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济渠是继隋炀帝开通济渠、邗沟之后，开凿的又一重要运河。永济渠是隋朝调运河北地区(指当时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的河北道)粮食的主要渠道，也是对北方用兵时，输送人员与战备物资的运输线。然而，星转斗移，沧海桑田，“百舸争流，千帆竞渡”的情景已无法再现，隋炀帝发兵高丽所留下来的踪迹，也早已消失于漫长岁月中，以至被风云际会的历史大潮湮没无痕。

中国古代沟通黄河与海河流域的航运水道。隋大业四年（608)开。东汉建安九年(204)，曹操曾开白沟（比今卫运河偏西)，又开平虏渠（相当今沧州以北的南运河），沟通黄河和海河水系。隋代开永济渠，南引沁水通黄河，北通涿郡（治蓟城，今北京)。这是白沟的改道，并向南延伸，南段比白沟稍向东移，在今卫运河之西，今德州以下与南运河大致相合，至今天津市西再向西转北，沿当时的永定河分支至涿郡。自永济渠经黄河、通济渠、淮河、邗沟，过江经江南运河至杭州，构成了南北大运河。隋、唐向辽东用兵，永济渠都是运输军需粮饷的主要交通干线。北宋时，又称御河，上源已与沁水隔绝，以卫河为源，自卫州（今河南省汲县）以下能行载重三四百石的船只。下游与漳河、滹沱河汇合，水量增加，但常受黄河决溢的干扰。金代仍利用它漕运。元代开京杭运河，御河（永济渠）的德州至天津段，成为京杭运河中南运河的一段。

隋炀帝在完成通济渠、山阳渎之后，又决定在黄河以北再开一条运河，即永济渠。大业四年（公元608年），“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隋书·炀帝纪》上）。永济渠也可分为两段：南段自沁河口向北，经今新乡、汲县、滑县、内黄（以上属河南省）、魏县、大名、馆陶、临西、清河（以上属河北）、武城、德州（以上属山东）、吴桥、东光、南皮、沧县、青县（以上属河北），抵今天津市；北段自今天津折向西北，经天津的武清、河北的安次、到达涿郡（今北京市境）。

据史料记载，隋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正月，隋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今北京城区西南隅）。”这表明隋炀帝当年开凿大运河时，沁河是永济渠的源头。明朝周梦旸编撰的《水部备考》中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史实：“沁水一支，自武陟小原村东北，由红荆口（今获嘉红荆嘴）经卫辉府，凡六十里，入卫河。昔隋炀帝引沁水北通涿郡，盖即此地也。”武陟小原村现存明代石碑也明确记载了隋代在当地建闸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沁河下游在隋代是地下河，沁河下游堤防是金代以后逐步修筑起来的。隋代沁水的流路，在今武陟县城以上大体同现流路，在今武陟县城南折东再转东南注入黄河。北魏郦道元撰《水经注》记载为：“……又东，过武德县（大城村）南，并于县南水积为陂（大坑），通结数湖（陂和湖约在今水寨一带）……又东南，至荥阳县北，东入于河”。由此不难想见，隋代沁河入黄口一带由黄河、沁河冲泄成多处大的坑塘，是难以通行大型船舶的。所谓“南达于河”，应当是对沁水河道加以疏浚。

南北两段都是当年完成。永济渠与通济渠一样，也是一条又宽又深的运河，据载全长1900多里。深度多少，虽不见文字，但大体上说，与通济渠相当，因为它也是一条可通龙舟的运河。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炀帝自江都乘龙舟沿运河北上，带着船队和人马，水陆兼程，最后抵达涿郡。全程4000多里，仅用了50多天，足见其通航能力之大。隋唐两代称为永济渠，宋代称御河，其治理均旨在发展漕运，直到清光绪年间，从卫河水运可直达天津海河。明清两代，“凡漕粮入津、芦盐入汴，率由此道”。卫河上下，船桅如林，航运繁忙。北京城内所需物资，除江南海运或运河漕运之外，多由黄河漕运转淇门入卫河抵京，卫河对中国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今天除卫河、南运河占压的原御河地段外，地表已很难发现永济渠的踪迹，现卫河和南运河北段仍为地上河，内黄至德州之间有大片沙岗和沙淤地，这是北宋以来黄河洪流泛滥留下的，也是永济渠淤没的主要原因。

历史上卫河泄流缓慢，堤防残破不堪，洪涝灾害频繁。1949年后，对卫河进行了多次治理和疏浚。其中1978-1983年卫河干流扩大治理后，现卫河汛内沟口以下行洪流量达2000-2500秒立方米，排涝流量700-1000秒立方米，比解放初期行洪能力提高了两倍以上。

