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三镇鼎立，素有“江城”之称。浩瀚的长江和蜿蜒的汉水滚滚西来，交汇于此，朝宗东去。河塘湖泊，星罗棋布，发展自来水事业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相继侵入我国，清咸丰八年(1858年)，汉口辟为通商口岸，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武汉的自来水事业逐渐发展起来。

同治光绪年间，日、俄、英、法、美等列强先后在汉口开办了30余家工厂，其中有的工厂已安装简易的自来水设施。1889年，清末著名政治家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后，兴办洋务，也先后在汉阳、武昌兴办了湖北枪炮厂、汉阳铁厂、丝麻四局等近代工矿企业。由于这些工矿企业规模较大，用水也大，传统挑人抬的取水方式已不能满足，于是开始采用“吸水机器”取水。查史料记载，1895年动工并于1897年建成投产的纺织局北局就安装了“自来水”机器。而1906年在武昌平湖门外建成的麻布局，已有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制、供水系统。不过在当时，自来水还是用于场内生产，尚未供应居民。同时由于初创，制水能力较低，且常有安全事故发生。

把自来水大力推广到民间用于日常饮食生活的，当推张之洞、宋炜臣二人。张之洞督鄂之初，即以“汉口地方近年益形繁盛”“时疫流行，火灾迭见”为优，提倡兴办自来水和电灯两项事业，籍以“弥灾卫生”(即消除火灾，清洁饮水)。1892年，湖北藩台衙门奉张之洞令发出告示，倡导组织一个公司来经营汉镇的自来水事业，并规定由中国绅商自筹资金、洋股不得搀入的宗旨。从1896年到1905年间，先后有官、商多人申请筹办水电事业，均因股本不足或暗搀洋股，而为督抚不准。又有英、法商人希图染指华界水电，亦被张之洞拒绝。

在汉宁波籍巨商宋炜臣看准了水电事业“惟大利之所在”，乃于1906年联合湖北、江西、江浙等地巨商11人集股筹资龙洋300万元，经张之洞批准，取《易经》“水火既济”之义，成立“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同年秋，水厂(即宗关水厂)、电厂(即利济路电厂)同时破土动工。1908年秋电厂建成，1909年9月水厂通水。至此，汉口才有了自来水供应。

在武昌，自来水厂出现较汉口晚了25年，1931年，武汉大学为解决新校区供水，由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主持，由该校土木工程师缪恩钊设计，在珞珈山北麓东湖之滨建了一个简易水厂。1933年，湖北省建设厅利用旧麻布局设施改建武昌临时水厂，至次年7月正式供水，水厂规模及生产能力都比汉口既济水厂小了许多。

在解放前的43年，武汉的自来水是分为汉口、武昌两个系统各自独立存在的。虽然其成立的年份早晚不同，企业的经济性质不同，但在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垄断全国水电业的政治需要和经济需要之下，殊途同归，最终都成为四大家族囊中之物。

既济水电公司名曰“商办”性质，但因建成后即受经济萧条之影响，扩大再生产不易，且又因辛亥年间战火焚毁部分设施，被迫改变办企业宗旨，多次向日商借贷并接受日商苛刻条件，因而在1920年前，公司的经济、管理、生产、技术大权几乎被日商控制，其仰人鼻息之情景不堪回首。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建立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官僚资本对于民族工商业的鲸吞豪夺接踵而来。从1927年起，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财团，就把魔爪伸向了既济水电公司。先是操作公司股东会“推选”刘少岩(宋子文的同学、汉口慎昌洋行买办)为公司经理董事。继而在1935年由宋子文亲自出马担任公司董事会主席董事。最终与1937年6月，由交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在公司第十九届股东会提出“折实资产、补足股份”的议案。所谓折实资产，就是将公司原有股本762万元“五成折实”为381万元；所谓补足股份，就是“添募与此同等数额(38.1万股)之新股，籍资抵补”，使公司股本认为762万元。议案的实质是为宋子文财团名正言顺地垄断既济水电公司作准备。紧接着在同年7月，宋子文、孙科等19人以“上海中国建设银行公司辅助农工商各业之发展”为名，向既济水电公司投资381000股(381万元)，从而控制既济水电公司经济大权。18日，公司董事会改组，由宋子文担任董事长，潘铭新出任总经理。从此，既济水电公司由商办性质变成官僚垄断资本性质。

