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柴尔德（Childe, Vere Gordon 1892～1957），澳裔英籍考古学家，出生于澳大利亚悉尼市，毕业于悉尼大学和牛津大学，曾任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院院长、爱丁堡大学教授和不列颠学院院士。

戈登·柴尔德担任过英中友好协会副主席。早年领导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考古发掘。后致力于欧洲和西亚的考古学研究，在史前学领域成就卓著。他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重视研究原始社会经济形态，首先把西亚和欧洲考古结合起来进行研究，预见到重视环境给予人类影响的系统考古学研究必将出现。还先后提出“新石器革命”（食物生产的革命）和“城市革命”概念，为日后农耕、家畜饲养和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奠定理论基础。被公认为20世纪前期最有成就的史前考古学家。

vere gordon childe, the most celebrated archaeological synthesizer and theorist of his generation, was born in North Sydney, Australia, 14 April 1892. He graduated from Sydney University in 1913 with first-class honors in Latin, Greek, and philosophy. At Oxford University in England, his interest in European prehistory was aroused by a desire to locate the homeland of the Indo-Europeans. He returned to Australia in 1916 and became involved in anticonscription and Labour politics, serving from 1919 to 1921 as private secretary to John Storey, the Labour premier of New South Wales.

After the defeat of the Labour government of New South Wales in 1921, Childe returned to the study of European prehistory,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Balkans. In 1925, he published 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a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historical archaeology. Childe combined the concept of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refined by the German archaeologist gustaf kossinna to try to trace the histories of specific peoples in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with the diffusionism of the Swedish archaeologist oscar montelius. Montelius believed that in prehistoric times technological skills had spread to Europe from their place of origin in the Middle East. Like his Oxford mentors, arthur evans and john myres, Childe stressed the creativity with which Europeans had utilized this knowledge.

Childe was the Abercromby Professor of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from 1927 to 1946 and professor of European archaeology and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from 1946 until he retired in 1956. Throughout these years he carried out numerous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nd surveys in Scotland and also visited many excavations in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Although Childe was primarily a European prehistorian,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he sough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change. Beginning with The Most Ancient East (1928), he sought to delineate the revolutionary impact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bronze working had on various part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Europe. Instead of treat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an independent variable that brought about cultural change, he sought to trace the reciprocal relations between it and specific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political systems. He saw changes occurring in a multilinear, not a unilinear, fashion.

In 1935, Childe visited the Soviet Union. Although he disapproved of the dogmatism imposed on Soviet archaeologists, he was impressed by the attention being paid to how ordinary people lived in prehistoric times and by Marxist interpretations of cultural evolution. In Man Makes Himself (1936) and 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1942), Childe examined, from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how elites and inflexible belief systems could halt economic and social progress but only at the cost of undermining a society’s ability to compete with more progressive neighbors.

After World War II, disillusionment with the declining quality of Soviet archaeology led Childe to acquire a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Marxism as an analytical tool and to try to apply it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chaeological data. He attempted to reconcile the observation that all human behavior is culturally mediated with a materialist view of causality. In Prehistory of European Society (1958), he stressed that social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 provided the framework within which all archaeological data could most productively be understood.

Troubled by failing health and fearing that incipient senility was preventing him from devising new procedures for inferring social organization from archaeological data, Childe, jumped to his death from a cliff in the Blue Mountains of Australia on 19 October 1957.

　　

　　戈登·柴尔德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与史前史家，是文化考古学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的先驱。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文化历史学的许多基本原则以及史前史的综合理念都归功于柴尔德的贡献。柴尔德对中国的考古学与世界史最初的学科建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周谷城先生1949年编纂的《世界通史》，大量引用了柴尔德的作品，并且采用柴尔德史前革命的理论构建了史前叙事的结构（周谷城：《世界通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5～215页）。1958年作铭先生在《考古学通讯》连续发表两篇文章纪念柴尔德，表达对柴尔德的缅怀之情。作为英中友好协会的副主席，柴尔德非常关注中国的考古学发展，他虽然没能来到中国，但通过李约瑟与中国同仁王振铎通信（王木南、李强：《柴尔德与王振铎关于河南辉县琉璃阁墓中出土车制的询复信件译读》，《华夏考古》2007年第3期，第138～141页）。柴尔德认为史前史是历史学的分支，考古学是历史学的补充，柴尔德用无文字的考古资料对历史展开研究，注重考古资料与文本资料的互证，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历史现象，柴尔德的历史观对学科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支撑。

