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文派”的流派特征，是以教师为主体的作家群。姚鼐所言的“天下之奇山水”，同时见证的除山水绮丽外，是地方农耕不能发达之状。农耕发展的困难，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桐城商业便不会走徽州之路，使“读书—科举—仕宦”之路成为必然。但能走到“第三步”的人，毕竟极少。

以方以智为首的桐城方氏学派，是明末清初与浙江学派等齐名的重要学派，作为明末清代精神的一个重要侧面，这个学派坚持的学术研究价值的取向（提倡易学与科学相结合、哲学与科学相促进、中学与西学相会通、考据学与义理学兼用、实学与玄学兼顾），对我们今天探讨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有极大的启示，值得高度重视。发源于桐城派的发源地桐城，对当今社会仍产生重要影响。

而走到“第二步”的读书人，最终多以执教授馆为生。即便是走到了“第三步”，如姚鼐、吴汝纶等，最后仍常见辞官谋馆，作书院山长。他们因教学的需要，既要作文，亦要讲文，文风必须介于“庙堂文学”与“山林文学”，即须讲“义理、考据、辞章”，以保证应试的需要和文章的精彩。早年，姚鼐欲投戴震门下，为戴震拒绝。但戴在给姚的回信中，提出了“义理、考据、辞章”的治学要求。姚鼐将戴说作文学解，本是曲解，或言赋予戴说新的内涵。纵观“桐城文派”的作家作品，作品的特征并不明显，只有“教师”这一身份十分醒目。方苞、姚鼐、刘大、吴汝纶、马其昶、姚永朴如此，桐城之外的管同、梅曾。

明代方以智父子，以数衍易，医易会通，从“质测即藏通几”“立象极数，总谓践形”的观点出发，把律历、象数、医药、占候……等都看作是“圣人通神明，类万物，藏立之《易》”的“数理”（方以智：《通雅自序》）；其“核物究理”、“探求其故”的易学思想，也可以说是走出中世纪的近代“科学易”的先声。

桐城方氏易学学派，可以说是“科学易”的早期形态。方以智自觉地意识到，他以易学为根基的自然哲学体系的建立，是“因邵、蔡为嚆矢，征《河》、《洛》之通符”，“借泰西为剡子，申禹、周之矩积”（方以智：《物理小识·编录缘起》），即是说，一方面继承邵雍、蔡元定等所提倡的象数图书之学的易学原理，另方面引进西方新兴质测之学，并借以发扬祖国科学思想的优秀传统。这正是“科学易”的基本思想特征。十八世纪，戴震、焦循等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推进“科学易”的发展。此后，中国文化的近代化的正常历程被打断。我们民族在深重的苦难中步入近代。人们迫于救亡图存的政治形势，忙于日新月异的西学引进，来不及去清理易学遗产。“科学易”的研究濒于中断；而在西方，从莱布尼兹到爱因斯坦、玻尔、李约瑟等，把中国易学中某些象数结构纳入现代科学的语境和视野，对“科学易”不断地有所探测。在二十世纪中西文化的汇聚、交融中，一些学有专精的自然科学家，转向传统易学与科学思想遗产的研究而时有新的创获；八十年代伴随改革开放而兴起的文化研究热潮中，由于《易》象、数、图中数理、物理、生理以及哲理的被重视，由于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被应用，由于东西方学术思想某些层面的重新被整合，“科学易”的研究得到长足的进展，并有方兴未艾之势，成为当代易学的一项特殊成就。

当然，“科学易”的研究有一个理论和方法的导向问题。首先，在理论原则上，应当承认《易》之为书的原始形态，虽是人类智慧创造的一株奇葩，但毕竟是古老中华文化发蒙时期的产物。它本身必然是在科学思维的萌芽中充斥着宗教巫术的迷信，即使经过晚周时期《易传》作者们的哲学加工，改变着其中科学思维、人文意识与神物迷信的比重成份，但仍然是原始科学与神物迷信的某种结合。因而，“科学易”作为现代形态的知识体系，必须将这种固有的科学与迷信的结合加以剥离，必须将传统易学中某些固有的神秘性（各种拜物教意识、神物迷信等等）加以扬弃。这是十分繁难的任务。因为历史地把握科学与迷信二者的区别和联系，了解二者既互相对立、排斥，又互相寄生、转化的机制，以及二者能够共生或实现转化的思想文化条件和社会经济根源，并非易事；且在实验科学所凭依的工具理性范围内得不到解决。其次，在文化心态上，应当看到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苦难和中西古今文化的激烈冲突，在人们思想上曾造成各种困惑和畸变心理。诸如，面对西方科技新成就，希望“古己有之”的“西学中源”说，幻想“移花接木”的“中体西用”说，都是曾经流行过的思想范式，并在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化的历程中一再把人们引向歧途。显然，“科学易”的研究，应当避免再陷入这样的思想范式及其种种变形，应当跳出中西文化观中的“西方中心”、“华夏优越”、或“浮浅认同”、或“笼统立异”、或“拉杂比附”等等误区，而在传统易学与现代科学之间发现真正的历史接合点，从中国“科学易”三百年来具体的历史发展中去总结经验教训，提炼研究方法，开拓未来的前景。这一未来前景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科学易”与“人文易”必须相辅而行，成为易学研究中互补的两个主流学派。

