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杜虎符，通称“杜虎符”，是战国晚期秦国兵符。1975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1978年入藏陕西省博物馆（即今陕西历史博物馆）。

1975年冬，陕西西安郊区山门口公社北沈家桥村社员杨东锋在平整土地时发现杜虎符，具体的发现地点在该村东北0.5千米之南官道，东南距杜城1千米，东周时属秦国杜县。时为中学生的杨东锋将该文物交予其妹（一说为其外甥）作为玩具，后符面绿锈磨落露出金字，方知该物为文物。

1978年11月30日，杜虎符经征集入藏陕西省博物馆。1979年，陕西省博物馆保管部职工黑光撰文介绍此事（但该文将发现时间写为1973年冬，发现地点等信息也有讹误，后由经办入藏工作的考古学者戴应新撰文更正），学者陈直也就杜虎符撰文，遂使杜虎符引发海内外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关注。

杜虎符长9.5厘米（一作9.8厘米）、高4.4厘米、厚0.7厘米，重0.08千克，是一对兵符中的左半符。此符立虎形，虎作走形，昂首环眼，半张口，耳向后紧贴脑际，收腹弯背，两腿前屈，尾端上卷。背面有槽，正面突起如浮雕，背面下凹，肩部近脊处有一条上下竖行的铸槽做牝榫，以与君符同样部位的牡榫相套合。

杜虎符虎身有错金铭文九行共40字，作：

兵甲之

符右才

君左才杜

凡兴士披甲

用兵五十人以

上必会君符

乃敢行之

燔𤎩之事

虽毋会符行殹

铭文中，“才”即“在”，“𤎩”即“燧”，“殹”即“也”。大意是，调兵之符，右半存于君王处，左半在杜地的军事长官手中，凡调兵超过五十人，杜地将军的左符须与君王的右符契合并勘验无误，才能行动；但如果遇到须点燃烽火报警的紧急情况，不必合验兵符即可行动。

与此前已经发现的新郪虎符和阳陵虎符相比，杜虎符在外形上有其特点：前两者为卧虎，杜虎符则为立虎；前两者是自虎头向虎尾竖刻，杜虎符则为从虎的颈部和背部起向下方竖刻。在字形上，杜虎符笔划多方折，而新郪虎符的字形则在方中带些圆折。在文字内容上，杜虎符与新郪虎符亦有若干不同，主要是：杜虎符铭文称“兵甲”，新郪虎符则称“甲兵”；杜虎符称“右才（在）君”、“君符”，新郪虎符则称“右才（在）王”、“王符”；杜虎符说“燔𤎩（燧）之事”，新郪虎符则作“燔𤎩（燧）事”，前者较后者多一“之”字。

有评论认为，杜虎符上40个错金文字清晰，工艺精湛，书体为圆转秀丽的悬针小篆。全符形态生动，曲背，卷尾，垂腹，足前弯，全身均为圆润曲线构成，柔中有刚，既具严肃性又具欣赏价值，亦便于携带，是构思完整的一件作品。

杜虎符被一些学者认为系已发现的战国秦虎符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它客观地印证了秦国在少陵原西周杜伯国（即杜国）封地（今西安市东南）设杜县的历史，并且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时期虎符调兵遣将制度的历史。此外，杜虎符上成熟的小篆书体说明，秦统一及李斯作篆前的战国时代事实上已经存在小篆这一字体，杜虎符和战国商鞅方升等文物都是这一史实的见证。

杜虎符被发现的消息被披露后，学者罗福颐撰文称该符为模仿新郪虎符而略加改动的伪作，其依据有：发现地点“北沉村”属子虚乌有；文字内容可疑，如“君”和“兵甲”的使用；字形、读法与新郪虎符不一致；虎为立虎而非卧虎，虎形或改自錞于钮，等等。

作为回应，学者戴应新撰文更正了杜虎符的发现时间、地点、经过。学者朱捷元、陈尊祥等亦对虎的姿态等信息作出了解释，指出战国时期马节、牛节皆有采站姿的，杜虎符的立虎姿态实际上反映出其形制更古，字形和读法亦然；至于从杜虎联想到錞于，则属臆测，实则二者大小悬殊，造型亦不同。在文字上，学者们也指出“兵甲”与“甲兵”并无实质差异，“君”字亦可有多种解释。此外，从发现的时间、地点及当事人来看，该物亦无作伪可能。

经过这一讨论，杜虎符基本被学术界肯定为战国时期秦国虎符，但其年代仍存争议。

对杜虎符的铸造年代的争议，围绕铭文中的“君”字展开。

学者陈直认为，“右才（在）君”的“君”，是指秦始皇之弟、长安君成蟜，而该符当为始皇八年（前239年）之前之物。但是，根据战国至秦汉的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虎符的右半部分应是掌握在国君手中，而不会是像需要“窃符救赵”的信陵君一样的贵族手中。

学者马非百等认为，“君”是指当指秦惠文君（即称王之前的的秦惠文王），以此推算，该符铸造时间大体应在惠文君元年（前337年）至惠文君十三年（前325年）四月戊午称王之前。

学者戴应新等认为，从文字上说，战国时期“君”与“王”实可互通。戴应新进一步指出，不能据“君”字就将杜虎符的年代定为惠文君，而应结合文字形态来看；他认为该符文字已与秦诏版比较接近，不会早到惠文君时，而应大致在秦昭襄王的年代。

在年代问题上，学术界未有定论。辞书在介绍杜虎符时，既有采惠文君之说的，也有采“秦昭王之世或统一前的始皇之世”者，还有模糊表述为战国中晚期或战国晚期的。

2019年9月25日，“平天下——秦的统一”大型展览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开展，参展文物包括杜虎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