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锵（1517年5月24日—1608年12月31日），字廷鸣，号松坡，南直隶池州府石埭县（今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七都镇毕家村）人，明朝中后期官员。

正德十二年五月初五日（1517年5月24日），毕锵出生于南直隶池州府石埭县（今安徽省池州市石台县）。毕锵自幼聪慧，能说会道，反应机敏，善于记忆和背诵。他学习《春秋》，通晓四传（指《左传》《公羊传》《谷梁传》《邹氏传》），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十三岁时，毕锵就补为县学的学生。

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毕锵参加应天府乡试，考中举人第一百零四名。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毕锵参加会试，名列第五名。不久，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刑部主事。刑部的事务虽然繁杂，但同僚中多是文人学士，他们热衷于古学，时人评价刑部为西翰林院，文风兴盛。然而，毕锵却说：“身为官员，应当言官之事，如果法律条文不精通，难道可以放弃衡量轻重的标准而仅凭主观臆断吗？”于是，毕锵深入研究律令及旧案，经过综合讨论分析，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吏也无法欺骗他。此外，毕锵还广泛阅读经史子集、名家论著以及历代典章制度，对各地的利弊得失了如指掌，心中洞明。

后来，毕锵升为户部郎中。当时严嵩当政，他聚集了一些有名望的士人作为自己的羽翼，有人劝毕锵去拜见严嵩，但毕锵认为这是自我炫耀和自荐的行为，是士人和女子所不齿的丑行。在郎中的职位上，毕锵十多年没有得到升迁，仅仅参与过一次科举考试的校阅工作，其中所选拔的进士如马自强、张学颜、姜宝、吴时来、顾章志等人，都是当时声望很高的人才。当时边疆的敌人问题非常严重，负责财政的官员担心军费不足，因此请求从各曹郎中挑选有才能的人担任司属，协助管理财务。毕锵被认为是最佳人选，上报后得到了批准。在处理边疆军饷问题时，一些边镇官员试图将军饷作为私下的贿赂，但毕锵严厉指出他们的行为，并鼓励他们将来要恪守职责，同时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处理。在毕锵的管理下，士兵们没有因为缺乏军饷而脱下战袍，国家也没有因为军费问题而出现漏洞，节省下来的军费数以万计。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三月，毕锵升为浙江副使，负责督学政。毕锵注重士人的品德和行为，然后才考虑他们的文才，这使得士人的风气焕然一新。在选拔和推荐人才时，毕锵充分听取众人的意见，做到公正无私，丝毫不差。后来，许多他提拔的士人成为了朝廷中的台阁公卿、科举状元，他们在朝廷中相互辉映。当时，吕本刚上任吏部尚书，他的家人试图通过关系为某事说情，但毕锵没有答应，吕本对此心怀怨恨。不久，在吕本的运作下，毕锵被调为广西右参政，这对他来说就像是被贬谪到了荒远之地。然而，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而是恭敬谨慎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嘉靖四十年（1561年）七月，毕锵升为广西按察使。不久，吕本被贬，严嵩倒台，而清廉正直的风气重新得到了人们的认同。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二月，毕锵又被调任为浙江右布政使。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二月，毕锵升为湖广左布政使。明世宗晚年有思念故乡之情，曾打算前往湖广，但未能成行。而那些在皇帝陵园侍奉的宦官，将他们那里出产的菱角、莲藕等特产进献给明世宗，并常常要求邻近的郡县也进献，最终这成为了一项固定的年例。这些宦官们急于求成，车马喧嚣，对供应的物资要求苛刻，稍有不如意就鞭打责罚，如同雨点般落下。毕锵将此事上报给朝廷，说明世宗不应忘记自己的根本，怎能忍心因为口腹之欲而给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而且这并不是宦官们为了讨好皇帝而进献的，也不是士大夫们应该做的爱君之举。他建议停止这种无度的征索，并将其定为法令。

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毕锵升为太仆寺卿。七月，又升为应天府尹。当时，海瑞正在江南地区任职，他写信给应天府，态度傲慢无礼，但毕锵并未接受这种态度，海瑞后来也为此道歉。毕锵还整顿了冗费冗役，打击了那些违法乱纪、兼并豪强的行为，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百姓都感激他的清廉治理。因此，他和海瑞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过去，都察院专门负责监督南方的粮食储备，这是由海瑞担任的。然而，由于政务琐碎繁杂，海瑞因此被罢免职务，随后这一职责便由南京户部侍郎来总揽，但节制制度仍然保持不变，于是在隆庆六年（1572年）四月选拔了毕锵来担任此职。毕锵上任后，他逐条上奏了关于收粮、管理粮库、修缮厂房、晒场、疏浚水道以及购买补充粮食等六件事务的举措，这些举措明确且切实可行，使得上下级都感到便利。

