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雠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整理文献的方法的学科。中国西汉成帝时，以封建国家的力量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校理图书文献遗存的事业。刘向等人在工作实践中建立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程序，为后世所沿用。“校雠”一词的本义只是指“校正文字”、“订定篇次”两项工序，它在探讨过程中形成的学科也称为“校雠学”，自北宋以后多改称为“校勘”及“校勘学”，现将其称为单纯的校雠学，而将包含各项程序的工作及知识称为广义的校雠学。

研究中国古代整理文献的方法的学科。校雠本为比勘校对之意：“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为雠。”先秦古籍中便有有关校雠的记载。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在整理皇家藏书的校雠实践中，第一次归纳总结了校雠规程。宋代以前所说的校雠，主要是以勘定传本、审定篇次、校正文字为内容的工作方法，它依附于经书章名注疏而存在。至宋代，一方面校雠工作开始向理论化的方向发展，出现了独立完整的专书校勘著作与总结归纳校勘原则、通例的著作，另一方面，郑樵的《通志·校雠略》将校雠的内容拓展为论述收藏整理、经营管理图书的理论与方法，奠定了传统校雠学的基础。至清代，伴随着对传统典籍的大规模清理总结，形成了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基础，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特色，包括目录、版本、校勘在内的校雠学学科体系，它涉及了版本考证、文字校勘、史实考订、古籍分类、目录编纂、内容提要等古籍整理工作的几乎所有环节与方面。近代以来，校雠学中的目录、版本、校勘等内容又走向分化与独立。

“校雠”一词是刘向等人在校理古籍时所用的一个词。他在集中每一书的各种本子，用来比对异同、校正错误时使用了该词，如在《晏子》一书的叙录中说：“臣向谨与长社尉臣（杜）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臣参书十三篇”；在《关尹子》一书的叙录中说：“臣向校雠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刘向在《别录》中对“校雠”一词的解释是：“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为雠。”（《太平御览》卷618引）“雠”即今之“仇”字。《说文解字》云：“仇，讐也。”又云：“讐，从言、雔声。”段玉裁注《说文》认为这个字的构造是“以声苞意”，就是说它还是个“会意”字，“雔”是代表两个人，“言”字则指这两个仇人正在争论不休。所以校书而用这个“讐”（今用“雠”）字，是很恰当的。校雠工作实即现代的校对工作，不过校雠古籍，需要应付和解决各种繁复困难的问题，因而形成了校雠学的专业。同时，刘向主持的整理图书的巨大工程，包括了单纯的校雠工作及其前前后后的一系列工作，其整体也被称为校雠学，所以今天只能用“广义的校雠学”来称之。

单纯的校雠学，从北宋起，因为有了“校勘”的名词而被称为校勘学。如宋欧阳修《〈春秋繁露〉书后》：“予在馆阁下校勘群书，见有八十余篇，然多错乱重复。”（《欧阳文忠公集》卷73）证明自北宋起，馆阁校书，用“校勘”字以代“校雠”。苏轼《书欧阳公黄牛庙诗后》亦云：“予昔以西北留守推官为馆阁校勘。”由于“校雠”一词在字义上特别是字形上与单纯的校雠学存在用字上的形象化的联系，所以无法硬性规定单纯的校雠学只称校勘学。

历史与方法

书籍流传广泛与时间长久后，必然版本众多，差异错误亦随之产生。特别在雕版印刷盛行以前，图书流布多依赖于手工抄写，几乎是一本不同于一本。所以校勘的工作，与书籍之流行相伴而生，历史悠久。《诗·商颂谱》说∶“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孔颖达说：“考父恐其舛误，故就太师校之。”足以说明此句中的“校”是指校正文字的错误。正考父是孔子的七世祖。孔子晚年删定《诗》、《书》、《礼》、《乐》、述《易》，作《春秋》，是以个人的力量首次进行的文献整理工作，其中当然也包括了订正文字、厘定篇章的校勘学的工序。孔子的学生子夏（卜商）擅长文学，他继承师学，善于校勘。《吕氏春秋·慎行论·察传》说：“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之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晋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子夏不但正确地校正了错字，还指出了造成错误的原因，就是“形近之误”（在篆文中“己”与“三”，“豕”与“亥”字形十分近似），提示了校误的一种方法。

刘向校雠古籍，是大规模的国家文化工程，工序繁复，但前表中所列“勘正文句著其异词”、“删定重复厘定篇第”两项（即个体工程的第二、三两项）仍是整体工程中最为根本的工作。不把每一部书校成定本，则前道工作就没有意义，后道的工作也无从开展。刘向所写书录中提到错字的情况有：“中书以天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晏子》）；“以谷为进，以贤为行”（《列子》）；“本字多脱误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战国策》）；《别录》中也提到：“古文《尚书》或误以见为典，以陶为阴”（《太平御览》卷618引）。这些例子指出了三种致误的原因：声近之误，如章误为长；形近之误，如陶误为阴；脱缺半字，如齐误为肖。