　　一、现实历史的物质实在性与规律性

　　历史通俗来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正在发生着的世界不能称之为历史，但是它又总会成为历史。历史发生在过去，过去总在我们身处的时间之前，因此历史不能被我们的感性所直观。由于历史学家的不在场性，研究历史需要一种中介，这个中介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史料。史料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文本遗存、考古资料都属于史料，史料一旦进入意义的解释系统，被历史学家加工，就会成为思想的历史。著名历史哲学家沃尔什指出“历史”一词本身模棱两可。它包括过去人类各种活动的全体，以及我们现在用它们构造的叙述和说明（沃尔什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哲学导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历史”具有两个方面的特性，一个是现实的历史，也就是历史的本体；一个思想的历史，也就是书写的历史。“历史”作为一个本体性的概念从赫拉克利特开始。在他那里，世界的本体是一个永恒的生成过程，赫拉克利特形象地称它为永远燃烧着的“活火”。生成性一开始就与辩证法相关联。生成性与历史的联结是在黑格尔哲学的历史辩证法中完成的。在黑格尔这里，“生成性”是由内趋力所导致的创造性的本体的历史（时间）性生成（张一兵：《作为哲学本体规定的历史与时间──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江海学刊》2002年第2期，第79～81页）。马克思认为历史的本体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人们为了维持生活而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柴尔德强调历史是一个生成性过程，强调人的能动作用。历史并不是一种无生命的流动，而是一种有生命的成长。历史是经验的，也是实践的。历史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历史的物质实在性源于人的实践。“考古学研究物质世界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所有变化———当然只要他们存留下来。考古资料是由化石化的人类行为结果构成的。考古学家的工作就是重组人类可以实现的行为，并且以此重新提取这些行为所表达的思想。只要一个考古学家可以做到这样，他就成为一个历史学家。”[戈登·柴尔德：《重建过去：考古资料的阐释》（V.Gordon Childe,Piecing Together the Past:The Interpretation of Archeological Data），伦敦：劳特利奇保罗出版社1956年版，第1页]

　　历史的物质实在性，并不存在于文本中，而是存在于现实的世界中，它表现为人类流传下来的一切物质痕迹，这包括名胜古迹、考古遗存，以及那些非物质遗存的物质载体。文本的历史学家很容易忽略历史的物质实在性，柴尔德作为一个考古学家，他所面对的资料大多数是物质的材料。它们没有经过文本的转达，从某种意义上说，柴尔德接触的就是历史本身。考古学的研究资料是实实在在的历史遗存，它展现了历史的物质实在性。柴尔德指出考古学的研究客体是地壳表面的改变以及其上的自然物体的改变，只要它们存留下来[戈登·柴尔德：《进步与考古学》（V.Gordon Childe,Progress and Archaeology），伦敦：C.A．瓦茨公司1945年版，第1页]。这些改变必须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这包括工具、武器、装饰品、护身符和雕像等，也包括房屋、院落、城堡、运河、矿井和墓葬等。在美索不达米亚书写文字发明后，君王开始被记录在神庙的献辞与地基中……这种皇室碑文同时是历史的物质资料，构成了可记忆的行为标准[戈登·柴尔德：《历史》（V.Gordon Childe,History），伦敦：柯贝特出版社1947年版，第24页]。历史物质实在性还体现在人类活动造成的非人工制品的位置变化中，柴尔德指出顿河中游的猛犸猎人宿营地，以及莱恩河新石器时代村落中所发现的地中海贝壳，它们虽不属于人工制品，却是交易史上的珍贵资料。西南亚森林地带的沙漠化和俄克拉马草原变成为尘土洼地，都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戈登·柴尔德：《重建过去：考古资料的阐释》，第1～2页）。

