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扎鲁·路德维克·柴门霍夫（Lazarz Ludwik Zamenhof，1859年12月15日—1917年4月14日），波兰籍犹太人，语言学家，世界语的创始人。他出生在比亚韦斯托克，当时波兰正受沙皇俄国统治，根据俄国的户籍规定，取名为拉扎鲁·马尔科维奇·柴门霍夫。

世界语作者拉沙尔·路多维克·柴门霍夫（Lazaro Ludovik Zamenlof）1859年12月15日生于波兰的比亚利托克城。父亲是该城的一名中学教师。

早在柴门霍夫的童年时代，国际语理想就在他头脑里产生了，他为这一理想献出了毕生的心血。正如他本人在致波洛夫克的那封著名的信中所说：“在比亚利斯托克，居民由四种不同的成分构成：

俄罗斯人、波兰人，日尔曼人和犹太人。每种人都讲着各自的语言，相互关系不友好。在这样的城里，具有敏感天性的人更易感受到语言的隔阂带来的极大不幸，每到一处他都会得出结论，语言的分歧是使人类大家庭破裂、分化成敌对阵营的唯一原因，或至少是主要原因。是大家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理想主义者，是大家教我认识到所有的人都是亲兄弟。然而，在大街上，在庭院里，到处都让我感到，真正含义的人是不存在的，只有俄罗斯人、波兰人、日尔曼人，犹太人等等。这种认识时时刻刻强烈地折磨着我那颗童心，虽然许多人大概对这种小孩子的‘为世界而痛苦’会付之一笑。因为，当时在我看来，‘大人们’才拥有一种无所不能的力量，所以我反复对自己说，待我长大成人，就一定要消除这一灾难”。

他早已认定，要达到这一目的，古代和现代的语言都是不适用的。于是，他开始朦朦胧胧地憧憬着用一种新的人造的语言。后来，他进了华沙一所第一流的中学，其间对这种语言进行了各种尝试，臆造出了大量复杂的名词变格和动词变位等形式。“人类语言的语法形式多得漫无边际，大部头的词典，包罗成千上万的词汇，这些东西把我给吓住了。面对这样一部复杂而庞大的机器，我不只一次地告诫自己：丢掉这些幻想吧！这件工作是人力所及的。”

但是，当他学习了语法结构简单的英语（在学习德语，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之后），注意到俄语后缀的作用之后，他的语法系统和那庞然大物般的词典在眼前骤然开始缩小了。他兴高采烈地叫了起来：“问题解决啦！”

“1878年这门语言基本上准备就绪，尽管当时的‘通用语（lingwe uniwer ala）’和今天的世界语（Esperanto）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我将此事告诉了我的同伴们（我当时读中学八年级）。1878年12月5日我们大家一起庄严地举行了这种语言的诞生仪式，仪式上就讲这种新的语言。我们满怀激情唱起了颂歌，歌词的开头一段是这样的：

Malamikete de las nacjes

Kado', kad', jam temp', esta' !

La tot' homoze in familje

Konunigare so deba' .

快消失，消失吧，各民族间的仇恨！

现在已经是时候。

全人类要团结一致，

友爱和睦亲如一家人。

但当时柴氏年纪尚轻，还不能公布他的著作。不久之后他中学毕业，又先后在莫斯科和华沙学医。中学时代的伙伴们不久也撇开了这个“乌托邦”。父亲为儿子的健康担扰，他要儿子亲口许诺：在大学念书期间将不再干这件事。

1885年，他读完了大学。取得了文凭并开业行医。这时他又考虑到要将这门语言公诸于众，这期间他曾对它反复加工，不断完善，他用新语言翻译和写作了大量作品使之应用于实际需要；“广泛的试验表明，理论上看来完全站得住脚的东西，实践中还不成熟。我还得大量地削删，替换，修改，甚至从根本上进行改造。在理论上孤立的和短时间的试验使一切都显得那么完好，而词汇与形式，原则与要求却又相互排斥、互相矛盾着。如通用介词je, 用法灵活的动词meti; 中性的、用法确定的结尾a之类的东西，如果从理论上来说，是不可能钻进我头脑中来的。我原认为是宝贝东西的几种，形式在实际应用中却成了不必要的累赘。譬如说，我就这样舍去了几个不需要的后缀。”最后，“念起来就流畅了，跟有生命力的父母语一样灵便、优雅和自如了。”

