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1994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专业，进入新华通讯社音像部工作，2000年通过主持人大赛考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主持人，记者。

我不知道否别人也和我一样那么早、那么多地思考生命和死亡意义。

小时候住内蒙一个极偏僻地方旁边淤满了泥沙黄河缓缓流过丝毫看不出万古奔流母亲河气质。那个午后高原太阳狂野地放射着它威力干热季风摧刮着四周贫瘠土地我身旁刚刚溺毙小伙伴尸体。

生亦何哀死亦何苦？血肉之躯竟然如此孱弱不由得不让人怀疑它延续下去必要。

刚刚从一个海岛回来面对浩瀚太平洋看着一层层浪花卷过冥思默想之中回荡起那个夭折天才歌手声音： 徒劳无功想把每朵浪花记起。

好滚滚红尘之中还有那么多值得人为之流连执着正如那位印度哲人所讲：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夜之静美。

如果把生命和死亡视做人生两个终点那中间充斥着就我们对光明渴望、对黑暗憎恶；对正义、善良寻找对邪恶、丑陋唾弃。置身于这样一个伟大过程我庆幸命运之手把我塑成一个传播者。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岁月洪流中我只愿做一块潜伏水下卵石不怕波涛一点点地拍打去我外表棱角顾不上欣赏两岸间美丽风景充满了被扭曲意义、被蒙蔽现实时光之水下我只愿睁大双眼做一个坚定守望者希望能把我和同仁们探寻到真相大声地告诉这个世界我坚信哪怕一丝丝光亮也能照亮人生整个隧道。

说了半天还没有说到《新闻调查》实因为对于我这个“村里年轻人”来说埋头学习揣摩还来不及哪有什么资格对它说三道四？敬一丹、白岩松、王志念出这些闪闪发光名字之前我只愿尽快缩小与们之间距离。

有人说《新闻调查》集中了一批理想主义者对此我深信不疑记得儿时念过首小诗虽词句简单近乎打油却让我铭刻心：

大地春如海，

男儿国为家，

龙灯花鼓夜，

仗剑走天涯，

这就我理想。

上回忘了，对记者来说危险的地方当然还有巴以地区。但还是那个出租车理论，你一天到晚开着车，哪车多去哪，不发生剐蹭、追尾事故才怪。就像BBC那个倒霉蛋约翰斯顿，差三个月就回家，结果被绑架做了人质，招谁惹谁了。不过，加沙那些大小派别现在绑人有个好处，所谓盗亦有道，就是不会轻易撕票。绑架对他们，勒索赎金往往排在最后一位——谈判、交易的砝码才是最重要的。人家也不缺那几个钱，打个电话，海湾的老财们就一麻袋一麻袋运来了——支持正义事业么。现在怕就怕那些生虎子，一言不合，上来就动手，先杀两个开开斋。这就不太好了，有话好好说么。就像约翰斯顿，关了几个月，身材清减，说话利索，其实没啥事，因为他知道，自己死不了。

伟人云：最大的恐惧来自于恐惧本身——屁话，看见这萎人我一定要扁他。我个人感觉，真正的危险常常来自于那些对日常经验和常识的违背，因为熟悉，所以颠覆之后更觉震撼。

不说这些没用的，先感谢下那位给我留言的哥们，他居然还记得03年下半年《新闻调查》的节目。没错，那也是我在《调查》最愉快的一段时间，做了很多自己喜欢的事情。

你讲的那个节目，就是个违反常理的典型案例。光天化日之下，村主任的选举现场，一位呼声最高的候选人被人一枪撂倒，凶手扬长而去。就算是个福建偏僻地方的小山村吧，可里福州也就三个小时车程，况且，最大的嫌疑人就是村支书，听着怎么也不合情理，我只能理解为，那个时候，和谐社会的理论还没提出。

