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屾，字双山。陕西兴平人。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生；乾隆五十年(1785年)（一说乾隆五十九年）卒。 清朝鼎盛时期的农学家，一生重视农业和农业技术教育，长期从事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办学规范，成绩卓然,是古代中国杰出的农业教育家。

杨屾为一介布衣，《清史稿》无传，《续修陕西通志》和《重修兴平县志》等著重记述他在家乡推广桑蚕及其学术上的成就，较少涉及其他方面。故其家庭情况知之甚少。杨屾少年时，正值明、清之际的哲学家，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儒”的李颙(字中字，号二曲)主讲关中学院。他就去周至拜师门下，颇得其师理学心传，尤其是李颙重视实学和“经世宰物以为用”的见解对他深有影响。

杨屾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家乡设馆教学，致力农桑，从事著述度过的。刘芳《豳风广义序》说：“双山杨子……赋资聪慧，才略性成，自髫年即抛时文，矢志经济，博学好问，凡天文、音律、医、政治，靡不备览。”杨屾生活的时代，正当清王朝康熙、雍正和乾隆的所谓“盛世”年间。这时，清王朝政权已基本巩固，专制统治处于相对稳定阶段，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压和笼络的两手政策。在大兴文字狱的同时，又大力提倡科举考试，因而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热衷於钻研如何做好“八股” 时文，通过科举考试，以进入仕途。杨屾却与当时很多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不同，矢志于“经世致用”之学。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探索自然与人生，研究伦理和实业。杨屾的学术成就，在当世评价即很高。一代关中名土刘古愚(刘光贲)说他的学问可与北宋著名理学家、“关学”的创始人张载媲美；说他注重实际，不拘泥成法，博览群书，而“不为书所愚”。张元际在《补印知本提纲》中说他做学问“别有心契”，“创造词义多与前圣未合”，然而 “其书俱从造化定理靠实推求，并非无本之谈”。

杨屾设馆教学，先后从学弟子达数百人，撰著讲学用的讲义《知本提纲》，向学生演说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业” 的道理时，强调“夫欲修四业之全，宜先知农务之要”；在《豳风广义·弁言》中则说：“农书为治平四者之首”。因此，他一生著力於农桑的研究。清初，关中地区既不种棉、麻，也不种桑养蚕，只种粮食作物。因而这里的老百姓有食无衣，每年都要卖掉一半以上的口粮到外省去换布，结果是衣食皆缺，生活艰难。杨屾见此情景，思索著要为解决家乡人们衣著问题，寻找一条新途径。他曾试种棉和苎麻，但“弹思竭虑，未得其善”。试种虽未成功，但他却是第一个把棉花引种到陕西西部的人。其后，读《诗经·豳风·七月》，受到启发。他认为，《豳风》中所指“豳地”，即邠州(今陕西邠庆)、长武(今陕西三水)等处。古代陕西能够种桑养蚕，现代也应该能种养。于是决心要重兴“邠风”，恢复陕西的蚕桑事业。他根据历史和事实，强调农桑并重和南北各地都宜栽桑养蚕，并博考各种蚕书，博采众长，又访问各地栽桑养蚕的经验，亲自试验，寻找出了在陕西行之有效的方法。并将积累了l3年的经验，写出了一本蚕桑专书——《豳风广义》。兴平、周至、户县一带的乡民，互相仿效传习，都大获其利，但省县当局对此事置若罔闻。为了在更大范围内较快地推广发展蚕桑，乾隆六年(1741)，他上条陈给当时陕西布政使帅念祖，请求由省府出面倡导，又把《豳风广义》一并附上。杨屾在条陈中，不仅从历史到现实陈述了推广桑蚕的利益，可以“广开财源，以佐积贮，裕国辅治，以厚民生”等，而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推广蚕桑“八策”，建议用“规劝”和“课税”的办法巩固发展蚕桑业；要有赏有罚，凡栽桑百棵以上者可以得不同等级奖励。至于桑籽、树苗、灌溉等重要措施，官府也要有统一筹划，与民方便。杨屾的条陈得到帅念祖的支持。下令各府、州、县大力推广蚕桑。不到10年，陕西关中、陕南，甚至陕北很多地方蚕业很快发展起来。为加强蚕桑业，在省城和凤翔、三原等地区还设立了蚕局和蚕馆，负责推广和作具体的技术指导。雍正三年(1725)的春天，有一次他出游终南山，“见檞橡满坡，知其有用，特买沂水(今山东境内)茧种，令布其间”，也取得了成功。柞蚕首次开始在关中地区大量放养。