晋葛洪《抱朴子·遐览篇》说：“书三写，鲁为鱼，虚为虎（《意林》引作“帝为虎”），七与士，但以倨勾长短之间为异耳。”指出了书经多次传写，多有错误。鲁为鱼属脱缺半字例，虚为虎乃形近之误，帝为虎由于虎字隶书作?，也属形误。

宋代雕版印刷盛行以后，作为封建时代教育经典的《九经》，刊本众多，以建安余氏、兴国于氏二本称为善本。南宋刻书家廖莹中认为“余氏不免误舛，于氏未为的当”，乃以家塾所藏二十三本，聘请各经名士百余人，反复参订，重加剞劂，成为世?堂本。廖氏在校刊过程中，总结了校勘时所遇的种种问题，诸如书本（版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脱简、考异等，撰成《总例》一卷，附刊于《九经》。不久原版散落，相台岳氏搜集印本，重刻于荆溪家塾，此即“相台”本，岳氏附言：“字画、注文、释音、句读，悉循其旧，且与明经老儒，分卷校勘，而又证以许慎《说文》、毛晃《韵略》，视廖本加详。旧有《总例》，存以为证。”明张萱误以相台岳氏为岳珂，而廖莹中的《九经总例》的单刻本易名为《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遂将《九经总例》冠以岳珂撰之名。廖氏此书，实为归纳校勘学亦即单纯的校雠学方法的重要著作。

清代汉学家（朴学家）重视考核古籍，校勘事业益趋繁盛，工作缜密精细。王念孙（1744～1832）在其《读〈淮南〉杂志叙》中归纳校勘中所遇62种致误之由（在《王石曜先生遗文》卷三），对校勘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学者陈垣校《元典章》，得谬误1.2万余条，写成校记，又举其十分之一为例，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后又易名《校勘学释例》刊行。《释例》卷六首篇《校法四例》，总结了4种校勘方法，最为精到，为校勘工作者奉为圭臬。

中国封建时代，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及本朝君主或所尊者之名，必须用改字或其他方法（例如缺笔）以避之，称为“避讳”。由此亦使书文失其真，如汉石经残碑《尚书》、《论语》中邦字多改为国，是避汉高祖刘邦讳；《汉书》称庄子为严子，是避汉明帝讳；唐人称《四民月令》为《四人月令》，是避唐太宗讳。校书者必须熟悉历代讳字及其避讳方法，始能校正。陈垣著《史讳举例》（1933）8卷示例，也是有关校勘方法的重要著作。

宋代学者郑樵在他的巨著《通志》的《二十略》中写有一篇《校雠略》（见《通志·校雠略》），第一次高度评价了刘向大规模整理古典文献工作的方向与成就，也严厉批评了后世奉行刘氏之法而欠严格措施所犯的种种疏失错误（特别是对北宋《崇文总目》的指责），成为总结刘学，发展刘学，指导古籍整理工作的第一部专著。因为这部专著以《校雠略》为名，由此确立了古籍整理工作全过程为“校雠学”这一学术名词。后来清代章学诚著《校雠通义》，近人孙德谦（1873～1935）著《刘向校雠学发微》（1923），都是遵其旨而从其名。而且郑樵所关心和讨论的主要是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考其得失之故等，而对“鱼鲁、豕亥”等校勘问题则略而不论，所以这也使得刘向的“勘正文句著其异词”、“删定重复厘定篇第”两道工序（即个体工程的第二、三两项）成为单纯的或狭义的校雠学亦即校勘学而自立门户了。

郑樵肯定了刘向的功绩，也指出他的某些缺失，说他重文轻图，“尽采语言，不存图谱”，是因他乃“章句之儒，胸中元无伦类”之故。《校雠略》对求书之道（刘向“求遗书于天下”）论之尤切，提出8种方法，广开求书途径，欲使“册府之藏，不患无书”；还提出对亡失之书可以搜集逸文的观点（在《书有名亡实不亡论》一节中），这一理论后来在实践中发展成“辑佚学”（见中国古籍辑佚）。这是对于刘向整理古籍工序的发展与充实，使其工序从“审察疑伪著明依托”（个体工程第四项）以下改成下列流程：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除了遵行刘向的工序外，还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的逸书收入，就是受到郑樵思想的影响。

校雠学

刘向、刘歆父子校理古籍的工作，最后落实到编著《别录》、《七略》，从而开创了中国古典目录学（即总体收束工程第一项）的先河。刘向在分类、著录工作以后，还对每个门类也就是各个学科溯析其源流，究详其得失，使其先后本末瞭若指掌，学术自明，并著《辑略》，以冠六略，建立了“流略学”（即总体收束工程第二项），实质上是今日所称“学术史”，成为有中国古典目录学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成为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基础。这是广义的校雠学最显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