每天踏遍山村的角落明察暗访，晚上被有正义感的老乡安排在更偏僻的一个农家小院，孤灯夜雨，山气如岚，也是番境界。每天井边冲凉之后，哥几个抚摸着自己彪悍的体型和并不彪悍的人生，说，这要是凶手杀个回马枪，夜黑风高，大家不就搁着了？想想也是，荒郊野外，警察发现都得有些日子。

月上三竿，各自安寝。突然，某一天晚上，我看见一只黑影爬上了蚊帐！总算明白啥叫汗毛直竖、毛骨悚然了，一声大叫之后，一位参加过越战的老哥们跑过来查看了下，慢条斯理的说是蜘蛛，呵呵，见过蜘蛛，没见过这么大的，足有人的手掌那么大！这就严重超过我的常识范围了。

圣人说要常怀敬畏之心，这话好。恐惧不仅刺激我们麻木的心灵，更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无知，这常常是当下最缺乏的。

绕了半天，今天想说的还没说呢。下次。

对，那哥们提得那个节目，凶手早被捉到。村支书就不说了，幕后指使居然就是乡里的书记。可惜，节目中有关这一段的调查被拿下啦，整整7分钟。

“非典”日记

这几天每天回家都很晚。

非典时期，整个播出计划已经完全打乱，尽最大的可能以最快的速度，把大家关心的有关非典的最新消息以及在与非典抗争的过程中涌现出的感人事迹报道出去，成了当下一个新闻记者压倒一切的任务。

前几天看了天鹤、小草做的《北京·非典阻击战》，非常振奋。因为《新闻调查》在铺天盖底的非典报道中，又打了个漂亮的头炮。可惜，当时由于在外地出差而没赶上这个机会。看着柴静弱小的身躯在非典病房出出入入，那么近距离的和非典患者交流，而我这个大老爷们却在家里闲着，心里挺不是滋味。记得当时节目刚一播完，我立刻给制片人打了个电话，情绪有点激动。现在理解了小时候看的好多打仗电影里，一到危急时刻就有人站出来说“让我上”，当时觉得特假，可到今天这个时候能理解了——没别的，这是他们的职责。

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卡帕，就是拍《共和国士兵之死》的那位，说过这么一句话：真正的战地记者，就是在战斗中始终冲在尖刀连的前面，再回过身来，拍士兵冲锋的那个人。我始终觉得，这句话应该成为每个新闻记者的信条。对于和平时期来说，阻击非典，就是最大的战役。

马上要出差，目的地是甘肃省定西地区。在过去那是个十年九旱，苦甲天下的地方。我们此行最关心的是：在目前这个特殊时期，又正值农村的麦收季节，大量外出打工的民工集中返乡，会给本已就比较薄弱的农村医疗体系带来怎样的冲击？相对贫困的西部地区该怎样面对迅速蔓延的非典疫情？人们最担心的非典大规模向农村转移的情况会不会发生？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措施到底有没有落到实处？

之所以选择定西，还有一个原因，据我们了解，定西农村有不少在北京打工的人，而目前，定西仅有的2例非典患者恰恰就是从北京返回的打工者。联想起几天前在宣武区一个工地采访时遇到的突发事件：仅仅一夜间，就有17人被确诊为非典！整个工地当然已被隔离，可想想看，如果哪一个管理环节上出了纰漏，导致这些民工有一个或者几个返回了家乡，那后果会怎样？人们的担心不是杞人忧天，我们将把定西作为一个麻雀，来解剖这些疑问。

还是几个老搭档：编导王猛，摄像陈强、王忠新，录音是李宏卫。唯一不同的是，以往我们为了赶时效，都是坐飞机。这一次，为了追寻返乡民工返乡的踪迹，我们改乘火车，T151次，北京——西宁。

星期一　天气　雨

一觉醒来，已到了甘肃境内。雨点飘打在车窗上，把远处起起伏伏的群山也衬出了一片绿色。越往西走，裸露的黄土就越多，这丝丝的绿意也就分外的珍贵。王猛双手叉腰，站在车窗前，脱口而出“陇上草青青”。猛子是这样一个人：别看长得糙，可有时候整出点酸词来，还真让人记得住。

