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元末明初施耐庵创作的长篇小说（现存刊本署名大多有施耐庵或罗贯中或两人皆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章回体长篇小说。

《水浒传》主要描写的是北宋末年，天罡地煞降生人间，一百零八好汉被逼上梁山，大聚义替天行道，后接受招安，投降封建王朝、起义走向失败的故事。

宋仁宗时期，由于宋朝境内瘟疫横行，皇帝遣太尉洪信与龙虎山张天师同去祈禳。在龙虎山，洪太尉命人开掘伏魔殿中的地穴，误放一百零八个魔星，下凡化身为一百零八条好汉。

后杨雄妻子通奸、石秀用计杀死其后，和杨雄商议一起去梁山泊聚义，半路“鼓上蚤”时迁也来加入。三人来到独龙岗却和祝家庄结了仇。

随后，经过三打祝家庄，出兵救柴进，梁山声势甚大。接着又连续打退高太尉三路进剿，桃花山、二龙山和梁山三山会合，同归水泊。虽然梁山前头领晁盖在攻打曾头市时不幸中毒箭身亡。为了扩充实力，吴用定计，诓大名鼎鼎的“玉麒麟”上山。

卢俊义经历几多曲折也上了梁山。梁山义军大破曾头市，又打退了朝廷几次进攻，其中好些统兵将领也参加了梁山聚义。比如：“大刀”关胜、“圣水将军”单廷圭等等。

最后，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云集。

一百零八人大聚义后，面对梁山义军越战越勇的形势，朝廷两次提出招安均因奸臣作梗而致失败。朝廷先后派高俅、童贯五次征剿梁山，尽被击退，高俅甚至被活捉上山，朝廷因而三降丹诏，诏安计划才得以成功。

而后梁山兵马被派遣至北方征讨辽国，连克檀州、蓟州、霸州、幽州四城，杀尽了辽国的精兵强将，最后又经九天玄女点拨，大破辽国统军兀颜光所布的太乙混天象阵，并将兀颜光当场斩杀。梁山兵马攻势之猛最后甚至让辽国国君被迫向北宋请降称臣。

但在征辽后，朝廷将收复的燕山领土全部送还辽国，也并未封官于梁山众人，致使梁山征辽行动功亏一篑。并且不让梁山将士进城安扎。

后在元宵夜，李逵燕青遛进城中，得知江南方腊造反，宋江知道后主动请缨，作南征先锋官。

在宋江、吴用等人死后某夜，宋徽宗梦遇戴宗前来，引其前往梁山泊，会见梁山泊诸位。宋江于梦中告知徽宗奸臣毒害一事，宋徽宗醒后，着人调查，确认宋江等人已死，遂为众将立庙于梁山泊，保一方风调雨顺，承受万民瞻仰。

选自明容与堂本，为现存最早百回繁本。

120回本即明朝袁无涯刊本《水浒全传》，袁无涯本基本包含容与堂百回本所有回目。但第26回名称变为“偷骨殖何九叔送丧，供人头武二郎设祭”，第90回变为“五台山宋江参禅，双林镇燕青遇故”（燕青改为第110回于秋林渡射雁），从第九十回起，插入从简本改写而来的田虎、王庆章节，从第90回起，回目名称如下：

百回本中的第91回，在120回本《水浒全传》中为第111回，此后回目依此类推。上海人民出版社、岳麓书社等出版的《水浒全传》为袁无涯本。

即明末金圣叹评本，又称《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

此本回目，基本上与袁无涯本（120回本）前71回一致，一般认为是从袁无涯本删去71回大聚义以后所有章节，并加上了“惊噩梦”的结尾而成。而原第一回被改为“楔子”，此后回目依此类推。此版本最后一回（第70回）回目为“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惊恶梦”。此外，其他回目也有少量字眼与多数版本都不一样，如“浪里白跳”均变为“浪里白条”，“黑旋风探穴救柴进”变为“黑旋风下井救柴进”，“赵员外重修文殊院”变为“赵员外重建文殊院”，“瓦罐寺”变为“瓦官寺”，“偷骨殖何九叔送丧，供人头武二郎设祭”变为“偷骨殖何九送丧，供人头武二设祭”，一般认为是金圣叹所改。