隆庆六年（1572年）七月，毕锵被调到北京担任户部右侍郎，之后又升为户部左侍郎，同时仍然负责管理粮仓和场地。在处理疑难案件和规划漕运事务时，他都能切合实际情况，做出恰当的决策。

万历四年（1576年）正月，朝廷授毕锵为正议大夫、资治尹。

万历四年（1576年）二月，毕锵升为南京户部尚书。他上疏说：“南京在明太祖高皇帝时期，丰衣足食，所有的政策都是基于稳固国家根基的原则，因此需要因时制宜地改革。”他提出了六项重大的改革措施：一是清理不合理的税收分配；二是严格征收和解缴制度；三是杜绝提前支取；四是禁止虚报损耗；五是明确发放标准；六是谨慎选拔和监督官员。这些建议得到了部内的一致认可，并被允许实施。当时，张居正在朝中地位显赫，对朝廷官员态度傲慢，唯独对明神宗阿谀奉承，因此，毕锵对张居正的态度表示不满。

万历六年（1578年）十一月，毕锵称病辞官，回到了石埭。

万历十一年（1583年）闰二月，张居正去世后，明神宗下诏重用有德行的老臣，毕锵再次被任命为南京工部尚书。七月，毕锵改任南京吏部尚书。

万历十三年（1585年），毕锵改任户部尚书，上疏推辞，明神宗没有同意，并称赞他端正谨慎、敏锐干练。上任后，毕锵发现明神宗虽然起初勤于学习、政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不如从前了。因此，毕锵上书提出了九项建议：节约财力、充实边饷、停止无谓的召买、规范税收催征、清理冒领滥支、整顿社会风气、避免频繁更改政策、崇尚节俭美德以及勤勉于圣学。这些建议忠诚而正直，虽然未被完全采纳，但几年后，当朝廷面临诸多弊端时，人们才深刻体会到毕锵的远见卓识。

万历十四年（1586年）五月，毕锵年满七十岁，因此上书请求告老还乡。明神宗念及他年高德劭，特地下达了优厚的诏书挽留他。然而，他某日突然入朝，行走时跌倒，于是坚决以病重为由请求辞职。明神宗派遣宦官赐给他食物和牵马的马匹，并亲自询问他的家宅情况。他多次上疏请求辞官，明神宗深知他的意愿不可改变，便批准了他的请求。辞官后，他乘坐驿车返回故乡。待病情稍有好转，有关部门便上奏请求重新召用他。

万历十六年（1588年），左都御史吴时来说：“许多德高望重的老臣都难以被劝进，却容易因年老而退休，但毕先生作为人伦师表，他的待遇却比不上那些平庸之辈，这不符合古代尊重长者的礼仪。”于是，明神宗下诏加封毕锵为太子少保，每年赐予他仆役和俸禄，每月还赐予他白米。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毕锵年满八十岁，明神宗命令有关部门到他家中探视他的起居情况。

万历三十年（1602年），太子朱常洛也按照惯例前往有关部门了解毕锵的生活状况。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毕锵年满九十岁，恰逢皇孙诞生，明神宗尊封皇太后并赐予徽号，特别派遣礼部郎中林茂槐到他家中去慰问他。他命令自己的孙子毕茂才、毕汝楩前往皇宫上表致谢。明神宗对他深感嘉许，说：“你年高德劭，三次受到朕的慰问，现在让你的孙子毕汝楩进入太学学习，以彰显朕尊重老人、崇尚贤德的意愿。”

毕锵在家乡居住了二十多年，一直致力于以恭敬、谦让、节俭的品德为乡间树立榜样。无论是部使者、监司，还是郡县的长官，都深知毕锵为人公正且有谋略，每当向他请教时，他从不谈及私事，唯独在关系到民生疾苦的问题上，他总是直言不讳，慷慨陈词。毕锵身兼高官厚禄，享有崇高的地位，但对待人无论贵贱，都保持谦逊的态度，即使是身份卑微的仆人，他也愿意折节下交。毕锵历经三朝，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自律，虽然俸禄丰厚，衣食无忧，但他从不追求奢华，也不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帮我慷慨解囊，将自己名下的田地划拨给学校，以资助贫困的学子；他还设立了前代忠臣的祠堂，并捐赠田地作为义田，用来周济自己的族人和乡亲；他建立了义学，教育子弟，出资购买粮食储存在仓库中，以便在灾荒年份救济百姓；他还为无力举办丧事的家庭提供资助，为无人安葬的遗骸提供墓地。毕锵救人于危难之中，却从不居功自傲，这样的善举数不胜数。

