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义律（1801—1875），英国海军上将，爵士，KCB，RN，出身于英国贵族。1815年入海军，在印度和牙买加服役多年。1822年升少校。1830—1834年在英国殖民地圭亚那充高级官员，管理奴隶。1834年7月他以上校军衔随英国政府派驻广州第一任商务监督律劳卑来华，任秘书。第二年任第三商务监督，同年升第二商务监督，1836年升商务总监督。他长期在英国殖民地压迫和奴役当地人民，来中国后积极从事于侵略活动，以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为巴麦尊所信任。后因鸦片贸易问题，使得英国对清廷宣战，引发第一次鸦片战争外，并率先在1841年1月26日派兵占领香港。

义律生于1801年，地点应该是萨克森德累斯顿，父亲休·义律（Hugh Elliot）是一名英国官员，母亲则名叫玛格丽特·义律（Margaret Elliot），当时他们一家正随父亲到当地公干。在1815年，义律加入英国皇家海军，在东印度和非洲沿岸一带服役，曾取得上校军衔，直到1828年，他从海军退役，并转到殖民地部工作。投身殖民地服务后，义律在1830年被派往圭亚那保护当地的黑奴，在当地的经历使他成为一位废除奴隶制度的支持者。

义律于1834年跟随律劳卑勋爵抵达中国，担任贸易专员秘书。律劳卑在同年逝世后，义律获升任为驻华商务副总监，并随后在1836年12月，接替G·B·罗拔臣爵士出任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一职。

义律本人其实是反对鸦片贸易的，他更曾经指出以鸦片贸易赚取利润是英国的耻辱，但他却同时认为中英两国之间应该存在对等和公平的贸易。因此，义律一反律劳卑强硬的作风，在澳门上任后，没有理会伦敦的反对，便着手改善英国与清廷的关系，以恳切的语气致函时任两广总督邓廷桢，表示希望两人能够在广州见面。然而，义律经过多翻交涉仍无济于事，清方始终拒绝接见他。

自东印度公司在1834年失去对华贸易的专利权以后，外商纷纷加入鸦片贸易的行列。为了谋取暴利，英商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使中国白银流失的情况更形严重，并造成了空前的“出超”问题。据资料统计，鸦片在18世纪初输入中国的时候，每岁不过200箱，但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前夕，已大幅曾加至每岁30,000箱。虽然清廷已经多番重申禁烟的命令，又在1837年命令邓廷桢驱逐伶仃洋和香港一带水域的鸦片走私活动，但由于烟商以性能良好的趸船装载鸦片，以致走私活动难以捉截。邓廷桢亦曾多番传谕义律，要求他正视走私问题，虽说义律反对鸦片贸易，但受到英国自由党政府和英商的压力，商务总监的权力又相当有限，他只好屈服，漠视清廷的谕令。

钦差大臣林则徐在1839年抵达广州，立即厉行禁烟。但英商与义律到最后方肯屈服。鉴于鸦片走私活动十分猖獗，道光帝遂在1838年12月31日任命钦差大臣林则徐南下广州禁烟。林则徐在1839年3月10日抵达广州，随即展开严厉的禁烟行动。他限令所有烟商三日内交出全数鸦片，并签“切结书”，声明以后不贩鸦片，否则“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最初由于外商反应冷淡，结果林则徐下令派兵封锁十三行，并且断绝粮食供应，迫令烟商交出鸦片。义律得悉十三行被围困后，立即从澳门赶到十三行，并致函林则徐，质问他是否准备开战。此外，他又将英国船只和鸦片转移到香港水域，以便随时作出反抗。 到3月25日，大部份烟商终于屈服，同意签署切结书，保证以后不再贩卖鸦片，但唯独以义律为首的英商仍然不从。林则徐于是颁布《示谕外商速交鸦片烟土四条稿》，作为对义律的最后通谍。1839年3月27日晨，义律在商馆宣布，以英政府的名义，要求本国鸦片商人将所有的鸦片交出，由他转交给中国政府。最终义律在3月28日屈服，向林则徐呈送了《义律遵谕呈单缴烟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禀》，着令英商交出所有鸦片共20,283箱。然而，义律仍然拒绝签署切结书，并向英商保证他们的损失一概由女皇陛下政府负责。

鸦片被全数没收后，义律认为英商已无法继续在中国进行贸易，于是他未经英国政府的批示，便下令停止通商，并将英国侨民从广州撤退到澳门，但是澳门总督拒绝承诺保障他们的安全，结果英商侨民唯有迁到九龙尖沙咀对开的海面。

