北武汉人。1928年在上海先后在上海艺术大学、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音乐。 1930年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黄自学习作曲，又随查哈罗夫学习琴。1934年任陕西教育厅音乐编辑，1936年在上海业余实验剧团附设乐队任口琴伴奏、指挥及配乐。1938年在重庆任教育都音乐教育委员会编辑。1940年后任国立音乐院作曲教授兼作曲系主任。1950年起长期在中央音乐学院任作曲教授、系主任， 1961年任该院副院长。主要作品有独唱曲《静境》、《前途》、《春光》、女声合唱《春晚》、齐唱曲《新中华进行曲》、《打杀汉奸》、合唱曲《为了祖国的缘故》、《鹿呜》，钢琴曲《摇篮曲》、《变奏曲》、《舞曲》，交响诗《烟波江上》，交响曲《沧桑》，以及电影音乐《早春二月》等。《岁月悠悠》（黄嘉汉词）原为电影的插曲，作于1936年，该曲后来曾广泛流传海内外，成为女高音歌唱家保留曲目之一。

江定仙，20世纪中国第二代作曲家代表人物之一。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创始人，终身教授。

江定仙，1912年11月10日生于汉口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少时在武昌高师附小、附中和武汉中学读书，1928年在上海艺术大学音乐系开始正式学习音乐，半年后转入上海美专音乐系。1930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专，跟随黄自学习理论作曲，师从吕维钿、查哈罗夫学习钢琴，直至1934年。在校期间，他学习了和声学、对位法、赋格、曲体学、乐器法、配器法等课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他的创作也深受恩师的影响。1932年，他在上海两江体育专科学校兼任钢琴教师，从此开始了长达六十余年的教学生涯。1933年，黄自应商务印书馆之约编写了《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其中选用了江定仙的《挂挂红灯》、《春光好》等歌曲。他创作的《恋歌》、《静境》等歌曲，也发表在校刊《音乐杂志》（1934年第1、3期）上。1934年，在齐尔品举办的“征求中国风格的钢琴曲”评奖活动中，江定仙的《摇篮曲》与老志诚的《牧童之乐》等五首作品共同获得了二等奖。

1934年，萧友梅介绍江定仙到陕西省教育厅担任音乐编辑。1936年夏回到上海国立音专复学，除了继续跟随黄自学习作曲外，还为电影、话剧创作了一些歌曲，如《新中华进行曲》、《岁月悠悠》等。1938年，他来到重庆，在教育部音教会任编辑。1940年国立音乐院在重庆建院后，他转到学校工作，并从第二年起担任理论作曲组主任及教授。1945年，理论作曲组的同学成立了“山歌社”，掀起了收集、整理、学习、研究民歌的热潮。江定仙在活动中为康定民歌《跑马溜溜的山上》编配了钢琴伴奏，由喻宜萱于1947年首唱，从此这首具有艺术性的民歌成为音乐会上的保留曲目。

1950年，国立音乐院并入中央音乐学院，江定仙受聘为作曲系教授兼系主任，1961年起任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兼作曲系主任，1984年卸任。1993年受聘为终身教授。

江定仙的创作体裁涉及独唱曲、合唱曲、钢琴独奏曲以及交响诗、交响曲、电影音乐。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江定仙创作了交响诗《烟波江上》。作品以1926年北伐军打到武汉时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热潮、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对革命烈士的悼念为生活素材，成为一部回忆自己少年时代生活的作品。作品既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以丰富的多声思维和纵横交错的配器色彩，有力地揭示了人物的内心情感。

1965年，江定仙为电影《早春二月》配写了全部音乐。影片中的音乐精练细腻，贴切地描绘了大革命时代人物的思想面貌，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1982年，他与日本作曲家林光合作，为中日合拍的《没有下完的一盘棋》写电影音乐。同年，他又创作了三乐章交响曲《沧桑》。

从最初创作具有民族风格的歌曲开始，到后来充分展现革命宏伟气魄的交响诗，江定仙的创作道路体现了20世纪我国专业音乐发展的一个侧面，是中国音乐史上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作曲家。

1988年，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版了录音带《江定仙作品选》，1992年，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社出版了乐谱《江定仙作品集》，人民音乐出版社也于2002年出版了江定仙音乐研究文论选《春雨集》。