　　马克思认为自然与历史并不是互不相干的“事物”，实践使得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成为现实。人类活动存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人改造自然，另一个方面是人改造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7～168页）。柴尔德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适应的过程，处于较低级阶段的人类对环境的依赖性更强。自然资源是生产力的一部分。环境是社会存在的一种，随着社会秩序的进步，人类社会的文化属性渐渐占据优势，自然塑造人类生物技能的过程和社会改变人类文化属性的过程，都属于人类演进的过程。基础阶段不会因进步到高级阶段脱离人类社会，而是融入高级阶段内部。主动适应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类有意识的行为；主动适应是实践的，它强调人类活生生的活动。被动适应并不会存在超越自然的进步，主动的适应包含人改造自然的生命冲动。人类自从成为人类，主要是依靠他们制造的工具的帮助而对外部自然起作用（戈登·柴尔德：《历史》，第6页）。柴尔德认为历史是进步的、有规律的。历史并没有描述一种循环，而是一种积累的进步。从整体上看历史形成了一种秩序，尽管从历史内部的发展来看，历史有如此多的偶然性。历史是一个有序的序列，历史事件按其发生的顺序排列。在这一秩序中，历史事件的细节并不仅是一个继承另一个，而必定会是一个继承另一个，并且所有的事件都朝着一个可辨认的方向发展。柴尔德以技术为基础对历史的秩序进行探索，认为人类历史经历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煤炭以及电力时代等依次进步的时代（戈登·柴尔德：《进步与考古学》，第1页；戈登·柴尔德：《历史》，第45～47页）。历史不仅是一个物质演进的过程，还是一个精神进步的过程，意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交流工具，实现了时间的传承与空间的交往。一个时代物质资料的进步是这个时代意识进步的反映。事实上实践的思想形式在任何人类社会中都同高山、树木、动物、天气以及外在自然的其他事物一样，都是一种有效的存在元素。社会既表现为与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也表现为与精神存在的相互作用[戈登·柴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V.Gordon Childe,What happened in History），伦敦：企鹅图书1971年版，第20～21页]。

　　二、思想历史的科学性与选择性

　　柯林武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要识别那些思想，历史学家要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新思想它们。“一个自然过程是各种事件的过程，一个历史过程则是各种思想的过程。”（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历史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12～213页）这里“历史”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柯林武德意在表达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意识指导，都是思想的产物；第二层含义是说历史是进入历史学家视野中的历史，也就是被历史学家解释过的历史。卡尔认为历史根本不是事实，只是一些已经接受下来的判断（E.H．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56页）。思想历史有两层含义，一个意识的发展史，一个是进入史学研究者视野中，被史学研究者记录加工的历史。柴尔德指出，现在所谓全部的历史是思想的历史，不过思想和意图要获得历史意义需要表达与交流。任何历史学家所需要或能够考虑的，就是被客观社会所承认和被一批思想家所采纳和实践的思想。考古资料表现了人类的思想和目的，从而显示出它的价值。考古学不同于集邮和收藏绘画，邮票和绘画有其本身的价值，但考古资料却能提供制造者和使用者的思想及其生活方式（戈登·柴尔德著，安志敏、安家瑗译：《考古学导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4页）。柴尔德跟柯林武德都承认人类行为背后有思想的动机，柴尔德强调对史料的解释，强调历史是人类思想后的历史，强调思想对社会产生影响才能具有历史意义。这里事实上承认人类与动物的不同在于人类有意识，但是不能忽略意识的产生实际上是人类应对外在环境的反应，它不是先天的。存在总是在前，思想总是在后，思想的历史表明人类已经能够通过符号进行抽象的思维（包括按照一定模式制造简单的工具）。思想的历史包含历史学产生的三个条件，一是记载人类行为的交流工具的产生；二是含有人类行为目的的史料的流传；三是人们对待史料的态度。

　　关于历史学的性质，不同的历史学派与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理解。实证主义者极力宣称历史是一门科学。兰克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仅仅是如实说明历史而已”。历史的经验主义者的知识理论预先假定主体与客体之间是完全分离的。事实独立于观察者意识之外（E.H．卡尔：《历史是什么？》，第89～90页）。布罗代尔认为“历史学是它的时代的孩子”。克罗齐认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恩格斯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要点，并且是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的基础（布罗代尔著，刘北成、周立红译：《论历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贝奈戴托·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柴尔德认为社会科学无法成为实证科学，因为它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实验。但是历史学可以称为一门研究人类进程的科学。人类自从其第一次出现以来，就不断地处于实验中，不仅在控制外部自然方面，而且在系统地控制组织方面。这些实验的结果一方面体现在考古记录中———过去的建筑遗迹与遗址———另一方面体现在以口头、绘画、书写的方式传播的资料上。历史学应该是所有这些资源的科学研究，应该产生一种研究人类进程的科学。它应该揭示一种秩序，不是数学法则或者一个静态的一般主题，用自己的方法，就像天文学和解剖学的方法一样（戈登·柴尔德：《历史》，第3页）。