躺在上铺不愿起床，耳朵里还是昨天下午上车前在北京西站采访时的情景。车站的广播里不间断地播送着通告，“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自觉接受体温检测”，旅客们排成长长的几支队伍，等待量完体温之后再剪票。西客站，变成了口罩的海洋。

在候车大厅内巨大的电子时刻表前作了一段串场，大意是：在北京有近400万外来人口，在这个非典流行的特殊时期，他们的流动和流向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登上T151，找到我们的包厢，把行李和设备安顿好，接着采访。与往日摩肩接踵的情形比较，非典时期的车厢显得空空荡荡。我们跟着随车的防疫人员来到一节硬座车厢进行，跟我们先前的估计的差不多，大部分乘客都是在北京打工的甘肃和青海人。问起回家的理由，也是大同小异，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心里害怕，想回家躲躲；二，自己觉得没什么，但家里人担心，一个劲催着回去；三，麦子熟了，要赶回家割麦子。当我们问起上车前，有没有做身体检查时，3个并排坐在一起的青海小伙对视一笑，摇了摇头。

列车长一看就是一位精明干练的西北汉子，我们坐在餐车里请他介绍了一下情况。我还特意问他是否知道，前几天在定西被确诊为非典的一位患者，就是乘坐T151回的定西。他马上说，怎么不知道，当时虽然不是他当班，但消息传来，当班的那个车组四十多人，立刻被全部隔离，大家都紧张坏了。长手里拿着一个耳蜗式体温计，我试了一下，36度5。下午2点左右到了定西。迎接我们的是淅沥的小雨和比北京低十几度的气温。接站的当地同志说，好雨啊，很长时间没这么下过雨了。

下车就干活。忠实地记录定西地区防治非典的每一项措施，是我们此行的重要任务之一。和在定西下车的乘客一起，我们被带到了检测站前，一一量完体温之后，由我作为代表，接受当地防疫部门的调查。摄制组的其他成员则用镜头记录下这一过程。

从哪来？到哪里去？家住何处？联系方式？来此地之前和哪些人接触过？每个人的身份证号都要登记。身穿厚厚防护服的当地防疫人员工作态度非常认真。所有的旅客登记完毕后，开始采访。

“今天一共有几位旅客在下车？有没有发现体温异常的人？如果发现，会采取怎样的措施？即使体温正常，从疫区返乡的乘客又该怎样？什么时候开始实行这样的措施？怎样才能保证每一位到定西的旅客都接受这样的检查？登记的内容最后要报到什么部门？

在雨中站了二十多分钟，采访结束时，衣服都快湿透了，深切体会到了西北的冷。

到住处后，跟定西地区的几位主管领导开了个碰头会，敲定了接下来几天的日程。回到房间后，已是5点多钟。觉得身上有点冷，量了一下表，37度8，开玩笑，不会吧？

星期二　天气　多云

昨晚一直想洗个澡，可等了半天，没热水，只得作罢。晕晕乎乎上床睡觉，一直睡不踏实。越睡越冷，把所有的东西都盖上，还没觉得暖和。一边睡一边琢磨：这概率相当于中彩票啊，不会落到我头上吧？我很少发烧，也许是前一段太累了，再加上昨天淋了雨的缘故。

早上醒来，头更晕了。王猛和陈强进来，让我再量个体温。虽然大家都相信我只是一般的感冒发烧，可谁都知道，在这个时候发烧可能意味着什么。滑稽的是，长这么大，就没学会怎么看体温计。都说迎着光能看到一条水银柱，我怎么就找不着呢？老陈接过体温计，看了又看，一脸郑重的告诉我，38度4，你小子，没跑了。然后笑嘻嘻地说，发烧挺会挑时候啊，赶紧吃点药，一出汗就好了，别瞎想，肯定不是。下午，地区医院的大夫来了，白盔白甲，全穿着防护服。我们自己觉得没事，人家可相当重视。非常时期，理应如此。