因病医治无效，江定仙于2000年12月2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谢功成：

1942年江定仙先生重返青木关工作时，正是我考入国立音乐院的那年。入学后才知道我们理论作曲组的主任就是江先生，同时也是我们班的主科老师。那时的作曲专业头两年没有作曲课，所谓“主科”，就是“四大件”。江先生一开始就给我们上和声学和对位法，接着又上曲式学。江先生讲课是重点突出，简明扼要，一次课大约只讲半小时左右；接下来就是改题(那时没有单独的改题时间)。十来个人一个班，两小时解决问题。现在看来似乎时间太紧，但我们当时都感到所学的东西是概念明确，条理清楚，印象深刻。江先生的教学功力，就体现在这些日常的教学活动上。

江先生在讲课时很注意艺术规律，从不讲那些绝对的、过头的话。他认为一切艺术规则都是相对的，都是在发展中的。在改题时总是和学生采取商量的态度，启发的方法。常听到他说的话是“你看这样子是不是好一点?” “这不错，但也可写成那样。” “你听听效果怎样，有点刺耳吧，看看问题在那里。……”

江先生是一个感情不太外露的人。开始接触时会感到不太好接近，但相处久一点，就感到亲切些了；再处久一些，就什么话都可和他说了。他和萧先生结婚后，有一个小家庭，便是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学生的一个温暖的去处。后来我们搞“民歌运动”、学生运动，我们都感受到他对我们的关心、鼓励和支持。我这里说的“感受”，更多的情况是从江先生的一个眼神或一两句问话中得到的信息；当然还有他的行动。同学们当面都叫他江先生，但在背后却称“江夫子”，可能是认为他有点“夫子气”吧，当然，这也是另一种尊敬之词。

音乐院在青木关时期，办学条件极端困难。全院一百多学生只有十几架钢琴，而且大多数是破旧的。老师家里就更没有琴了。而江先生的钢琴是弹得很好的，却没有练琴的条件。后来不知从那里弄来一架四组风琴，江先生就每天用它来弹巴哈。当人们从青木关的山谷走过，常可听到他那小茅草房里传来用风琴弹奏的赋格曲，在那种环境下，那种古典风格，那种浪漫情调，听过的人是难以忘怀的。

解放后江先生在北京，我在武汉。我们不能常见面。但每次去京，总要去看望江先生，或约在京的老同学到江先生家聚会。这时江先生，萧先生总是象过节一样的高兴。每次江先生还做湖北的名菜“珍珠圆子”款待我们。我的工作单位是在武汉音乐学院，也可能这是他的家乡吧，他是特别关心，每次去都问长问短，并对办学提出不少建议。我们有什么重大的学术活动也请江先生来指导，他总是热情的参加。解放后江先生除继续坚持教学之外，在创作上、学术上都有很高的成就，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王次炤:

1978年刚入校不久，由于渴望学习，我经常长时间在学校图书馆资料室查阅文献资料，可以说是那儿的常客。当时在资料室工作的萧叔芳老师经常帮助我解决查找资料中的困难，后来才知道她是大名鼎鼎的作曲系教授江定仙先生的夫人。有一天，江先生也到资料室来，萧老师很热情地把我介绍给江先生，说我很用功，常常来这里看资料。江先生听说我是音乐学系的学生，就问我说：“你经常在这里看书，那你常去听唱片吗”我如实回答说：“比较少去。”江先生笑着对我说：“学音乐理论固然需要掌握许多文献，但不能忽视活的音乐啊，假如没有音乐感受，理论研究会显得苍白无力。”江先生还举了一些例子，我似乎记不太清了，但这句话却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中。自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注意聆听音乐，除了资料室，唱片室也是我常去的地方。我还向系里借了一架笨重的录音机放在琴房里，每天边看书边听音乐，日复一日，对音乐的感性积累日益增多。有一天，我在路上见到江先生，他还记得我，还记得我们当时的谈话。他问我是否还经常去资料室，是否也去唱片室听音乐。当我告诉他我现在的做法时，他非常高兴，他说：“这很好，我相信将来你一定能出成绩。”许多年过去了，那次遇到江先生时的偶然受益的确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不仅把江先生的话作为自己从事教学和科研的一句座右铭，而且还把它传授给每一个学生。

当江先生知道我们不少同学进校时是钢琴“白丁”时，就和蔼地说“弹得好、弹得坏不是主要问题，而是一定要重视音乐实践。”江先生“一定要重视音乐实践”的教诲一直牢记在我的心中。它也是作为我后来从事音乐学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努力方向。