　　柴尔德认为科学历史学的衡量尺度，首先是唯物的，没有神的参与；第二是客观的，不受主观偏见的影响；第三是实践的，实践的历史学实现了历史认识主体到认识客体再到历史主体的转化。柴尔德认为神学历史编纂学不是科学的历史学，神学历史编纂学使得历史成为一种幻景，所有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只归结为一个单一原因的影响———上帝意志。历史不能论证或者演绎统一的原则，统一原则的重要性从外部（神）获得，通过信条加以理解而不是通过理性。因此，它并不是什么可信的历史科学，而是属于它开始的前科学时期（戈登·柴尔德：《历史》，第36～37页）。柴尔德认为以政治史为主导的传统历史学，并不是科学的历史学，它并没有摆脱个人偏见的判断标准。古代史与英国史往往专门表现政治史———记载了君主、政治家、军人与牧师的阴谋，记载了战争与宗教迫害，记载了政治组织与教会系统的成长。这种类型的历史学不能称为科学，在其内部没有明显的独立于个人所受的教导之外参照标准[戈登·柴尔德：《人类创造了自身》（V.Gordon Childe,Man Makes Himself），纽约：新美国图书馆1951年版，第4页]。柴尔德不否定伟大人物的贡献，但并不认可伟大人物的决定作用。

　　柴尔德吸收了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认为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的发展趋势，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他突破了政治史就事件解释事件的局限，开始探寻历史事件偶然发生背后的必然。偶然的是历史的事件，必然的是历史的趋势，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发生的必要的历史条件。（英雄史观）忽视了伟人出现或者他们操纵的时代的社会环境、经济背景以及技术基础。以亚历山大时代为例，从青铜时代以来，东地中海世界的整个贸易与交往的发展已经趋向于一种政治的统一，东地中海世界通过贸易甚至科技的交往已经编织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讲希腊语的人群发挥的作用日益增长……这些因素与条件，以及其他———例如马其顿人的武装与战术———是籍籍无名的个体合作的产物，并不全是亚历山大的功劳。亚历山大推动的历史路径其实早已经开始；与其说他引发了历史的转向，不如说他顺应了历史的进程（戈登·柴尔德：《历史》，第40～41页）。

　　历史编纂学开始的第一个前提是书写系统的产生，书写系统扩大了人类交流的时空维度，因为符号的含义可以通过物质的载体流传下来。书写系统的发展与接受是一个由专门化逐渐到大众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书写系统的简单化，也伴随着社会人的普遍知识水平的提高。柴尔德认为最早的文献记录由文书与书吏进行，他们事实上组成了一个特殊的专家阶级。历史是有选择的，这种选择取决于社会的兴趣，尤其是统治阶级的兴趣。历史书写的阶级性，是作者的阶级性与受众阶级性的体现。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8页）。柴尔德指出现在所有的文字社会事实上也是阶级社会，分化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阶级社会，文人或者书吏———可以阅读或书写的少数———几乎总是属于统治阶级或者被认定同统治阶级密切相关。记录的事件总是统治阶级感兴趣的事件，流传下来的史料与历史书写都具有阶级选择性。历史的选择性与阶级性很少取决于作者本身的兴趣，历史学家总是无意识地展现自己的阶级与文化属性，历史学家应该保持客观的态度，但是判断与偏见无法避免。作者禁不住受到他所属阶级、国家、教会的兴趣与偏见的影响。现在没有编年史家与历史学家试图记录所有的事件，他必须从发生的过剩事件中选出他认为可记忆的部分。他的选择在很小程度上取决于他个人的癖好，但是整体上取决于传统与社会的兴趣（戈登·柴尔德：《历史》，第20～22页）。

　　三、历史认识与历史解释的确定性

　　历史认识是一种实践活动，它包括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历史认识的客体两个方面，揭示了认识思想历史与客观历史的思维模式。历史认识是一个思维作用于对象的确定性过程。康德认为人类的思维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个层次。感性即感受性，是“通过我们被刺激的方式获得表象的能力”，“借助于感性才给我们提供直观；但直观通过知性被思维，从知性产生出概念”，“通过感觉与对象发生关系的那些直观就叫作经验性的，一个经验性直观未被规定的对象叫作现象”（康德著，邓晓芒译：《纯粹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6页）。感性可以直观外在世界，也可以直观人的心灵，感性直观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前提，当然也是历史认识的前提。以外部世界刺激为感性直观起点的思维是实践的，以精神刺激为起点的思维是思辨的。历史认识的客体是动态的，总是处于一种时间的关系中，其基本模式是直观、回忆、再现或者回忆、（内）直观、再现。黑格尔认为观察历史的方法一共有三种：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以及哲学的历史。原始的历史以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为代表，他们的叙述大部分是他们亲眼所见的行动、事变和情况，将他们周围的种种演变，改变为一种观念的作品（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1～30页）。以文本为基础的历史学属于回忆、（内）直观、再现的认识模式，因为它们直观的对象是意识的产物，而不是历史本身。黑格尔的原始历史与考古学属于直观、回忆、再现的认识模式，因为它们以世界作为直观的对象。