到1839年6月20日，有醉酒水手在尖沙咀村与村民发生殴斗，其中村民林维喜在打斗中伤重不治。事件发生以后，义律同意赔偿死者家属，但拒绝按照《大清律例》，交出其中一名水手偿命，并以拥有领事裁判权为理由，表示会自行审讯凶手。义律于8月12日在英国船只上开庭案，对五名凶手轻判罚金和监禁后，便送回英国的监狱服刑，并在事后才知会中国官方。然而，林则徐在查证《万国公法》后，发现义律根本不具备领事裁判权。

林则徐得知义律私自审讯水手后，在1839年8月15日宣布中断与各国的对外贸易。

1839年11月3日发生的穿鼻洋之战，是鸦片战争爆发前的其中一次小型冲突。直到9月5日，义律派英商郭士立与林则徐谈判，要求解除禁令和恢复水粮，恢复正常贸易关系，不过通通遭到拒绝。在当日下午二时，义律发出最后通牒并要求提供水粮，林则徐仍不予理会。结果一小时后，英国军舰企图突围，正式向中国船舰开火，这次零星冲突遂揭开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序幕。

另一方面，此事消息传至英国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英国国会更以此二事件宣战与否展开激烈的辩论，结果国会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出兵中国。英国政府于是在10月1日以“受到侮辱”、“生命安全受威胁”和“财产受损”为名对清廷宣战。宣战以后，中英双方曾发生六次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加上9月5日所发生的冲突，林则徐向朝廷奏报自己已经“七战七胜”。其间，义律仍多次向林则徐作出交涉，企图进行妥协以避免战争，但林依旧坚决拒绝让步。

1840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义律的堂兄懿律为海军统帅及全权代表，而义律本人则被任命为副代表。到1840年6月，英军四十多艘战舰和士兵四千多人抵达澳门对开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遂正式爆发。由于广东省一带布防严密，义律于是随懿律挥军北上，经过激战攻陷定海，并在8月11日抵达大沽口。道光帝大为震惊，立即委派直隶总督琦善议和，结果义律等在8月29日透琦善向清帝提交《巴麦尊照会》“伸冤”。

琦善在大沽口告诉义律和懿律，只要英舰折回广州，朝廷就会查办林则徐等人。懿律与义律以为琦善已答应他的要求，于是便折返广东，准备更进一步的和谈。相反，道光帝见英军撤退，以为已经“抚夷”成功，于是在9月委任琦善为钦差大臣，并在9月28日免去林则徐的官职。

11月29日，琦善抵达广州，这时懿律已经因病辞职，并由义律接任全权代表。义律见到琦善后，立即向他提出14点要求，当中包括重开商埠、赔偿烟价和兵费、订定税则和治外法权等等。消息传至京师以后，道光帝感到十分愤怒，因为他以为单单重开商埠便可满足英人要求。结果他在1841年1月20日命令琦善立即停止谈判，加以痛剿。至于义律方面，则早在1月6日已得知谈判即将破裂，于是在1月7日出兵攻占了沙角炮台和大角炮台，威胁清廷接受议和，并开始草拟和约。

沙角炮台和大角炮台陷落后，琦善与义律在1月20日拟定了《穿鼻草约》，当中清廷除了要赔偿英国政府600万银元外，更要割让香港岛。琦善原则上同意《草约》，但对割地却甚有保留，表示要先上请皇帝批示。但在1月21日，双方在仍未正式签约的情况下，义律却单方面公布了《穿鼻草约》，并在1月26日私自派HMS硫磺号抢占香港。至于琦善对割让香港岛一事一直加以隐瞒，到2月10日才由广东巡抚怡良向京师揭发，琦善遂立即被革职查办。

1841年1月26日，英军乘HMS硫磺号在水坑口登陆香港岛，并由义律出任香港的行政官，但留在澳门办公。一般认为，香港自当日起成为英国的属土。翌日，英军又在岛上升起英国国旗。

义律选择香港并非偶然的，早在律劳卑出任商务总监的时候，律劳卑已提议过占领香港，而义律任内由于深感在澳门办公受尽葡萄牙人的威胁，因此亦开始寻求合适的岛屿，方便通商。后来在1839年，他和英国侨民在香港岛对出海面短暂居住，所以对香港岛有一定的认识，这也是义律在《川鼻草约》中要求割让香港岛的原因。