明末崇祯元年刘兴我刊本《水浒忠义志传》25卷115回，简本水浒代表版本之一，后世曾出版之《征四寇》一般选自此版本的后半部分。

各种简本文字错漏处较多，回目名称也多与繁本有文字上不同之处，甚至有缺少回目，但多数情节基本一致。只有田虎、王庆部分，是简本特有的，繁本的袁无涯本改写了这一部分，插入某种百回繁本中（见120回本）。简本的田虎、王庆部分一般被视为这两部分的较原始形态，115回本田虎、王庆部分回目名称如下：

《水浒传》的成书，取材于北宋末年宋江起义的历史。据《东都事略侯蒙传》：“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

又据《宋史·徽宗本纪》：“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此外，李埴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的《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载。还有的记载说宋江投降后曾参加过征方腊之役。从这些记载里，可以知道这支起义军，人数不多（但也决不止36人），但战斗力很强，在群众中甚有影响，曾经给宋王朝造成一定的威胁。宋江等起义的年代大约在宣和元年（1119）至宣和三年（1121），前后三年多。

宋代说书技艺兴盛，民间流传的宋江等36人故事，很快就被说书人采来作为创作话本的素材，南宋罗烨《醉翁谈录》记有小说篇目《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这当是说的杨志、鲁智深、武松的故事，此外，《石头孙立》一篇可能也是水浒故事。

这是有关《水浒传》话本的最早记载。南宋末有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序里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并说在龚开之前有画院待诏李嵩，曾画过宋江等人像。但龚开的赞并未说故事内容。现在看到的最早写水浒故事的作品，是《大宋宣和遗事》（见《宣和遗事》），它或出于元人，或为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说书艺人的底本。

它所记水浒故事梗概，从杨志卖刀杀人起，经智取生辰纲、宋江怒杀阎婆惜、九天玄女授天书，直到投降朝廷镇压方腊起义止，顺序和后世的《水浒传》基本一致。这时的水浒故事已由许多分散独立的单篇，发展为系统连贯的整体。元代杂剧盛行，有大量的水浒戏出现，元杂剧和《大宋宣和遗事》所记水浒的人物姓名大致相同，但聚义地点不同，杂剧说的是梁山泊，《遗事》说的是太行山；杂剧中已有“一百八个头领”之语，《遗事》只提到了36将的绰号姓名；《遗事》中写李逵位列第14，燕青位列第28，杂剧中李逵是第13头领，燕青是第15头领。

凡此种种，可见在《水浒传》成书以前，水浒故事在流传中内容细节上颇有异同。这或者同在不同地区流传也有关系。施耐庵正是把这些在不同地区流传的故事，汇集起来，经过选择、加工、再创作，才写成《水浒传》。《水浒传》的故事最初起源于北宋宣和年间，从南宋开始就成为了民间口头文学的主要题材。流传下来的根据说书艺人编成的话本中就有“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

该书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诸多异称和相关书名，其中《忠义水浒传》《水浒忠义传》《第五才子书》《水浒传传奇》《梁山传》《宋元春秋》《水浒衍义》《水浒志传》《水浒记》与《水浒传》是同书异名关系。

“水浒”出自《诗经·大雅·緜》中“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一句。但至于这个书名的确切含义，一直存在异议。历来学者认为“忠义”或是作为修饰“水浒”的形容词或是作为代表“忠义人”的名词。对“水浒”二字的理解主要有四种：代表“忠义”；代表“替天行道救生民”的反抗精神；代表一定的文化隐喻；代表“水泊梁山”的雅称。

一种说法是：作者施耐庵由于厌恶尔虞我诈的官场，仅供职两年，便辞官回到老家，一面教书，一面写《江湖豪客传》。书终于脱稿了，施耐庵对书中的情节都很满意，只是觉得书名欠佳。当时还是施耐庵学生的罗贯中建议书名为《水浒传》，施耐庵一听，高兴得连声说：“好，好！这个书名太好了！‘水浒’，即水边的意思，有‘在野’的含义，且合《诗经》里‘古公檀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典故，妙哉！”于是将《江湖豪客传》正式改名为《水浒传》。

