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六年，广州的国民政府出兵
北伐，管北投入
国民革命军随军北伐，攻克上海，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科长。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从事
实业，襄助上海闻人
杜月笙，接办南通张季直经营的大达轮船公司，任总经理，以后曾任上海市参议员多年。一九四八年，当选为立法委员，一九四九年随立法院迁徙台湾，继续担任立法委员，及任台湾轮船同业公会理事长，此外还担任复兴、益祥两家航运业公司的董事长，是当时航运业的领袖，民国时风云人物。
管北五十岁开始崇信
佛教，成为一位虔诚的护法
居士，并担任接引知识青年学佛的慧炬机构永远常务董事。杨氏信佛的因缘，最初是因他患有心脏病，以学佛坐禅而获痊愈，但这只是原因之一，他对佛教真正的信仰，是由于累积了长期的经验与磨练，对人生豁然彻悟，故自他和佛学接触以后，每天下午几乎都致力于读经穷理。他晚年曾说：“我从五十岁开始学佛以来，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个寒暑，实证方面虽然还在学步阶段，但理入方面确实有些心得。”他的理入，并不是今天一般学者对知识的分析研究，而是一种深睿的悟解。有一次他在慧炬杂志社，招待许多青年学人--硕士以上的大专教授副教授--的宴会上，指出佛教的经典不是供我们去堆砌知识，而是要我们去得到实际受用的。他说譬如心经的开章明义“观自在”三个字，固然可以看作“观世音”菩萨名号，但对于实际受用上却不止于此。这时他突然紧紧抓住一个学人的手臂说：“就是这个，这个是自性；观自在，就是观自性的所在！”就这么简单的几句话，使全座学人的心灵为之一震。从这一点可知杨居士对佛学的造诣。
一九五九年前后，慧炬机构创办人的
周宣德居士，开始推动在大专院校中组织佛学社团。当时在学校组织社团，是一种非常敏感的事，杨居士以他的地位及在中央党政的人脉关系，向有关机关解释说明，突破种种阻碍，一九六〇年四月八日，大专院校中第一个
佛学研究社团--“晨曦学社”，在台湾大学成立了。以后数年之间，全国各大专院校的佛学社团，有如雨后春笋似的陆续成立了，后来达到了八十个以上。一九七一年，杨居士在慧炬机构设置了“杨管北儒佛奖学金”，每年捐出十万元，委托“慧炬”来办理。他曾对慧炬机构创办人周宣德居士说：“如果我们对于国学不通的话，根本不能够研究
佛学，这是个基本问题。所以我主张提倡儒学；要研究佛学的人，先要把儒学弄通。儒学弄通之后，才能深入佛学，得到佛法的教益。”这项奖学金以后发放二十余年，使上千位优秀青年受到鼓励与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