　　柴尔德所接触到的史料并不是文本资料，而是考古遗迹或者遗存，在没有进行解释之前，仅仅是一件物品，不过这件物品属于过去，保留了过去的历史信息。柴尔德指出，作为一名考古学家，他处理具体的、物质的事物；但是作为一名史前史家他必须总是并且专门地视其客体为人类思想与观念———用一个词就是“知识”———的具体表达与体现。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史前史家，他不能同文本历史学家那样处理个体，其客体必定总是一个类的成员[戈登·柴尔德：《社会与知识》（V.Gordon Childe,Society and Knowledge），伦敦：乔治艾伦与昂温有限公司1956年版，第1页]。历史无法被人类的感性直接直观到，历史属于过去，我们能直观的并不是历史，而是过去的记忆。考古遗迹与遗存可以被感性所直观，但是考古遗迹与遗存如果成为史料，就会进入意义的解释系统。现实的历史总是存在于概念中，这并不是说我们无法认识现实的历史，人的认识中存在隐喻关系，我们可以直观我们眼前的现实世界，可以通过现实世界与文本的隐喻了解过去的历史。

　　马克思认为意识并不是人固有的属性，它是思维的产物。“精神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震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意识发展经历了“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意识”“纯粹的畜群意识”“纯粹意识”三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0～162页）。柴尔德认为知识与本能反应不同，也不同于流行的心理学术语“记忆”，只要这些依然是个人且私密的。知识包含在旧石器时代的手斧中，既是有用的又是公共的（戈登·柴尔德：《社会与知识》，第11页）。柴尔德承认知识或者意识是实践的产物，它不是人的固有属性，而是人们能够进行交流的经验积累的结果。经验与实践的区别在于经验总是在记忆中，人的每一次实践都会成为一个经验的单元。实践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类创造历史，而经验通俗来讲就是历史本身。柴尔德的历史认识是一种实践的历史认识，他认为能够应用于实践的知识是科学。柴尔德在《社会与知识》中写道：“我现在写的并不是一种考古学阐释的协定，而是一种知识的哲学解释。无论如何没有人发现考古学有什么实际的运用。但是我始终是一个考古学家，并且主张将科学这一名称授予考古学积累的信息。作为一名史前史家，我注定会宣称甚至在前文字时代也拥有科学或者知识，尽管考古学所揭示的是由这种知识所做的实际应用。”（戈登·柴尔德：《社会与知识》，第4～5页）

　　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4页）语言是人类再现历史的载体，语言能够使人的感性直观抽象化，将感性确定性的对象符号化。柴尔德认为语言最初通过直观获得，随着后来的发展语言逐渐复杂化，语言与指示物之间没有容易识别的相关性，这期间产生了隐喻关系。人类最初的语言所具有的意义很可能以感性直观为基础。词汇“田凫”（peewit）就是模仿鸟鸣而命名；佩吉特认为嘴唇在词汇发音时呈现的形状，或许在图像上模仿所指的事物（戈登·柴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第17页）。人类语言的产生一开始就存在隐喻的关系，康德认为知性产生概念，这实际上是一种基于比较的空间思维，田凫与田凫的叫声存在视觉感官与听觉感官的隐喻关系，是一种对象与对象之间的转换。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事实上也是一种对象与对象之间的转换，不过由于语言具有约定俗成的属性，词汇与指示物之间并没有容易识别的相关性。无论词汇多么抽象，它最终的表达，都反映出它的直观属性。语言使人类能够进行符号化思维，符号中所隐藏的隐喻关系是我们将精神转化为现实的基础。柴尔德探索了人类借助语言进行思维的原理，推理被定义为一种无须经过实验与经验的物质性过程解决问题的能力。词汇在脑海中的映象（即声音或者说话时伴随的肌肉运动的含义在脑海中的图像）形成非常便于联想的对应物。伴有辅助物的思考必定拥有抽象与普遍的品质，这种品质在动物中是没有的（戈登·柴尔德：《历史发生了什么》，第19～20页）。