《水浒传》的作者为元末明初施耐庵，并由罗贯中加以润色及编排，实际参与创作者跨越了从宋元到明末的数百年，包括了民间说书人、文人、书商等，是一部世代累积型的长篇文学作品。

从早期刊本的署名上看，明朝万历二十二年（1594）福建建阳余象斗双峰堂刊本《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题罗贯中编集，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袁无涯刊《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本署名是“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与之相近的还有明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容与堂刻本《水浒传》署名是“施耐庵撰，罗贯中纂修”。

从其他文献中的记载看，郎瑛的《七修类稿百川书志》记载：“《忠义水浒》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李贽《忠义水浒叙》中提到作者时，说是“施（耐庵）、罗（贯中）二公”。此外，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和王圻《稗史汇编》都记罗贯中作。

忠义

全书以梁山发展过程为主线，通过各个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经历，描写出他们被迫走上小规模联合反抗，到发展为盛大的队伍的全过程，表现了“官逼民反”这一的必然规律，塑造了好汉们的群体形象，深刻反映出北宋末年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矛盾。

作者歌颂了好汉们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正义行为，肯定了他们替天行道的精神。宋江原是一位周急扶困的义士，当他被逼上梁山之后，壮大了梁山的声威，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小说以高俅发迹作为故事的开端，意在表明“乱自上作”，高俅是奸臣们的代表人物。作者还写了大批的贪官污吏和地方恶霸，正是他们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才迫使善良而正直的人们不得不挺而走险，奋起反抗。

《水浒传》的主题在于“忠义”，小说的创作者希望表达民族意识，但又不能毫无保留地展现这种观念，只得进行删改，或者以一种隐晦，却能令民众理解的方式来表现，“崇道斥佛”这种宗教观念，恰恰符合这种需求。

宋元、乃至明朝时期，佛道观念在社会上代表着一种特殊的文化理念，《水浒传》尊道斥佛，放在当时社会历史背景下，不在于佛道本身，本质是对宗教式夷夏观念的一种文学表达。

人性恶

《水浒传》中全面呈现了一个人性恶的世界，社会上上下下，五花八门的丑类、贪牛鬼蛇神充斥于全社会。《水浒传》中的社会是人性丧失的社会，社会各层面都是恶人的天下。整个社会君昏臣乱、政治腐败、道德沦丧。上层统治者皇帝荒淫无道，把国家大政交给一伙奸臣，任其倒行逆施，生事害民。皇帝成为贪官污吏的总头目。四大奸臣祸国殃民、坏事做尽。高俅为满足高衙内的无耻色欲，为夺林冲妻子，就要把林冲置于死地。他还竟然接受外敌的贿赂，暗通辽国，卖国求荣。在各地有许多如狼似虎的地方官，他们多半与封建朝廷的权势人物有直接关系。这些官员肆无忌惮贪赃枉法，对百姓敲骨吸髓。新任高唐州知府高廉，指使小舅子殷天锡去强占柴皇城的一座花园水亭，柴进与之说理，却被关进监狱。衙门中的恶差更胆大妄为，董超、薛霸在其主子的指使和金钱的诱惑下，沿途折磨林冲，并想在野猪林将其谋害。在下层社会中还有众多地主豪绅、恶霸、流氓地痞、市井恶民，他们鲜有道德欺压良善、残害百姓。毛家父子为霸占解珍解宝所射杀的老虎陷人以罪，把二解关入大牢还不罢手，竟然密谋：“不如一发结果了他，忍致后患”，土豪的心肠真是比蛇蝎还毒!还有市井之中的流氓地痞无赖，如西门庆、牛二虽然地位低下但也极其凶恶，称霸一方，欺压良善，西门庆夺人之妻，牛二在街上欺压百姓撒泼强夺，百姓畏之如虎，躲之不及。地位更为低下的恶女一旦得势获抓住某个机会就恶性爆发，仗势欺人。妓女白秀英与知县相好就依仗县令权势，欺侮良善，因雷横去听她的戏，忘记了带钱，不能赏她，发生了争执， 白秀英用莫须有的罪名把雷横告官，县令抓捕雷横，雷横受到戴枷示众的惩罚。还侮辱其母。宋江的外室阎婆惜在得到宋江的招文袋后心生贪婪之念，全然不念宋江对其救助的恩义，对宋江一步步逼迫、伤害、侮辱、讹诈、威胁。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写出了恶是平凡人的一种普通情感。表现了社会中女性灵魂的畸变和人性的异化。