量了体温，还在38度以上，又听了听胸音，说先观察一段时间，如果烧老是不退，那就要住院观察。大夫给开了些药，然后宣布，我被暂时隔离。现在是下午的4点多钟，烧退下来了，但还是觉得浑身乏力。跟大夫汇报了最新进展，对方说，还得再观察，退烧可能是药物的暂时作用。刚才，地区的几位领导还过来慰问了一下。他们一进来，我赶紧把口罩戴上。虽然觉得自己不是，但我一直觉得，戴口罩的意义更多的体现为对别人的尊重。

星期三　天气　晴

一觉醒来，还是发烧，38度5。昨晚是在医院的病床上睡的。晚上10点多钟，大夫叫来了急救车，说去做透视，做完后，就把我留下了。我完全能理解，这个时候，突发高烧，任何医院都会这么做。更难受了，头晕，乏力，发冷。护士进来了，要给我输液，看了一下药名，有利巴伟林，诺佛杀星和其它几种叫不上名的药。但我知道，除了没有类固醇类的激素，这是治疗非典的标准配方。

难受，不写了。

星期四　天气　晴

这是被隔离的第三天了。每天都要输液6个小时以上，而症状依然没有好转的迹象。每天除了昏睡就是昏睡。原来一直坚信非典与己无关。没想到这么快就来到身边。下午，省里的医疗专家组来了，进行常规检查。我忍不住问了一句，我是不是已被确诊为非典？专家回答的很艺术，说我的几个主要特征都符合。

1、持续高热

2、胸部透视有阴

3、常规治疗不见效

4、白血球偏低

5、从疫区来

不知别的非典患者在知道自己得了非典的那一刻是怎么想。我到没觉得害怕，只是在想，自己从北京到定西，这一路上接触了多少人啊。现在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他们，而且还耽误了工作。身心俱疲，脑子里乱糟糟一片。护士推进来一个电视，只能看中央一和甘肃文艺频道。强打精神看了一下新闻，说甘肃又新增一例，说的就是我吧？

星期五　天气　晴

刚才猛子打来电话，说他们几个已经被转移到别的住处，和前两天接触过的当地同志一起被隔离，从司机到一般工作人员到地区领导一共40多人。台里已经知道我的情况，同事们和领导都十分关心我的病情。现在，正在调查走之前和我接触过的人，大概有二十多位，马上都要隔离。猛子还说，大家都不太相信我真的得了非典。他已经跟医院协商过，我的病房被安排在4层，和其它的非典病人隔开，以避免再次交叉感染。我特别担心他们几个怎么样，体温正常吗。猛子说，他们都好着呢，让我好好养着，别胡思乱想。

一直没敢跟家里说真实情况，但今天是瞒不住了。刚才给家里打电话，告诉媳妇了真实情况。她的反映到出乎我的意料，比较镇定，可能也是为了宽慰我，故意装出来的。她一遍遍地问我，体温多少，呼吸有没有困难。还告诉我，区非典办和她的单位已经给家里打来电话，说她从今天开始也要被隔离，期限是十四天。这些天里不能出家门，所有的生活用品都由街道负责送来。我问她怕不怕，她说没事，相信我很快就会好的。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好，赶紧把电话挂了。挂之前，还嘱咐了她一句，千万别透漏给姑姑家里，因为奶奶也住在那，八十多了，怕她老人家受不了。

摄制组的每个人都给我打了电话，最后通话的是李宏卫，没说别的，只让我好好保重。宏卫是单位里公认的父母的好儿子，妻子的好丈夫，儿子的好爸爸。我这一病，宏卫是最有可能得上的人之一，他家里怎么办？拿着电话，想安慰他两句，又不知怎么开口。沉默之中，我在这边，宏卫在那边，都哭了。

护士进来消毒了，身穿防护服，眼戴防护镜，背着农民伯伯洒农药用的工具，往屋里喷过氧乙酸，强烈的酸涩气味呛的我鼻涕眼泪一起流。赶紧把两层口罩戴上，把被子捂上。心里想，我怎么会得上非典呢。