“农非一端，耕桑树畜四者备，而农道全也”。这是杨屾对“农”的理解。包含著大农业的宝贵思想。除蚕桑外，他对耕作、树艺、畜牧等也有很深的研究与实践。他“更思秦中园圃久废。树艺失法，追仿素封之意”。建立“养素园”，作为树艺、园圃和畜牧的研究和实践基地。养素园大约在雍正六至八年间(1728— 1730)建立。园周围栽种桑树和用材树木，园内间套种各种果树、蔬菜和药材；园中央凿一口大井，安装有水车，供抗旱浇园之用。园内盖有房舍，设学馆，藏图书，“储学育才”。同时，养素园又是杨屾从事农事研究试验和学术著述的场所，他“身亲其事，验证成说，弃虚华之词，求落实之处，获得实效，即笔文於书 ”。

杨屾平生嗜好读书，临终时遗嘱家入，不要为他棺碱穴葬，把遗体安放在养素园内他晚年藏书读书之处明经洞的石床上，用生前喜好的书籍覆盖，然后在明经洞内砖墙砌隔。杨屾去世后，道光帝(1821—1850)曾手谕褒嘉，命祀乡贤祠。光绪二十年(1894)兴平知县杨宜瀚筹建专祠，定每年农历四月四日为祭祀日。自此纪念仪式年年不绝，一直延续至1958年。

杨屾生平著作计有《知本提纲》、《论蚕桑要法》各10卷，《经国五政纲目》8卷，《豳风广义》4卷，《修齐直指》1卷。《经国五政纲目》和《论蚕桑要法》两书未见。现存只有《知本提纲》、《豳风广义》和《修齐直指》。张元际《补印知本提纲序》说：《知本提纲·农则》为杨屾 “一生之最得力，又恐未详也，作《修齐直指》申言农，《豳风广义》专言桑”。

《知本提纲》约成书於乾隆三年(1738)之前，比官修的《授时通考》略早。全书lO卷，分l4章，其中的“修业章”有一部分专讲农业生产技术。据杨屾说，这书是给初学之人读的，所以文字写得较通俗易懂。又为了便於背诵起见，正文很少。详细说明全在注解，所以注文的字数远远多於正文。注文是杨屾的学生郑士铎在其指导之下写的。书前有杨屾的序，作於乾隆十二年(1747)，书也是在这—年付刻的。光绪三十年(1804)张元际又用原刻版补印过一次。书中有关农业部分，近人王毓瑚将之编入《秦晋农言》中印行过。《知本提纲·农则》一开始为总论，论述农业的地位、功能等传统重农思想，最后说：知识分子也必须关心农业生产，“士民不分”，同时强调“在学校不可一日不讲”。杨屾把农学知识纳入中国传统教育的教学内容，定为学生必修的 “四业”(农、工、礼、乐)之首，实为士、农结合的教育措施的开创。“前论”之后接著是“耕稼一条”，主要为谷物生产技术，包括耕道、布(播)种、移栽、耘锄、天时、园圃、土壤、灌溉；“桑蚕一则”，包括栽桑和养蚕；“树艺一条”，主要讲树木、果、蔬、花、药和竹类等的栽种、压分、接博；“畜牧一条”论述牛、马、猪、羊、鹅、鸭、鱼和蜜蜂等的繁殖和饲养；“后论”则再次强调农业之重要，说：“耕夫、织女，治天下之人也；耒耜、机、杼，治天下之具也。”总观《知本提纲·农则》的最大特点，是作者尝试从中国传统哲学之一的“阴阳五行”说中去寻求农学理论，把“金、木、水、火、土”改为“天、地、水、火、气”；自立新义，认为“天、地、水、火”为“温本至纯……一而不分”的材体，称做“四有”或“四精”；“气”既是一种材体，又发挥著联贯四精结合成新体的作用，四精中天、火属阳，地、水属阴，阴阳各半，借气的作用，交互相会，和谐流通，生化万物。杨屾把经他所修改了的“阴阳五行”运动变化，作为解释宇宙间一切事物生长化育的理论根据，也用之作为论述作物的生长发育和农业技术的基本原理。《农则》所述农、桑、树、畜等农业生产各部门的技术原理和技术方法，自成体系，反映出明清之际，关中地区的农业主产概貌和农业科学技术状况，确可视为出色的农学著作。