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608年12月31日），毕锵去世，享年九十二岁。在去世的前一天，毕锵只是稍微表示了一下身体不适，然后穿戴整齐，召集了县里的长官、学者以及亲朋好友聚会，谈笑风生，仿佛是在告别。客人散去后，毕锵让子孙和妇女们围绕在膝下，向他们传授修身、齐家的大道理。说完后，他整了整衣襟，端正地坐着，然后安详地闭上了眼睛。他曾亲手写下遗言给子孙说：“我本是书生出身，有幸依赖祖先的恩泽，在甲辰年得以中举，历任四部尚书之职，但国家之恩尚未报答，因此不要请求朝廷给予抚恤和典礼，以免加重我的不德之名。”子孙们遵从他的遗愿，不敢上请，但地方长官认为毕锵是德高望重的老臣，他的离世如同大树倾倒、山岳崩塌，于是按照旧例上报朝廷。明神宗得知后，停止上朝以示哀悼，并命令有关部门安排祭祀和葬礼，赠太子太保，谥号“恭介”。

毕锵一生历仕多职，其主要功绩如下：

明神宗朱翊钧：卿齿德并茂，三膺存问。（《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毕公墓志铭》引）

海瑞：公先日百尔行事，诸衙门人时言之，先人规模，后人楷式也。（《复毕松坡》）

朱赓：毕锵辞荣二十余载，行年九十有奇，全行完名，足称人瑞，且遭遇圣恩，三次存问，又本朝二百余年所稀见者，久道化成，和气翔洽，寿国寿民，故有此应。（《明神宗实录》引）

李维桢：窃见公立朝六十余年，柄臣三变，善柔者启私门，讲学者尚虚声，急切者琐科条，天下靡然从之。公不徇俗尚，不谈名理，不标异迹，然自修，倏然自远，喜怒不形，宠辱不惊，器识风度，直于古人中求之耳。上高拱，穆清宫府阂隔股肱心膂之臣进退失据，而于公体貌无亏，恩数有终，则公醇诚敦厚，所昭假默牖，由来渐矣。（《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毕公墓志铭》）

冯从吾：袁裕春、宋阳山、周讷溪、海刚峰、毕松坡、孙季泉、孙立亭、赵定宇诸正人君子，尤不啻若自其口出，而又非献䛕当途以希名利者，此可以药世俗嫉贤妒能之病。（《姜凤阿先生语录序》）

张履善：毕松坡先生锵，为我浙督学使，秉公殚明，多得名士。已而为右方伯、左方伯。人觐，先生视司事既毕，司故有例金，皆诸方伯所不辞者。库官悉出以献，约千金。先生义形于面，却不受，具文详三院，籍而贮之库焉。嗟乎！豪杰之士，固非常格俗品所能束缚也。（《近古录》）

张廷玉等：锵遇事守正，有物望。（《明史》）

万历年间，有朝臣非议毕锵位高权重，生活却朴素无华，无奢华之气。此言激起众议，赞同与不屑并存，实则透露出对其出身的轻视。明神宗闻讯，心生好奇，遂微服至毕府欲亲见。某日，明神宗突访，邀毕锵共膳。邵夫人措手不及，既恐仓促备餐失礼，又无佳肴可呈。她急中生智，以乡土食材入馔，亲自烹调，将香菇、木耳等山野珍品一锅蒸制，上覆薄腌肉，独具匠心。明神宗品尝后，赞其口感清新，油而不腻，与宫馔大相径庭。毕锵被问菜名，笑而不答，明神宗则机智地断定此乃邵夫人手艺，赐名“一品锅”，以示其品质超群。毕锵退休后，邵夫人常以“一品锅”待客，成为美谈。