地震后该做的三件事

眼泪流干了，心痛的麻木了，钱也捐得差不多了，现在有几件事是必须做的：首先是加强对社会各界所捐善款的监督。

据说现在的所捐款项已经到了300亿左右，这当然不是个小数字。话说回来，哪怕是一分钱被乱用、乱花，甚至贪污挪用，那不仅是对捐款人的侮辱，更是对天灾中那些死去的人、受灾者的大不敬。这些日子网上对红十字会的质疑不断，很正常，一个不透明的资金运行体系，你能对它说什么？更何况，它还顶着人道主义救援的标志。别怪别人，接受监督，这是你的义务，更是我们的权利，如果第三方监督暂时做不到，那至少要有个政府部门站出来，对这次地震中的大笔捐款和物资的分发去向负责。

其次是对志愿者的讴歌和颂扬。现在灾区志愿者的数量已经达到15万人，这是令我没有想到同时也令人动容的一面。天灾固大，但这么短的时间能够聚集这么多的志愿者，恰恰是无边黑暗中最光亮的一笔，同时也让人看到建设“公民社会”的希望所在。

所以，最后一点，也是我最想强调的，我们的记者多拍点多写点那些志愿者，不要把你们的笔墨总集中在党和政府的官员身上。说白了，那是他们应该做的。人民的公仆，干得不好，该骂，干得好，应当应分。

和你在一起

刚在MSN上碰到同事，说新闻调查已经派了14个人去灾区，全是男的。同事是个女编导，没让去，心里正郁闷呢。艾，你至少还能争取，我想去，都不知道跟谁说啊。经历过地震，也经历过地震救灾，亲眼见过在印尼大地震的废墟中伸出来的那只无助的手，目睹过一片瓦砾中散落的孩童的照片和玩具，家破人亡。但这次，是我们的骨肉同胞啊。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一个记者此刻不能出现在就在现场，就像战士没有能赶到灾区。

死者已矣，生者还要继续。老天无眼，人间有情，我为那些死者默哀，为那些生者祈福，向那些奋战在救灾第一线的兄弟姐妹致敬。

和你在一起。

驻外记者首先是个战士

可能阿曼的火炬传递是太和谐了，满世界找藏独，就是没人影，好歹跟他们干一架啊，没劲。一到新德里，孔琳就提醒我，印度可不一样啊。这是藏独的大本营，印度的媒体对中国也不友好。呵呵，还是那句老话，光听喇喇姑叫，还不种庄稼啦？不怕，放马过来。

圣火还没来，新德里的大小媒体已经有点疯。报道藏独的消息比火炬积极多了，大幅照片都是雪山狮子旗，电视里也净是藏独分子声嘶力竭的叫喊。不容易啊，我跟孔琳说，生活战斗在对敌斗争的第一线。

火炬来前一天，新闻发布会。来的记者那个多，热闹，长枪短炮的，都觉着印度的火炬传递得出点事，有人看中国人在，过来也让我们说几句。先是个印度人，说是为一家德国电视台工作。小样，没想到在这碰上了。没等我开口，孔琳已经开始教育他，就见那哥们不住点头，根本没还嘴的机会。

一会又过来一女的，说是荷兰哪个媒体。问我有啥想法。想法？俺的想法就是鄙视你们这些西方媒体！想当年在学校里学的那些真实、公正的新闻理念都是从西方来的，结果这次西藏风波和火炬传递，让人没法再信你们。

荷兰女人张着嘴，可能没想到眼前这个中国人为何出离愤怒，要不是赶着回去发消息，还得跟她掰扯。当了这么多年记者，我最看重的就是平衡和冷静。前者指的是新闻业务，后者关乎心态，我一直觉得，缺了这两条，不能是个好记者。

但是别忘了，记者首先还是个人。是人就有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母亲。她们或许不好，但我不能容忍别人对她信口雌黄、横加指责。

拿破仑说：三份不友善的报纸犹如一千把刺刀；报馆一间，犹联军一队。从这角度讲，在国家利益面前，驻外记者首先是个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