人物形象

《水浒传》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铺排和结构设计皆是以人物为故事情节的主线。《水浒传》中所刻画的人物形象并非一两个单一形象，而是群体形象，它涉及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刻画，特别是对水泊梁山上的一百零八个好汉进行了细致塑造。在《水浒传》的前七十回安排中，都是针对不同的人物形象进行刻画，通过语言、行为、肖像等描写方式，塑造出来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他们的个性鲜明。

《水浒传》首开先河，采用白话文进行创作，它为后世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水浒传》中的许多故事都可以单独拿出来成为独立的人物传记，例如“武松传”，“鲁智深传”等。《水浒传》的结构就是将不同人物的生平展开故事情节，作者通过人物塑造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在叙事的过程中突显出人物形象。

在《水浒传》中出现的人物形象，同类型的人物形象都有着某些共同的人物特征，但也同时具有区别于其他人的性格特点。

《水浒传》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很容易让读者记住。例如“黑旋风”李逵，他的性格有些鲁莽、直率，心直口快，但对宋江却十分的忠诚，可谓是言听计从。作者在塑造李逵这一人物形象时并没有将其塑造成一个是非不分，愚忠型的人物，他也有他的可爱和可悲之处，他爱憎分明，宋江入狱时他悉心照顾，宋江强抢民女时他扬言要杀了他。通过一系列的故事铺排，将一个爱憎分明、明辨是非的李逵活灵活现的展现在读者面前。人物形象不再古板、套路化，而是具有了更多的血和肉，更容易吸引读者的眼球。

人物的生活环境，受教育情况以及生活阅历等都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作者在撰写《水浒传》时通过对现实环境矛盾冲突的描写，使得人物性格表现更加合理化，更加贴近现实，使读者在阅读时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都不是单一的性格，他们处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性格都具有其独特、多面、复杂的特点。《水浒传》中人物形象塑造打破传统模式，在人物塑造艺术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可以按照其身份地位的不同将其归类。例如吴用、李逵等可以将其归类为贫民类。吴用的身份是一个小村子的私塾教书先生，算得上是一个知识分子，作者在对其穿着中有描写到“似秀才打扮”，点出了吴用的身份。吴用号称是“智多星”，在梁山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李逵作为典型的农民形象，他在打杀恶霸时从不心慈手软，，他不止一次扬言要造皇帝的反。作者在塑造李逵这一人物形象时，我们看到的不在是表层的东西，不再是李逵性格的鲁莽，而是透过一件件事情传达出的更深层的含义，那就是李逵是一个重情重义的汉子。他虽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贫苦大众，并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但他却是一个是非分明，忠肝义胆的人物。作者通过对吴用，李逵等贫苦人民形象的塑造，传达出当时社会底层贫苦人民的精神状态和生活境况，使读者对当时的社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为了与贫苦人民形象作对比，《水浒传》中还刻画了另一类人物形象，那就是下层官吏形象。《水浒传》中的下层官吏主要有两种，即文官和武官。文职官吏的典型人物是宋江，他专门负责文书处理方面的工作。与文职官吏相比，在《水浒传》中出现的武职官吏相对较多一些，如武松、林冲等等。他们也被奸臣所迫，最后走进梁山走上替天行道的道路。在《水浒传》中还塑造了另一类官吏形象——贪官污吏，如管营、差拨等，他们滥用职权、仗势欺人，利用手中的权利进行权钱交易，这已经充分表明宋朝正处于崩溃边缘，官官相护欺压百姓是造成百姓造反的根本原因。

《水浒传》中对女人物形象的塑造并不是很多，其中还都是女性反面形象的塑造，如潘金莲、潘巧云等，人们对他们的评价褒贬不一。《水浒传》对女人物形象的塑造使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更加丰富，通过对女人物形象的刻画，突显出当时社会女人的生活状态以及社会地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情节