有两年的时间他都在为自己那本新语言的小册子徒劳往返地寻求出版商。最后，在1887年7月，在他未来的岳父好心的帮助下，他才自己出版了这本书：D－ro Esperanto．lingvo internacia。la． Anta parolo kaj plena lernolibro．先是用俄语随后不久又用波兰语、法语、德语和英语出版。“在此之前我的心情十分激动不安，我感到我是处于应做出断然决定的时刻，从我的小册子将出版的那天起，我就将没有开倒车的可能了。我知道什么样的命运正等待着一个其生涯取决于公众的医生，如果他们将他看成一个头脑疯颠。不务正业的家伙的话。我觉得我是在把和我家庭未来的全部安宁与生计押在这张牌上。但是我不能放弃已钻入了我的身体内和血液中的理想啊！我终于破釜沉舟了”。

这期间他还写过一首美妙的诗：

Ho, mia kor', ne batu maltrankvile,

EI mia brusto nun ne saltu for !

Jam teni min ne povas mi facile,

Ho, mia kor'！

Ho, mia kor'！ Post longa laborado，

Ĉu mi ne venkos en decida hor'！

Sufie！trankviliu de l' batado，

Ho, mia kor'！

啊，我的心，别惴惴跳动，

千万不要从我胸中跳出！

我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呀，

啊，我的心！

啊，我的心！在长久的努力后，

难道我不能在决定的时刻成功！

好了吧！请静一静，

啊，我的心！

柴氏不仅把世界语看作一种技术性的语言工具，而且从一开始他就把世界语与各国人民之间相互友好、和平共处的理想联系起来，这就是他后来发展为一整套人类主义的所有内在思想。对于他来说，正是这内在思想才最为重要，才正是他努力奋斗的主要目的，而语言本身却不是。在日内瓦第二届世界语大会（1906年）上他在开幕词中雄辩地阐明了这一点：“如果我们世界语战士主动给予广阔的世界以一种只从实用方面来看待世界语，并只为自己的利益而使用它，自然这并不是给予任何人一种要求我们所有的人把世界语只看作一种实用的东西。我们大概不会讨得那些把世界语只用于对自己实用的事情上的人们欢心，出于这样的担心，我们就不得不从自己的心里去掉世界语主义中最重要、最神圣的那一部分，即世界语事业的主要自标是永远指引着每个世界语战士前进的北斗星。哦不，不，决不能这样！我们绝不随意放弃这种要求。倘若人们要迫使我们第一代世界语战士在行动中回避一切理想的东西，我们将会愤怒地将我们过去为世界语写作的一切撕个粉碎，烧得精光，我们会痛苦将我们毕生从事的工作和事业毁弃，我们将把戴在胸前的绿星抛到九霄云外，我们还会深恶痛绝地叫道：与这种只为商业和实用目的效劳的世界语，我们不共戴天！”

“有朝一日，当世界语成为全人类的财产，并失去其理想的性质时，那时，它将仅仅是作为一门语言，人们已无须为此斗争，只是从中获利了。然而在今天，几乎所有的世界语者还都不是获利者，而只是战斗者。我们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促使我们为世界语而工作的，不是其实用性，而是国际语本身所包含的神圣、伟大而庄严的理想。这一理想——大家都能充分地感受到——就是所有民族之间的友好和公正。从界语诞生的那个时刻起到现在，这理想都一直伴随着它；当世界语作者还是个小小的孩童时，这理想就激励着他……。”

“如果我情愿在巨大的痛苦和牺牲中，而且不为自己留下一点著作者的权力——难道我这样做是为了某种实利吗如果第一代世界语者不仅耐心地忍受了接连不断的讥嘲，而且还作出了很大的牲牺，譬如一位清贫的女教师，她长时经受着饥饿之苦，只为了能省出一点钱来宣传世界语——难道他们大家这样做是为了某种实利吗如果常常有人在要离别人间之际，写信对我说，世界语是他们生命行将结束的唯一慰藉——难道他们这时考虑的是某种实利吗哦不，不是的！每个人一心想到的只是蕴含在世界语主义中的内在理想；每个人都喜欢世界语，不是由于它使人们的身体相互靠近，甚至也不是由于使人们的头脑接近，正只是由于它使人们的心贴近了。”