尽管武昌的自来水属于地方政府举办的“公营”性质，但它是在难产中诞生的，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经济上的“先天营养不良”。1927年，武昌市政府曾议论筹办武昌水厂，但议而未决。第二年，湖北省政府召开业务会议，再次决定筹办武昌水厂，并责成有关部门拿出水厂设计图纸，但仍以种种原因告吹。直至1932年湖北省政府又通过决议，拟定了“创办武昌临时水厂计划”，改由省建设厅承办建厂事宜，拨款五百万，利用武昌麻布局旧有的设施，才建成一个小得可怜的水厂。1935年，水厂在武昌竟成电灯公司合并为“武昌水电厂”。然而，四大家族早有垄断湖北水电业的意向，早在1931年，国名政府建设委员会就有在武昌办湖北水电事业的动议。1942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又和湖北省政府协议。1942年，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和湖北省政府协议，待对日战争结束后在鄂南合办水电事宜。1947年，在行政院长宋子文的旨意下，由资源委员会和湖北省政府合办的“鄂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陈仲熙任董事长，黄文治任总经理。公司由资源委员会出资75%，湖北省政府出资25%合股而成，但经营、人事、技术、财务大权均在资源委员会一方。

既济水厂建成初期，日生产能力2.7万立方米，日供水量平均2.3万立方米，供水范围在今江汉路以南，桥口以北，中山大道以东，面积4.3平方公里，武昌临时水厂初期日生产能力约2300立方米，日供水量约200立方米，供水范围十分狭小。既济水厂在43年间，经增加设备和改进工艺，生产有所发展，如1915年、1923年、1933年各置取水泵船一艘，以取水浮船取代直井，离心泵取代蒸汽泵；1921年至1934年，对净水化系统进行扩建；1928年增铺一条直径760毫米输水干管至城区。1934年后则停滞不前。武昌临时水厂除兴建2000立方米沉淀池1座外，43年中几乎没有发展。

到1949年5月武汉解放前夕，两个水厂的日生产能力仅达到10.6万立方米，供水面积仅26.1平方公里，这已是昨日之极至了。

汉阳，则一直没有自来水。

1949年5月16日，武汉这座历史悠久，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名城获得了解放，武汉的自来水事业从此也获得了新生。广大市民在盼望解放的同时，盼望共产党送来“甘露”水，这一天终于盼到了。

“东风动百物，桃李待日开”，获得新生的武汉市自来水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了巨大的变化。

1953年，武汉冶电业局实行“水电分家”，曾更名为武汉冶电业局第六发电长的宗关水厂与更名为武汉冶电业局武昌水厂的平湖门水厂以及管道、维修、收费、装表等部门合并组建为“武汉市自来水公司”。同年，武汉大学的小型给水设备移交自来水公司，改建成日供水2万立方米的东湖水厂，扩大了武昌地区的供水范围。

汉阳城区的供水问题，一直为人民政府所关注。1953年着手筹建汉阳水厂，经过几个方案的选择，最后确定动员铁道部将汉阳枕木防腐厂的给水设备移交公司改建。1954年建成供水，日供水能力2000立方米，由于其取水于墨水湖，水源污染严重，不宜作饮水用，因此停用。并于1955年在汉水一桥面板下铺设2条直径450毫米输水管，由宗关水厂向汉阳钟家村一带供水，改变了汉阳地区“翻坎爬坡挑数里，一担河水半担泥”用水极端不便的情况。

1955年，为配合武汉钢铁公司建设工程，投资兴建青山水厂，1957年建成投产，初始规模为2万立方米。如今，十里钢城，钢花飞溅，无一不凝结着制水工人的心血。

1960年，公司接受武汉第一棉纺厂自备水厂，同年扩建成日产4000立方米水厂1座。1965年扩大到1.1万立方米/日。同年还建成葛店水厂，次年移交葛店化工厂自行管理。

1965年，为供应华中工学院用水和配合关山工业区的建设，在喻家山东北角建成老团山水厂。初始规模2万立方米/日。

随着堤角工业区的形成和发展，1966年投资兴建堤角水厂。1969年完成第一期工程，日供水能力4万立方米。1971年第二期竣工投产，日供水能力6万立方米。供水范围从黄浦路延伸到谌家矶，朱家河到谌家矶一带居民从此解除了食用黄孝河污水的痛苦。

因关山工业区的形成以及东湖周围陆续新建大专院校、医院、疗养院，用水量激增，1972年兴建新团山水厂，至1975年建成投产，日生产能力7万立方米。

1973年，同时兴建琴断口水厂和白沙洲水厂，因种种原因，迟至1978年两厂第一期工程才竣工投产。

到1995年底，武汉市自来水公司共拥有11座水厂，日综合生产能力达277.6万立方米，居全国同行业第三位；全年制供水总量为95731.3万立方米，平均日制水量262.2万立方米；年供水总量为89675万立方米，平均日供水量245.7万立方米；供水官网总长3134.35公里，其中直径100毫米以上管道长1918.74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的管网密度为7.3公里；供水面积为428.95平方公里，供水范围已涵盖初青山区外所有城区及部分郊区；全市用水户数为99921户，用水人口321.82万人，用水普及率100%；水质综合合格率为99.9%；供水官网压力合格率为98.3%；全年工业总产值为21303.3万元；固定资产原值达104017万元。这一连串令人惊奇的数字，是武汉市自来水事业今日辉煌的真实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