“桐城派”的本质，其实是一种地域文化。这种本质，在“桐城学派”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钱秉镫以诗学、易学见长，称著明末清初。方以智不仅以“方氏易学”闻名海内外，更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家。在“桐城学派”中，如果抽出这钱、方二氏，这个学派便失去关键性支撑。而钱、方二氏如果不是籍属桐城，又同样又不能称之为“桐城学派”。换言之，他们若生活于公安县，那自是“公安学派”；生活于新安江流域，自然是“新安学派”。机械地深究“桐城派”细枝末节，明显就是舍本逐末。正因为有桐城地名的存在，著作者是桐城人，才会有学术成果上的“桐城”冠名。

“桐城派”的渊源，其实质是桐城地方氏族，对中国文化的家族式贡献。桐城东乡的方、阮等氏，或自明至清，或自唐至明，累世簪缨。家族中历世的文化传承，最终才出现学术大家方以智，诗文（戏剧）大家阮大铖。桐城方氏对中国文化家族式的贡献，在中国历史上除孔氏家族外，其他氏族无出其右。“桐城派”源流中的桐城姚、刘、吴等氏中的诸经典作家，或为当时方氏世戚，或因文章、学问为方氏至友。这些辰星般四处闪烁的“桐城派”成员，向心点仍在浮山方氏。从这个意思上讲，方苞无论生活、成名于何处，纲目关系没有改变，他都是浮山方氏氏族文化上的一颗新果实。而学派中的其他重要成员，或利益于这种直接传承，或利益于这种氛围熏陶。至于今天流传的何处“出人”、何处“出名”之说，未免流于肤浅。?

除创业者方学渐，代表者方以智及中间人物方大智、方孔火外，桐城方氏学派的主要人物尚有：吴应宾、三宣、钱澄志以及方以智的三个儿子中德、中通、中履和方以智的学生揭喧、游艺等人。这些人物，或是师生同学关系，或是血缘关系、或是连婚关系，因而这个学派比明末清初其它学派更有内部的稳定性。

方以智（1611—1671年），字密之，号曼公，又号鹿起、龙眠愚者等，兼有别号多种，是明末清初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方以智是安庆府桐城县凤仪里（今桐城市城区）人，出身世家。其祖父方大镇，曾任万历朝大理寺左少卿，治《易经》、《礼记》，著述宏富。父亲方孔炤，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崇祯朝官至湖广巡抚，通医学、地理、军事，有《全边略记》、《周易时论》等著作，《明史》有传。方以智自幼秉承家学，接受儒家传统教育，曾随父宦游，至四川嘉定、福建福宁、河北、京师等地，见名山大川，历京华胜地，阅西洋之书，颇长见识。成年后，载书泛游江淮吴越间，遍访藏书大家，博览群书，交友结社。曾与陈贞慧、吴应箕、侯方域等主盟复社，裁量人物，讽议朝局，人称“四公子”，以文章誉望动天下。

方学渐（1539-1615）字达卿，号本庵。桐城（今安徽桐城市区凤仪里）人，明代著名学者。明代中叶桐城学术的领头人。方学渐幼读经史，十岁能文。早岁丧父，将“立品、读书、择友”作为自己座右铭，勤勉奋发，学识过人。汉阳张甑山为桐城教谕，十分器重方学渐，曾向主试官推荐，对此，方学渐不以为然。及至应试，避而不就，并说：“因人诡遇，吾不为也。”后与邹东郭、吕新吾、冯少墟、顾泾阳、高景逸等名士交游，学识益进，以布衣主文坛讲席二十余年，并在桐城县城北门创办桐川会馆，，开桐城设馆讲学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