在帕利佛（E. Privat）博士那本脍炙人口的书中这样描写了柴门霍夫博士（1905年在布伦第一届世界语大会开幕式上）：“这时，敬爱的大师随着主席团走上了主席台。他个头不高，生性怯众，心情很激动，他的前额宽宽的，戴着一副圆边眼镜，胡子有些灰白了。立时，手臂、帽子、手绢在空中挥动飞舞起来，欢呼声长达半小时之久。市长致词后，柴门霍夫站起身来，此刻热情的到会者向他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他是一性位性格非常谦逊的人，所以他并不喜欢世界语界誉称他“大师”的称号，而且从不在世运中接受一官半职。

各国人民之间友好与平等就是他生活的目的。但在其博爱的一生中最后的岁月里，无情的命运却要他亲眼目睹了人民之间最可怕的互相残杀，这就是那场载入史册的血腥的世界大战。他生命之火在隆隆炮声中绝望地熄灭了。1917年4月14日他逝世于华沙。弥留之际，陪伴他的只有几位波兰和一位德国的世界语者，以及一些他作眼科医生经常免费帮助照顾过的人。因战事，边境已经关闭，外国同志无法进入波兰境内。

世界语是波兰医生柴门霍夫博士（拉扎鲁·路德维克·柴门霍夫）于1887年创制的一种语言，至今已133年。他希望人类借助这种语言，达到民族间相互了解，消除仇恨和战争，实现平等、博爱的人类大家庭。旨在消除国际交往的语言障碍，被誉为“国际普通话”。后人根据柴门霍夫公布这种语言方案时所用笔名“Doktoro Esperanto”（意为“希望者博士”）称这种语言为“Esperanto”。20世纪初，当世界语刚传入中国时，有人曾把它音译为“爱斯不难读”语，也有叫“万国新语”。后来有人借用日本人的意译名称“世界语”，并一直沿用至今。

1859年12月15日诞生在波兰一个犹太人的家里，他的故乡是波兰东部的一个小城镇——比亚里斯托克。

1885年，他读完了大学。取得了文凭并开业行医。

1887年7月，当他28岁时，在他岳父的资助下，他以“希望者博士”的名义，自费出版了《第一书》，正式公布了世界语方案，并对这本书放弃全部著作权。

1888年，他又声明自己不愿做新语言的创造者，只暂作一个发起人，他宣布把世界语交给群众，让它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得到发展。

1905年法国布洛涅“第一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召开。从这以后，世界语便逐步在全世界传播开来。

1917年4月14日，柴门霍夫病逝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波兰战区，年仅58岁，他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但他对人类的贡献却是巨大的，值得人类永远纪念。

放弃权利

在西方，人们对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私有财产是十分尊重的，法律规定，个人的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其子女有继承权，受到国家保护。柴门霍夫为创造世界语不仅耗尽了他毕生的精力，而且为《世界语第一书》的出版几乎倾其所有，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但是1887年7月26日，在出版《世界语第一书》时，他郑重声明：“国际语同每一种民族语一样，都是社会的财富，作者永远放弃对它的一切个人权利。”柴门霍夫把这种语言的命运完全交给了使用它的群众，由群众去决定它的未来。

柴门霍夫不仅放弃了作为世界语创始者的专利权，而且还放弃了他的全部世界语著作和译作的版税，任何出版社和个人都可以免费使用和再版他的作品。生前，他多次拒绝出版社和个人付给他的稿酬。1905年6月20日，他在给哈契特出版社的信中写道“经常有各种各样的人建议我索取版税，(例如，两年前向我提出建议的有斯特德、马丁、弗里德、阿尔伯特等；后来博弗隆特想出版《世界语文库》一书时，他也提出了这个建议；弗鲁克蒂埃尔也为《大词典》等书的出版提了这样的建议)。但是，虽然我在经济上一直处在困难的境地；虽然他们不要求我作任何工作和发表任何公开的声明或承担责任，而只是为了感谢我而付给我稿酬；虽然我有充分的权利接受这些付款，但是我总是拒绝了。”

1912年12月27日，柴门霍夫在给英国世界语协会的信中写道：“弗赖尔小姐为编她的课本从我的《练习集》中摘选了一些句子，要付给我一些稿费，我是绝对不同意的。你们协会的理事会决定给我稿费，对此我表示由衷的感谢，但这笔钱我绝对不能接受。”

不谋求个人荣誉和特权

柴门霍夫一向淡泊名利，即使对自己的子女也严格要求，绝不向社会索取特权。1909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第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亨利·多尔博士说，柴门霍夫博士的天才发明，实际上给人类带来了和平，因此他建议大会为柴门霍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努力。柴门霍夫对多尔博士的建议表示非常感谢，但他要求大会不要提出这样的建议，也不要把这件事列入大会的议程。（参见《国际语》1909年9月第189期第427页）。