《水浒传》曲折动人的情节，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往往通过一个个场面展开、一个个细节描写、一步步地推向高潮。第23回写武松打虎的情节就是如此。第一个场面，描写武松在景阳冈下酒店一连喝了十几碗酒。接着第二个场面，写他走出酒店被店家喊住说：有大虫伤人和三碗不过冈。武松怀疑店家用心不良，决计过冈。第三个场面写他行数里，看见剥皮树干上写着有大虫伤人等两行字，武松将信将疑地仍继续上冈。第四个场面写他来到景阳冈上，看到山神庙前的印信榜文确信有虎。接着第五个场面才写他在冈上遇虎、打虎。

在打虎这个场面中，老虎的一扑、一掀、一剪，武松一一躲过，以及武松的哨棒打在树上被折断，他就势按住老虎拳打脚踢，老虎以利爪刨出土坑等等，都是一个个细节。这些细节在写武松神勇的同时，扣人心弦地把情节推向高潮。

《水浒传》的情节生动曲折，大小事件都写得腾挪跌宕，引人入胜。有一些段落，集中了很多人物、精彩的场面，如“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等。而每一组的情节又往往是人物的性格发展史，如“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情节，使人不期然想起武松。

类似的事件写出不同的情节，这也是《水浒传》的显著特色。如林冲买刀和杨志卖刀、武松打虎和李逵杀虎、武松杀嫂和石秀杀嫂、江州劫法场和大名府劫法场、以及林冲起解和卢俊义起解等等，事件类似却写出了完全不同的情节，显示出生活丰富多彩和人物性格异彩纷呈。

结构

《水浒传》的结构是纵横交错的复式结构。梁山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纵贯全篇，其间连缀着一个一个相对独立自成整体的主要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自身在结构上既纵横开合，各尽特色，又是整个水浒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

语言

施耐庵在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中，充分发挥人物语言和描述语言的个性功效，通过恰当地使用鲜明、特色的语言使人物形象生动、突出。例如，鲁达在野猪林救了林冲，一路护送到沧州，在与林冲分别时，取了些银子与林冲和两个差人，并警告差人：“你两个撮鸟，本是路上砍了你两个头，看在我兄弟面上，饶仔两个鸟命。如今没多路了，休生歹心。”两个差官连连说：“再怎敢，都是太尉差遣。”接了银子，要待分手。鲁智深又道：“你两个撮鸟的头，硬似这松树么？”鲁智深抡起禅杖，把松树只一下，打得树木二寸深痕，齐齐折了。从鲁智深的语言不难看出其粗犷、率直、洒脱的性格特点。鲁智深内在的豪强、彪悍、粗野的人物形象跃然于纸上。再如“鲁提辖拳打镇关西”一节，写店小二不放金老走时，“鲁达大怒，揸开五指，去那小二脸上只一掌，打得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复一拳，打落两个当面门牙。小二扒将起来，一道烟跑向店里去躲了。”鲁智深是个急性子，打人都急，没说两句就“大怒”，不由分说就打来。“揸开五指”如见其伸出大手，往小二脸上打去。“只一掌”，清脆响亮之声，响于耳际。“再复一拳”，是一掌不足以解恨。店小二的狼狈相活现于眼前。作者用幽默、俏皮的语言塑造了社会上形形色色人物的丑态，令读者发笑，令世人生厌。作者在描述用语和人物语言上彰显了不同人物的不同性格特征。

魔幻色彩

《水浒传》用了大量魔幻神奇的题材，不仅给文章增添了神秘的色彩，还增加了文章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例如《水浒传》有诸多的能人异士，如张天师、罗真人、公孙胜等人，他们身怀奇术，能在水、陆、空的立体环境中根据不同的情境需要施行不同的法术。满含神秘诡异力量的法术穿插于文中，给文章增添了神秘性和趣味性。在当朝皇帝昏庸，奸臣当权，社会贪腐黑暗的现实情况下，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注定起义终会是失败的。但因了文中诸多魔幻神秘的因素，无论人或事，成功和失败的原因皆可归为“天意”、“天数”“天命”“气数”，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因果早已注定。文章在魔幻神秘的传说中，透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宿命色彩。

