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益言（1925年11月18日－2017年5月19日），四川省
广安市武胜县人，中共党员，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小说《
红岩》的作者之一。早年参加革命工作，后被捕囚禁于重庆
渣滓洞，出狱后根据其亲身经历写成《红岩》一书。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后，参加了重庆“一一·二七被难烈士
追悼会”和“
三·三一惨案纪念会”的筹办工作。
建国初期，为了对青年进行
革命传统教育，
罗广斌、杨益言和与他们并肩战斗过的
刘德彬三个人共同把他们在狱中与敌人斗争的切身经历写出来。
从1950年4月起，在重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市委工作，先后任科长、办公室主任、常委等职；1950年7月1日开始在重庆《大众文艺》上发表三人合作的
报告文学《圣洁的血花》，后华东、
华南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单行本。
1958年，又在《
红旗飘飘》上发表了三人合作的革命回忆录《
在烈火中永生》。在此基础上，罗广斌和杨益言创作了优秀长篇小说《红岩》。小说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誉为“共产主义的奇书”，并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国内外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赢得了巨大声誉。
“文革”中该书被诬蔑为“叛徒文学”成为
禁书，作者亦备受摧残。罗广斌和杨益言在“文革”爆发后受到残酷迫害，其中作者之一罗广斌于1967年2月含冤去世。“文革”结束后小说重新出版发行。
抗战时期，
同济大学从上海搬到重庆，杨益言就在其工学院读书。抗战胜利后，他随之迁回上海，不久就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反内战运动。杨益言是上海地下学联机关报的负责人和“主笔”。“一·二九”运动后，杨益言从复旦辗转回重庆。
到重庆后，杨益言“贼心不死”，不但在重庆进步刊物上发表《一·二九真相》等文章，而且与
重庆大学地下党联系上，准备利用手头的照片、资料编本书《控诉》。而这时，他已经被秘密“盯”上了。终于，他写给重庆大学女朋友的信件被扣留了，国民党认定他是中共从香港派回重庆恢复《
挺进报》的，把他逮捕。那是盛夏一个平平常常的下午，他正独自一人在楼上的小屋里看书，有人敲门，他刚把门打开，涌进四个人，
便装，但有枪。杨益言没有说话，更没有挣扎，他坦然地下楼。楼下，还有几个
全副武装的特务，杨益言没想到的是抓他这样的书生居然也要动用这么多人。那时他刚刚22岁。
狱中的生活，杨益言只记得坐过
老虎凳，人坐在长条凳上，膝盖处绑着，两手的
大拇指分别跟脚拇指捆在一起。有人用小棒不停地敲
脚踝，不停地问，“说不说，你说不说？”不说，便在脚后跟处垫砖头，一块一块慢慢地加，加到四块，人的
膝盖骨便会粉碎，渣滓洞里就有这样的人。当然也有抗争，像《红岩》中写的开追悼会、绝食等。再记得的就是
罗广斌入狱时，因为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军队司令，大家都怀疑他是内奸，他关在杨益言隔壁的楼上1号房，同房的28个人都不理睬他，后来，还是江姐的一句话“我了解他”澄清了他。还记得1948年春节，监狱里开
联欢会，杨益言表演的是拉二胡，罗广斌的节目是洋派十足的
踢踏舞，而“演出”时，他的脚上还戴着
铁镣……
1949年11月30日解放后，杨益言和
罗广斌都分在共青团重庆市委工作，常常到各处作报告，进行
革命传统教育。后来组织上要求整理渣滓洞和
白公馆的材料，确定由罗和杨
执笔创作长篇小说，并严格规定了主题思想，对他们来说，这是一项
政治任务。写作从1959年开始到1961年，前后三年。他和罗广斌分住在重庆市委安排的两间平房里，白天走访革命前辈、看材料，写作经常从傍晚开始，有时写到半夜，有时写到凌晨，但多数时候都写一个通宵。任务很紧，40万字的长篇，有时一天要写一万字。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都没有东西吃，他们算是享受特殊照顾的，每晚每人能分到一个小黑
馒头。馒头每天傍晚时发给他们，杨益言领了就放到一边，不去看它，也努力不去想。写到下半夜，饿得不行了，便掰一小片，再掰一小片，一个馒头居然很耐吃。他还记得1960年的冬天，正是写作进入最关键的时候。那年的天很冷。有时候，凌晨两三点或三四点钟的时候，两人写作都有些疲倦了，手也冻得有些发白发僵，渐渐拿不住笔了。
罗广斌就来敲他的窗户，腋下夹着稿子，拼命搓着双手，嘴里呵着白白的热气。进来也不多说什么，就念草稿给
杨益言听。其中就有那段有名的文字。江姐看到她丈夫被害，头颅被挂在城墙上，她强忍悲痛离开，到了后方，
双枪老太婆对她说：“在亲人面前，你就哭出来吧。”那时罗广斌正写到江姐这个形象，几乎不能自拔。他写到后来江姐入狱、受刑，临刑前绣红旗，抱着“监狱之花”说：“孩子，你快长大吧。……”我听杨益言老人清晰而流利地背诵大段《红岩》，惊异地忘了笔录。我无法想象他的生命浸透在《红岩》里有多深，他已经86岁高龄，而《红岩》写作
成书已经50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