某年，石埭县遭遇严重水患，沿河两岸农作物悉数损毁，颗粒无收。毕锵闻讯，特请假归乡探视，目睹此景，忧心如焚。归家后，他吩咐家人备下数把芒花扫帚与一捆精心剖细的松明，一切准备就绪，便重返京城。时值明神宗万寿之期，朝中文武百官竞相献上各自珍藏以示庆贺。轮到毕锵时，他迅速解开缠绕的红绸，掀开黄绫包裹，露出了那看似寻常却寓意深远的“芒花扫帚”与“松明”。片刻沉默后，毕锵以谦恭而庄重的语气道：“恳请陛下御览此礼。”神宗见状，面露疑惑，不禁反问：“毕卿此举，莫非戏言乎？”毕锵从容答道：“臣岂敢！若陛下有此误解，容臣细陈其意：此芒花扫帚，乡间俗称‘满天飞’，寓意皇恩广布，如满天星斗；而松明，亦称‘山蜡烛’，乃臣乡亲夜间照明之物，喻指陛下圣明之光，照亮万民生活。二者合而观之，即‘皇恩浩荡满天飞，圣明天纵贯日月’，实为臣乡亲为陛下寿辰所献之吉语。”神宗闻之，眉头渐展，面露悦色。然而，神宗作为九五之尊，非轻易为言辞所动。他复又蹙眉，深情地追问毕锵：“毕卿，朕已领受你乡亲之情谊，但你今日之举，定有深意，速速道来！”毕锵见时机成熟，犹如获赦，即刻详尽陈述了家乡石台遭受水灾的惨状，并呈上早已备好的灾情奏章。神宗阅后，神色凝重：“毕卿家乡，本就地僻民贫，今又遭此大难，实乃雪上加霜。朝中可有哪位卿家家乡亦如此困顿者？速速禀报。”朝堂之上，一片肃然，无人再有类似奏报。片刻沉寂后，神宗慨然言道：“幸得众卿家乡多富饶安乐，使朕心安。然扶危济困，乃治国之本。朕特旨免除毕卿家乡石埭县一切赋税徭役，以解民困，恤民之贫！”毕锵闻言，感激涕零，再次跪拜谢恩。自此，“山蜡烛”与“满天飞”之佳话，在京畿内外，尤其是石埭山区，广为传颂。

毕锵曾有一个仆人，在他门下工作已久，得知仆人的亲属在皇宫中得宠，毕锵便慷慨地赠予仆人厚礼并让他离去。后来，那个仆人得势显贵，感念毕锵的恩德，特地托人向他致谢。但毕锵却托病急流勇退，始终对这件事守口如瓶，从未向人提起。

毕锵的外貌并不出众，身体瘦弱得像山间的隐士。有一次他生病，得到异人的指点，说不需要服药，只要保持心情愉悦，远离女色，他便照做。未到中年时，他便独自居住在一间静室中，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他的精神依然矍铄，牙齿坚固，头发乌黑，视力听力都超过常人，声音洪亮清晰，即使是壮年男子也自愧不如。

过去，徐阶在朝中主持政务时，毕锵担任言官，整个朝廷对毕锵的敬畏甚至超过了徐阶。有人提议要将毕锵调离京城到外地任职。徐阶听后说道：“各位是害怕他吗？”大家都窘迫地回答说：“哪里敢说是害怕他？只是他身为言官，言辞恳切而直接，我们担心他会因此招致灾祸。”徐阶说：“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也怕他。我考虑到，人谁没有私心呢？但私心一定会损害公义。有像毕公这样的人在，我们就不敢放纵自己，这样可以减少犯错。”听到这些话的人无不赞叹佩服。

毕锵告老返乡时，妻子让家人在夜间从院中捡来砖石瓦块，用草纸裹好，放入箱内。这样，一共弄了十八箱，然后打着尚书旗，鸣锣开道，前呼后拥地坐着轿子回乡。有人禀奏明神宗，说毕锵从国库里搬走了不少金银财宝。明世宗马上传旨，把箱子全部押回殿内检查。箱子打开后，弄得文武百官目瞪口呆。这时，毕锵夫妇哭诉说：“老臣在朝为官几十年，如今两袖清风告老还乡，只因为害怕不光彩，才弄点砖石块做假。”毕锵为官之清廉，委实令人敬佩。

据说毕锵府中曾藏有许多稀世珍品，尤其是有多张玉雕花架床，长、高各尺余，床架用翡玉雕成，被褥用翠玉刻就，床上有象牙琢成的人物，其他金银饰品不计其数。太平军到广阳时，毕锵后人将这些宝物埋入府中的七口井里，太平军只掘得三口，另四口已永无人知了。

毕锵著有《偃生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