《豳风广义》成书于乾隆五年(1740)，由巨兆文、史德溥二人为之校订文字，然后捐资付刻，乾隆七年(1742)刻成。此为宁一堂刻本，有陕西巡抚帅念祖的序，还有杨屾同乡刘芳的序和其门人巨兆文的跋。以后陕西、河南、山东都重刻过。后来又有《关中丛书本》。l962年，农业出版社出版了郑宗元和郑辟疆的校勘本。全书分上、中、下三部分。卷之上，著重论述桑树的地宜、栽桑、种桑和盘桑条法、压条、分桑法、栽地桑法、修抖树法、接桑法等；卷之中，记述了养蚕器具等的准备和各种蚕具，以及择种、浴种、初蚕下蚁、饲养、上簇、摘茧、蒸茧，直至缫丝；卷之下，第一部分谈蚕丝的织维和机械，此外，还附有养槲蚕法；第二部分为畜牧，主要是家畜、家禽的饲养和疾病治疗的方法；还有一些关於园艺方面的论述。这本书的特点是处处从陕西关中地区的条件和实用出发，例如特别介绍了杨屾在当地发现的一个桑树优良品种，比优良的南桑还好。书中还把中国古今南北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比较，总结出陕西地方养蚕的适宜时间在谷雨前三四天。为便於广泛宣传，书中附图很多，所讲内容都是本於经验，切实有据，不作空谈，而且文字浅明易懂。书前杨屾写给当地政府的陈条，列举北方可以种桑养蚕的道理四条，字里行间洋溢著他对开拓当地民间生产领域的热情。

杨屾觉得《知本提纲》分量过大，童蒙不易记诵，於是把修身、齐家部分提纲挈领地缩写成《修齐直指》一书，於乾隆四十一年 (1776)刻印。清末，经刘光蕡(古愚)作评，用《修齐直指评》的题名付刻，得以流传下来。有《柏经正堂刻本》、《烟霞草堂遗书续刻本》和《关中丛书》 本。近人王毓瑚编的《区种十种》中也有节录。这本书，由杨屾的门人临潼齐倬做注解。书中讲到“五常”，有“以此树艺，无不畅茂；以此畜牧，无不蕃息……” 等数句，其下注文阐述耕种、养畜、育蚕等的原则后，又进一步申论耕、桑、树、畜的具体技术，有颇为详尽的发挥。从农学观点说，很有价值。

杨屾虽为200多年前的一个知识分子，但其处世的品德即使是在今天至少也有两方面要予以肯定。共一是在从事农桑技术的总结研究方面，重亲自试验，不轻信传闻。他说：“农桑著述颇多，但知文者多未亲身经历，亲身经历者多不知文。所以多略而不详，繁而不要，用之多无实效，总由耳闻而未尝身试也。”他开辟养素园，在园中“凡种桑、养蚕、畜牧、粪田之事都精心探讨，躬亲验习”。“区田”是一项古老的农业技术，历代不乏人探讨，明、清时因人口增加较快，不少人再度提出发展这种古老农艺，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为摸清区田的功效，杨屾就带领学生，专门用区田法种了一亩麦子，一切严格按照区田法的要求去做，结果在一亩地上收到了一千斤麦子。再如，古书上记载的一种桑树无性繁殖法，杨屾在自己试验地里如法培育，结果没有一根成活。於是他经过多年试验，改变培育方法，终於获得成功，他总结经验说：“腊月里埋条春栽”和“九月盘栽”成活率最高。其二是在处人处事上，杨屾务实际，反对虚华，他说： “凡我学人，莫读虚华不实之书。须求落实；经济之典，不徒玩味其理，又必身亲其事。”尚书陈宏谋，乾隆年间抚陕，听说杨屾之成就，“学为实学，业为实业 ”，就邀他到省里，研讨学问，讨论实业，并“代为纳粟入大学，手题堂额楹联，以旌其居”。一时名声雀噪，达官显宦慕名求见者，门庭为塞。然而，杨屾不为虚荣所动，只是尽力辅助省里倡议栽树、植桑、养蚕，无聊的应酬一概谢绝。杨屾热心助人，服务乡梓，反对旧俗，也是深感人心的。为解决家乡人的穿著问题，他从种桑开始，经过13年的辛苦试验示范，才取得成效。本村距城镇较远，贸易不便，影响乡人生产，他就相地集众建立集市。农村缺医少药，杨屾即探索脉理，熟习针灸，“尝针里人肠胃之疮……疗久弃之痿症，起数载之沉痼”，他还精於兽医，“邻牛误吞钉，先生开一方，药仅常品，钉应时下，医者不解”。他主张简化繁琐的封建礼仪，改革社会弊俗，“尝约先儒礼论酌立丧祭仪式，又疾女子裹足为弊俗，请禁未果，皆自行於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