义律担任行政官后，在1841年2月2日发表公告，表示将继续以“中国法律和习俗管治香港，但中国的酷刑则一一废除”。由于义律要主理军务，无暇兼顾香港事务，于是他任命庄士敦为护理总督，在义律离开香港的时候代理其职权。此外，义律又在4月30日任命威廉·坚为香港首位裁判官，并着他成立警队维持境内治安，稍后又在香港设立监狱。

义律任内于1841年5月1日发行了首份《香港宪报》，当中交代了卖地原则。其后在6月14日，义律在澳门举行了首次卖地，一共卖出33幅沿海土地。惟后来砵甸乍爵士担任首任香港总督后，指出义律的政府仅属临时性质，故对该次卖地不予承认。

综合而言，义律任内香港的情况十分混乱。当年曾经有两个台风横扫香港，对香港造成严重的破坏。而疫病的问题，也造成了不少人死亡，死亡率十分之高。另一方面，当时海盗四处出没，抢劫的情况十分严重，至于威廉·坚一人掌握司法大权，更使警队腐化，治安败坏。

由于道光帝在1月27日正式下诏对英国宣战，以致战争未有随《川鼻草约》和占领香港岛而终结，更反而进入全面战争的状态。在2月26日，义律复攻虎门，至2月27日进攻乌涌，到3月3日已兵临广州城下。当时义律委托美国领事，向接替琦善的杨芳进行调停，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在3月20日停火，重开贸易。然而，消息传到京师后，道光帝深表不满，并改派奕山为“靖逆将军”，赴援广州。随后奕山在5月10日向英军发动攻势，短暂恢复的贸易随之再度停顿。到5月22日，义律发动反攻，并炮轰广州，击溃清兵，结果奕山在5月27日乞降，除了签订《广州和约》，向义律缴交赎城费六百万银元外，更赔偿了英商三十万银元。

《和约》签署后，义律始率英兵撤离广州。与此同时，义律却突然被伦敦政府以“未有坚持英国政府的全部诉求”和“未有依从训令”的理由罢免，并召他回国。原来，义律早前与琦善拟订《川鼻草约》后，《草约》被送到伦敦，时任外务大臣巴麦尊勋爵看过《草约》后，认为条款过于宽松，英方得益太小，根本没有达到全面开放商埠的目标，而《草约》中割让予英方的香港岛更被他批评为“鸟不生蛋之地，一间房屋也建不成”，因此义律被他愤斥办事不力。据称，维多利亚女皇更曾指义律是“一位完全不遵指令而努力争取最短任期的人”。结果义律被召回后，英国政府改派砵甸乍爵士接替他为香港的行政官、驻华商务总监及英方全权代表，并在1841年8月抵华，于是战事再起。

义律被召回国后，过了一段日子才获重新起用，在1842年8月6日抵达北美洲得克萨斯的加尔维斯敦，出任驻得克萨斯共和国的英国代办。义律任内大力在当地鼓吹废除奴隶制度，又积极建立自由贸易，并且强调与墨西哥建立和平关系的重要性。另外，他更与该国总统山姆·休士顿和安森·琼斯结成朋友。据了解，在休士顿的指示下，义律曾在1834年到墨西哥，与其他英国官员一起，寻求为得克萨斯和墨西哥达成停火协定。此外，义律在墨西哥释放部份参与米亚长征（Mier Expedition）的得克萨斯士兵一事上，起了关键作用。由于英国在得克萨斯共和国享有不少好处，因此义律任内亦努力阻止得克萨斯合并到美国。于1845年，在琼斯总统的准许下，义律再次前往墨西哥，成功与墨西哥政府订立条约，承认得克萨斯的独立地位。可是，得克萨斯民众最终仍投票选择合并。结果这位被称为“头戴白帽”的代办在得克萨斯于同年正式合并到美国后，卸任返回英格兰。

义律晚年自1846年至1852年及1853年至1854年出任百慕大总督，1854年至1856年转任特立尼达总督，最后在1863年至1869年担任圣海伦那岛总督，此后退下火线。义律曾在1856年获颁赠KCB勋衔，成为爵士，此后又在1865年9月取得海军上将军阶。据悉，义律已婚，并至少生有一名孩子，而义律本人最后在1875年9月9日于英格兰爱塞特（Exeter）惠特库姆（Witteycombe）去世。

K.C.B.（1856年）

义律渠，位于香港，一条原意为引山水至中环的雪厂街，以制作冰块的人工河道。

义律谷，位于香港中环，今名“己连拿利”（Glenea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