《水浒传》对招安的描写曾经对某些义军的领袖产生过影响，如张献忠在谷城受抚，就表示“戮力王室，效宋江水浒故事耳”（《纪事略》）。但比较起来，《水浒传》对农民起义的积极影响还是主要的。一批批义军将《水浒传》作为起义的教科书，从中汲取力量，高举起武装斗争的大旗。据现有的资料记载，从万历十四年（1586）起，就可以看到梁山英雄对于造反者的影响。特别是在明末农民大起义中，水浒英雄的口号已被广泛地写在农民军的义旗之上，许多义军首领袭用了《水浒传》的人名或诨号，成为中国农民起义史上的一种奇观。后来清代义军打着《水浒传》旗号的也屡见不鲜，太平天国、天地会、小刀会、义和团等无不受到《水浒传》的影响。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长篇小说，开创了白话章回体小说的先河。它作为一种新的文体，从此在文学领域内确立了应有的地位，开始逐步改变以诗文为正宗的文坛面貌。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看，它和《三国演义》一起，奠定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为广大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心理和鉴赏习惯。但它比之《三国演义》，更贴近生活，作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市井社会、日常琐事和平凡的人物，注重刻画人物性格的层次性、流动性，并纯熟地使用了白话，多方面地推进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艺术的发展。

《水浒传》在明代时被列入“四大奇书”。近现代以来，又成为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的文风、构思和理念，都对后世的中国乃至东亚小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水浒传》在十六世纪已传入朝鲜，除中国原刻以外，还出现了朝鲜坊刻本、抄本和翻译本。《水浒传》是用白话文写成的小说，当时的朝鲜学者，对文言比较熟悉，而对白话文不太精通，朝鲜显宗十年（1669年）特为读《水浒传》而出版了《水浒传语录》。日本于1757年出版了百回本《忠义水浒传》的全译本。法国于1850年出版《水浒传》摘译本，1978年出版百二十回的全译本。《水浒传》已有英、法、德、日、俄、拉丁、意大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朝鲜、越南、泰国等十多种文字的数十种译本，《水浒传》在海外广泛流传并得到了高度评价。

续书

对《水浒传》来说，小说从明代以来经由评论到删改、增添，由删改、增添再到删改、续写的递嬗变化，到清代已发展到尽头，再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版本。像其他小说一样继之而起的也是续作现象，而且续写《水浒传》的热潮方兴未艾，从清初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水浒传》的续书时间跨度之长，内容之丰富复杂，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这些续书要么以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为底本，要么以金圣叹批改的《水浒传》为依据，加以续作。1997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水浒系列小说集成”，或称作“水浒传大系”，除本传外，共收集到14种，即明末清初金圣叹评《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清初陈忱的《水浒后传》、清初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晚清俞万春的《结水浒传》（又名《荡寇志》）、民国时期程善之的《残水浒》、民国姜鸿飞的《水浒中传》、民国刘盛亚的《水浒外传》、民国张恨水的《水浒别传》、清末西冷冬青的《新水浒》、清末陆土谔的《新水浒》、民国张恨水的《水浒新传》、民国嘉鱼的《戏续水浒新传》、民国冷佛的《续水浒传》、民国梅寄鹤的《古本水浒传》。从内容上看，这些续作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继承本传忠义精神，梁山未死英雄继续除暴安良、劫富济贫，或梁山英魂转世、再次揭竿而起的豪情之作。有陈忱的《水浒后传》、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姜鸿飞的《水浒中传》、梅寄鹤的《古本水浒传》、张恨水的《水浒新传》。

二是丑化梁山英雄互相猜忌、互相残杀的强盗之作。有俞万春的《结水浒传》、程善之的《残水浒》、冷佛的《续水浒传》。

三是借水浒英雄表达作者对清末社会改革的设想，颇具荒诞性。有西冷冬青、陆士谔同名小说《新水浒》。

其他重要小说，例如《金瓶梅》，就是从《水浒传》派生演变出来的。

其他

《水浒传》对小说之外的其他文学艺术样式也有显著影响。明清传奇剧中，李开先的《宝剑记》、陈与郊的《灵宝刀》、沈璩的《义侠记》、许自昌的《水浒记》等等，这类取材于《水浒传》的作品约有三十余种。而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曲艺、绘画等作品也数不胜数。