　　柴尔德对语言思维机制的分析其实反映了文本历史学回忆、（内）直观、再现的认识模式，历史研究者首先把文本中保存的回忆，转化成头脑中的映象，通过（内）直观被感性所获取，然后进入知性与理性思维，完成一种由符号向事实的转化。考古资料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因而是人类思想的载体。这是柴尔德能够对考古资料进行历史阐释的立论基础。柴尔德以这些考古资料为研究对象，目的是反过来研究这些考古资料背后的人类行为。柴尔德认为考古学是历史学的源泉，不能把它贬低成一种辅助性的训练。考古学资料本身是历史资料，并不单纯是文献记录的插图，正像任何历史学家一样，考古学者的研究任务，是根据时代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及人类，来复原我们所居住的人类世界的形成过程（戈登·柴尔德：《考古学导论》，第3页）。柴尔德对利用考古资料对人类行为的解释或者说叙事是有限制的，意义的解释必须在一定的场景中，或者说必须在一种相互的关系中。考古学客体的价值，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回答历史问题，主要取决于它的场景（context）。大多数考古资料属于已经发现的场景中———包含、位于或者同其他物品一起———的类型的例证，场景给予我们物品功能的线索，告诉我们物品对于他的制造者和使用者的价值（戈登·柴尔德：《重建过去：考古资料的阐释》，第5页）。考古资料的历史阐释不能超出场景所规定的范围，在场景所规定的相互关系中，柴尔德描绘了人类活动的时间序列，同时也探索文化传播的空间范围。柴尔德的历史解释总是描述性的，他主要包括器物的功能判断、时间判断、以及使用者或者制造者是谁这三个方面。这种描述不涉及具体的情节性描述，我们只能从叙述中得到一种确定性的结论。

　　四、结语

　　戈登·柴尔德是20世纪著名的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他对考古学、史前史以及历史本身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他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进行历史的规律性探索，始终强调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内涵。他对史前史领域的探索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起源理论的补充。柴尔德试图寻找一种具有科学依据的历史规律，这种规律不受文化背景的主观性影响，柴尔德强调技术革命以及经济发展在人类文明中的作用。例如新石器革命以及城市革命，这种方式受到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影响。柴尔德是第一个同时运用清楚的考古学方法以及确定的历史与社会学理论的考古学家。柴尔德根据考古学的分类方法进行了文化的分类，同时受到摩尔根与恩格斯时代分类的影响，进行了历史分期。文化和进步是柴尔德史学思想中，重要的两条历史线索。柴尔德注重实践，强调实践的人对自然和历史的连接。柴尔德的历史与史学观主要受到三种思想影响，即语言学、考古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柴尔德的兴趣广泛，在多个领域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柴尔德的历史认识是实践的历史认识，他注重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互证，用感性的物质资料解释历史，利用了结果与过程之间存在的隐喻关系。布鲁斯·炊格尔认为柴尔德勾勒出了20世纪80年代的后过程考古学所关注的认识论和象征主义轮廓。吉姆·艾伦指出柴尔德著作的一个主要目标，那就是使考古学在历史方面具有意义[吉姆·艾伦：《戈登·柴尔德的思想肖像》（Jim Allen，“Aspects of V.Gordon Childe”），《劳工史》（Labour History）1967年第12期，第52～59页；芭芭拉·麦克奈伦：《戈登柴尔德的理论与方法》（Barbara McNairn,The method and theory of V.Gordon Childe:economic,social,and cultural interpretations of prehistory），爱丁堡：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布鲁斯·炊格尔、莫文慧：《柴尔德与20世纪90年代的关系》，《江汉考古》2004年第3期，第87～93页]。不同于极致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同于极致的传播论，柴尔德倾向于内部发展与外在联系共同影响了变化。柴尔德在同代人中独一无二，不仅是因为他通过考古记录进行历史推断，更是因为他直接对这些推断的性质感兴趣，即历史阐释与历史解释的兴趣，意图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解释考古学资料[大卫R．哈里斯：《戈登·柴尔德考古学研究的当代视角》（David R.Harris,The archaeology of V.Gordon Child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78～80页；布鲁斯·特里格：《戈登·柴尔德的考古学革命》（Bruce G.Trigger,Gordon Childe Revolutions in Archaeology），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3页]。柴尔德注重历史的物质实在性，将历史看作实实在在发生着的事情；强调历史是一种秩序化的进步过程，柴尔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种实在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柴尔德将历史学视为一门科学，注重经济条件、社会生产力以及科学的应用在历史变化诸要素中的优先作用，强调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