严良堃：

六十年前，我进入位于重庆青木关的国立音乐院，作为“江家班”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学生，受业于江定仙先生的门下。我学习的专业是理论作曲，当时班上有十位同学，江先生任我们的主课老师，一直把我们带到毕业。在他的精心教育和全面的关心下，他的众多弟子在后来新中国的音乐岗位上发挥了应有的也是非常显著的作用。

我跟江定仙先生在国立音乐院学习了五年，他教学最突出的特点是治学的精通和开通。江先生二十年代就学于上海音专，获得了两个专业的大学学历：作曲专业和钢琴专业。在中国音乐初创的时代，这种多专业的音乐专门人才，是非常难得的。我们能够在抗战的艰难时期，得到这样高水平老师的教授和指导，可以说是当时抗战学子中的“幸运儿”。江先生的教授非常严谨也非常严格。我们学习的每一个科目，以至每一个习题的练习，都是在完整的学科知识体系和合理的理论框架中进行的。我们所学专业有和声、对位、曲式等科目，现在一般的教师批改学生作业，往往是老师将学生的作业拿回去，把错误标出，然后发给学生再看。而江先生批改作业则完全不同，所有习题，都是由我们师生“共同”来批改；先生亲自在钢琴上当场为我们弹奏、讲解、批改。这使我们专业的学习既扎实又灵活，非常好地训练了我们音乐专业的能力。

他在教授我们学习时，并不死板地按照“规则”行事。记得第一次交和声作业，我做的和声习题中有一个“隐伏五度”。这在和声进行中是错误的。江先生一边弹奏我的习题一边说，“这里有一个‘隐伏五度’，从规则上说是不对的，但听起来还可以”。

江先生爱徒如子。班上的学生学习程度参差不齐，他很关心那些进度较慢的学生。因而安排进度较快的学生去辅导他们，使得同学们的关系很融洽。同学们跟他的关系也非常亲密，先生过生日、结婚、生子的日子，江家就成了同学们的“俱乐部”，师生欢聚一堂，亲如一家。

中央音乐学院：

江教授是我国现代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于声乐领域中创作了独唱曲、合唱曲、民歌改编曲、儿童歌曲等多种题材类型的作品，其中艺术歌曲《岁月悠悠》入选了“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曲目，而他其他类型的作品也同样获得了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江教授也是一位经验丰富、善于启发学生的教育家，他为我国音乐文化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和纪念。

梁茂春：

江先生为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培养了众多的音乐家特别是作曲人才， 他是一位成就卓著的音乐教育家，将萧友梅、黄自开创的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继续向前推进。

王震亚：

江定仙为人简朴，待人热情。他对学生不仅是授业，而是全面关心。全国解放前夕，学校当局要开除学生运动中的某些骨干，他敢于挺身而出，说这些学生功课很好，没理由开除他们，使这些学生能够继续学习。学生毕业以后，工作多年，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仍会尽力给予帮助。他和学生之间的师生情谊非常深厚。

江定仙治学态度严谨，不迎合一时的风尚，能够坚持正确见解，对一些错误的作法不随声附和。事后证明他的看法往往是正确的。他能接受新事物，对现今世界上出现的各种音乐流派都愿意先作了解，然后再作出自己的判断。

从最初具有民族风格的小歌，到能充分展现宏伟革命内容和气魄的交响诗，江定仙的创作体现了20世纪我国现代专业音乐发展的一个侧面。而他长达六十年不间断地从事专业音乐教育的艰辛历程，更贯穿了我国的专业音乐教育从简陋起步到繁荣发达的整个过程。他的作品值得认真研究，他的宝贵教学经验应该好好继承，他的辛勤耕耘、无私奉献应该被后人永远铭记。

2002年10月，纪念音乐教育家、作曲家江定仙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和作品音乐会在北京举办，并同时举行纪念性文集《春雨集》首发式。

2005年11月25日周五晚，在中央音乐学院55周年院庆系列活动中，为纪念中央音乐学院前副院长、作曲系主任江定仙逝世5周年，举办了“新世纪杯”中国艺术歌曲创作比赛。

2012年3月23日下午，江定仙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暨作品捐赠仪式在武汉音乐学院举行。江定仙先生的儿子江自生、女儿江桥专程来到武汉音乐学院，向学院捐赠江定仙先生的手稿影印件及书籍、音响资料。院长彭志敏，院长助理高雁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捐赠仪式。

2020年3月16日,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上线了《江定仙抗战音乐专题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