影视作品

现代文学家鲁迅：“‘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学名誉教授夏志清：“与《三国演义

美国作家赛珍珠：（《水浒传》是）“中国生活伟大的社会文献”。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这部13世纪的“流浪汉体小说”并不比17世纪西班牙同类的小说逊色，而在有些方面还超过了它们。如它完全没有说教，有时情节的展开像史诗般的广阔（有围困城堡和城市的场面），以及对超自然的和魔幻方面的描写能令人信服。最后的这个特点使这部小说和所有这一类小说中最古老、最优秀的作品——阿普列乌斯的《金驴》相接近。

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水浒传》）“记录了那个遥远年代人的基本生存状态”。

毛泽东对《水浒传》的评价，早年他认为《水浒传》是“农民造反起义失败的例子”，“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每个造反者都是被逼上梁山的”；晚年他认为《水浒传》“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

《水浒传》的版本，有所谓繁本和简本之分。一般认为有李卓吾《忠义水浒传序》的一百回本可能是《水浒传》的祖本，特别是明嘉靖年间的百回本，在艺术上有了较多的加工，这就是所谓繁本。后来万历年间，有人又在征方腊、平西辽之间增加了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情节增加而文字压缩，遂成所谓简本。天启、崇祯间杨定见的百二十回本，除增饰征田虎、王庆故事外，其余部分主要根据嘉靖本，这就是现在流行的《水浒全传》，属于繁本。据说还有一种一百一十五回、一百一十四回的本子，只存故事，所谓“游词闲韵”一概删削，当然是简本，流传极少。当前市面上出售的《水浒传》，印刷单位很多，版式装帧也不同，但都是繁本，一百回的题名《水浒传》，一百二十回的题名《水浒全传》。

《水浒传》版本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明末清初学者金圣叹作序的七十回本。本来金圣叹是“腰斩”《水浒传》，从一百回本中取前七十回，到“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为止，删去诗词韵语，加上自己评语，结尾添上卢俊义的噩梦，以一百单八将被一网打尽结束。

《水浒传》曾经被翻译成英、法、德、意大利、俄、匈牙利、捷克、波兰、朝鲜、越南、日本及拉丁文等多种文字，受到了外国读者的喜爱。不过，《水浒传》在各国的译名是不同的。

美国在1933年翻译的《水浒传》，是最好的《水浒传》译本，但它的译名却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个译本是由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布克夫人，她的中国名字叫赛珍珠。

意大利把《水浒传》的译名弄成《佛牙记》，翻译的是其中花和尚鲁智深（俗名鲁达）的故事。后来，德国人又把《佛牙记》翻译成了德文，译名成了《鲁达上山始末记》。

德国还翻译了《水浒传》中杨雄和潘巧云的故事，译名是《圣洁的寺院》。而《水浒传》中武大郎与潘金莲的故事，德国人则译成了《卖炊饼武大的不忠实妇人的故事》。

德国人还翻译了《水浒传》中晁盖、吴用等人智取生辰纲的故事，译名有两个：《黄泥冈的袭击》《强盗们设置的圈套》。英国翻译了《水浒传》中林冲的故事，译名是《一个英雄的故事》。

七十回《水浒传》最早的译本是德国和法国翻译的，德国的译名是《强盗与士兵》，法国的译名是《中国的勇士们》。而传说中最蛊惑人心的译名，则是《一百零五个男人和三个女人的故事》。

施耐庵，元末明初的文学家，本名彦端，祖籍一说是兴化白驹（今江苏大丰），一说是钱塘（今浙江杭州）。其人博古通今，才华横溢，举凡群经诸子、词章诗歌、天文、地理、医卜、星象等，无不精通，35岁曾中进士，后弃官归里，闭门著书，与拜他为师的罗贯中一起进行《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的创作，搜集、整理关于梁山泊宋江等英雄人物的故事，最终写成《水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