开永济渠的关键工程是在沁水左岸开渠，引沁水东北流会清水至今浚县西入白沟。这是永济渠的南段，是当时新开凿的渠道。

白沟是曹魏旧渠，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北征袁尚时“遏淇水入白沟，以通粮道”。曹魏修治后白沟水量增加，连同与它接连的清河，成为河北水运干线。永济渠以曹魏旧渠为基础，将渠道拓展成为大渠，至今天津市境与沽河会合。这是永济渠的中段。从今天津市至古涿郡为永济渠的北段，系改造古潞河、桑干水两条自然河道的下游而成。

永济渠全长2000多里，由阎毗负责督建，男丁不足，妇女也被迫服役，从开工到建成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永济渠的宽度虽然不及通济渠，但运输能力很强，并可航行庞大的龙舟。

隋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隋炀帝发兵高丽时，除亲自乘龙舟通过永济渠外，还曾“发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当时江淮以南的役夫和船只以及漕运、兵甲、武器、兵士等都是通过永济渠运往涿郡的。船只相延近千里，往返运输数十万人次，其规模是相当可观的。

然而，永济渠“南达于河，北通涿郡”的全线贯通，可能只限于渠成之初不到十年的时间。由于沁水多沙易淤积，而清水又流量有限，因此永济渠南段的漕运价值并不高。唐朝的时候，便放弃了永济渠的南段，改借丹水、清水、淇水济漕，永济渠的起点也由此被定位在汲县（今卫辉市）一带。北宋时，称永济渠为御河，金代仍利用这条运河。元代开京杭运河，御河（永济渠）的德州至天津段，成为京杭大运河中南运河的一段。御河明代时主要水源依靠百泉，其流经的地方又多在春秋时的卫国，所以改称卫河，系天然河流。

但隋代以后的沁水并没有和永济渠断绝关系。武陟地势高于新乡，每遇沁水决溢，很自然就会向新乡漫流，汇入御（卫）河。有时沁水的决流还可以通航，与黄河卫河水运相衔接，仿佛隋代永济渠情况。又由于卫河常患胶浅滞运，历代统治者有的对沁水决流主张不予堵塞，有的还建议按决流开渠引沁入卫以利漕，议多不果行。也有见诸实施的，终因“卫小沁大，其势难容，卫清沁浊，其流必淤”而再行筑塞。也正因黄、沁河屡屡冲淤，隋代永济渠的南段才绝难寻到遗迹。

唐代废弃永济渠南段后，其中段的主要水源中，丹水是沁水最大的支流。丹水的支流长明沟亦称小丹河与清水相连，曹操开白沟后起到了增加白沟水量的作用。唐代以后小丹河仍然是永济渠的重要水源，至清康熙年间仍有引丹济卫的详细记载。这条由今博爱县经武陟、修武向东连通卫河的河道后来被称为运粮河，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仍具有航运价值。

2023年，围绕大运河永济渠衡水段勘察取得了一定成果，发现唐宋武城遗址。

史载：隋炀帝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春正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隋书》卷三《炀帝纪上》）又据《元和郡县志》卷十六《河北道一·相州》：“内黄县……永济渠，本名白渠，隋炀帝导为永济渠，一名御河，北去县二百步。”《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六《河北道一·贝州》：“永济县，本汉贝丘县地，临清县之南偏，大历七年，田承嗣奏于张桥行市置，西井永济渠，故以为名。永济渠在县西郭内。阔一百七十尺，深二丈四尺。南自汲郡引清、淇二水东北入白沟，穿此县入临清。按汉武时，河决馆陶，分为屯氏河，东北经贝州、冀州而入渤海，此渠盖屯氏古渎，隋氏修之，因名永济。”《禹贡锥指》卷十三下：“永济渠，即古之清河，《汉志》之国水，《水经》之清、淇二水。曹公自枋头遏其水为白沟，一名白渠。隋炀帝导为永济渠，一名御河，今称卫河者也。”严耕望先生在《唐代交通图考·隋唐永济渠》一文中，经详考认为：永济渠自“卫县以东，北至独流口约五百公里（就直线言）之流程，实亦与郦注之淇水、清河（淇水下游名清河）流程略相一致……具见永济渠之工程实多循汉魏北朝之旧河道也。”

由上可知，永济渠的开凿，也是利用了白渠、沁水、清水、淇水等原有的河道的。因此，在唐人的诗文中，每多“白渠”、“白水”、“清河”、“清川”、“淇水”等水路雅称，实际上就是永济渠。

至于说永济渠又称“御河”，这亦是泛称。如，《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载：“开皇八年……开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道一》：“汴渠……自宋武北征之后，复皆堙塞。隋炀帝大业元年，更令开导，名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入汴口，又从大梁之东引汴水入于泗，达于淮，自江都宫入于海。亦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之以栁，炀帝巡幸，自江都宫入于海。”《太平寰宇记》卷十五：“十道志云：‘自南北朝，彭城为要害之地，隋凿御河已来，南控埇桥，以扼梁、泗，历古名镇，莫重于斯。’”等等。唐人诗文中，将环绕京城的护城河亦称“御河”。如：王之涣《送别》诗云：“杨柳东风树，青青夹御河。近来攀折苦，应为别离多。”（《全唐诗》卷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