柴门霍夫在1911年7月31日给赛贝尔特将军的信中写道“给我的旅费我当然不能接受，我只能接受大会至今为止的传统的规定待遇：在开会的城市里，我和我的妻子作为大会的客人免费食宿，但我的儿女们当然不是大会的客人，对于发给他们证件及供给的食宿等，由我自己付钱。”

谢绝友人资助

在柴门霍夫的书信中，人们还发现他多次谢绝友人和世界语者的资助，其精神令人感佩。1905年5月20日，柴门霍夫在给赛贝尔特将军的信中写道“怀着极大的感激之情，我收到了你的来信和376个卢布。这是一位素不相识的朋友为了让我参加大会而捐赠给我作旅费用的。虽然我高度赞赏这位素不相识的捐赠者的好意，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我不能接受这笔钱。因此，我请求你向捐赠者转达我的最真挚的衷心的谢意，并把钱还给他。我在你面前绝不隐瞒这样的事实，即我去参加大会，实际上是有很大困难的。我们没有一点积蓄，我和我的一家全靠我一个人每天劳动所得维持生活，所以，旅费和三个星期的工作损失对我来说是足够沉重的了，然而在我的思想上，感到更沉重的是：我拿别人的钱去参加世界语的第一个重大节日。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笔慷慨的捐赠，虽然我特别感谢你一尊敬的先生以及那位高尚的素不相识的捐赠者的友好情意。”

1905年7月18日，柴门霍夫在给“非常尊敬的先生”的信中写道：“请接受我的最衷心的、最真诚的感谢，感谢你给我付旅费的建议，但是请原谅，你的建议我不能接受。我高度评价你的良好的愿望，但是我认为，如果不用我自己的钱，旅行就很不好。”

扶危济困 乐于助人

柴门霍夫在立陶宛、波兰华沙行医多年，虽然他的家境并不富裕，但仍然免费为许多穷人治病，并资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柴门霍夫在立陶宛韦伊塞耶市行过医。在这里，他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德高望重，受人尊敬。一次他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小孩，小孩病得很重，不断的咳嗽和喘气，原来，当地一位江湖医生胡乱治病，使小孩中了毒。经过柴门霍夫三个小时的抢救，小孩才排除了危险。柴门霍夫不仅分文未取，走时还给这位贫困的母亲一个卢布买药。

又有一次，韦伊塞耶市一位农夫家里因为失火，孩子被烧伤，柴门霍夫被请去治疗。他同样没有收取医疗费，而且还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拿出来给了这位农夫，以至不得不向别人借路费回家。

1887年的春天，柴门霍夫乘马车离开考纳斯去旅行，途中车夫的马因虚弱而倒毙。柴门霍夫立即给车夫50个卢布，要他去买一匹新马，为此车夫感动不已。因为对他来讲，马是他生活的唯一依靠。

阿纳托洛·科黑在《我对柴门霍夫博士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柴门霍夫博士是华沙每周一天免费为穷人治病的唯一的医生。”（《今日保加利亚》1958年第12期第22页）

埃米利安·洛茨在他的《回忆柴门霍夫》中写道“柴门霍夫不是一个实利主义者，作为一个眼科大夫，他经常为穷人免费治病。”（《波兰世界语者》 1959年10-12月第6期第4页）

卡齐米埃尔兹·蒂明斯基曾参加过柴门霍夫大师的安葬仪式。他在《在墓旁》一文中写道：“跟随在他后面的是浩浩荡荡的人群，他们大部分是来自西伯莱地区的群众。由此可见，说我们的大师生前免费为穷人治病并帮助他们是可信的。”（《波兰世界语者》1956年3—4月第2期第2页）

1906年10月中下旬，柴门霍夫去布鲁塞尔和巴黎，为的是在那里分别同查理·勒曼尔和埃米尔·亚瓦尔讨论关于世界语的改革问题。当他从巴黎到柏林时，谢绝朋友们为他买头等车厢的车票。10月23日勒曼尔写给亚瓦尔的信中说：“柴门霍夫离开了，我心中感到很压抑，看着他离去——消失在这个广阔的世界里——这位半个基督徒，他不让我为他买头等车厢的车票去柏林，自己坐三等车悄悄地走了，只给他的小女儿带了一点糖果，给他自己带了两块蛋糕。我认为，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值得钦佩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