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正艾，男，1964年生，湖南武冈人，教授，吉林大学历史系国际战略专业硕士，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专业博士。

杜正艾，现任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总编辑，历任国家行政学院教务部副主任、研究室副主任、军事科学院战略部研究员，南京军区参谋等职。在国际国内期刊上共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出版专著10余部，是国内著名国际关系专家。目前研究主要关注国内发展环境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2012年10月，人民网发表杜正艾《未来中国高增长仍有九大引擎》一文。该文主要观点如下：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国际舆论对中国经济的前途引发了激烈的争吵。中国经济到底还行不行?国际评论界可谓泾渭分明，分为“牛派”和“熊派”两大阵营。“牛派”认为，像中国这样的体魄，即使偶感风寒，也能保持强健。“熊派”则认为，中国经济现在患的不是一般的感冒，而是高烧。美国彭博社曾公布一个民调，声称通过对1097名投资者调查，有“61%的全球投资者预计中国银行业将在2016年前崩溃”。

的确，从数据上看，中国经济自2011年以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GDP增速从2011年一季度开始，一直在下降通道运行。2011年一季度同比增长9.7%，二季度增长9.5%，三季度增长9.1%，四季度增长8.9%。2012年一季度增长8.1%，二季度GDP增速下滑到8%以下，增长7.6%，创下自2009年二季度(7.9%)以来三年新低。在这种情况下，看衰中国经济的人越来越多。有人认为，长期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动力――人口红利、出口红利和楼市动力正在消失。那么，到底怎么看待当前的中国经济，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当前中国经济是在调整中酝酿新的动力，还是确实已经衰竭?

对经济发展走势作出科学的判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新形势下，分析判断经济形势面临更多新的困难。但是，通过分析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还是可以捕捉到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从我国情况看，中国经济正在转型中经受阵痛，但是中国经济不会在转型中衰竭，而是在转型中酝酿着新的增长动力，中国经济发展引擎将在转型中变得更加强大，中国经济发展还有诸多增长动力。

动力之一：城镇化；动力之二：投资切换；动力之三：消费升级；动力之四：产业升级；动力五：人力资本提升；动力之六：区域振兴；动力之七：区域融合；动力之八：深化改革；动力之九：技术创新

杜正艾在《中国改革》2008年第2期撰文认为，新时期的改革将出现以下几个转变：

第一，从结构性改革到体制性改革。体制改革涉及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在推进某一领域改革的同时，必然要波及到其他领域，改革的深度、广度、难度、复杂度都在增加，应该系统设计改革方案。

第二，从增量改革到存量改革。在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人们关注的焦点开始由改革初期的构建创造财富的机制，更多地转向建立和完善分配财富的机制。改革从利益倾斜转向利益兼顾，从利益增进转向利益调整和利益增进并重，从效率优先转向效率与公平均衡，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

第三，从“单一式改革”到“共享式改革”。改革越来越触及到权力层次和利益关系，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对改革目标的要求日益多元化、复杂化，社会对改革的价值判断标准开始由单一标准向多元标准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改革能够兼顾“各方面利益”和“各方面关切”，更多地体现公平和正义将越来越重要。

第四，从“人治改革”到“法治改革”。将更加重视规范改革行为，从“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转向依法有序的改革，从依靠领导者个人魅力推进改革，转向依靠民主法治的精神来推进改革。改革创新的目标将更加明确，改革推进的程序将更加规范，改革者的权益将更加有法律保障，改革者应当承担的责任也将更加明晰。

杜正艾2006年撰文指出改革：纠偏为了前行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改革认同感的不断加深，逐步出现了对改革行为盲目崇拜的现象。这很容易造成改革的片面化、简单化，甚至会扭曲改革，这种“异化”了的改革，势必败坏改革的声誉，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强调，要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措施的协调性，这是有很强针对性的。

“时髦化”

改革“时髦化”最突出的特点是，一些地区、部门、行业和个人在推动改革时，不是从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的内在需要出发，而是为了赶时髦，进行无目的的形式化改革，改革缺乏针对性。常见的表现形式有:

一是喜欢带“改革”的帽子。改革对他们而言只是一句口号，一个标签，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贴。带上“改革”的帽子，只是要表明自己不因循守旧，而是思想解放者、勇于创新者。

二是把改革作为潮流赶。看到别的国家、地区、部门、行业推行了某项改革，或者提出了新的理论，就不加分析地在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照搬推行，形式上往往搞得轰轰烈烈，而实际上少有效果，甚至可能产生消极影响。

“强制化”

任何改革都会带有一定的强制性，但是，改革的强制性一旦超出了实践需要和民意的范围，改革就可能走向反面。在改革过程中，这样的“强制”性改革还比较普遍，集中表现在:

一是一些改革者在推行改革时，由于对改革方案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改革方案出台前又没有充分征询各方面的意见，没有充分考虑各方面利益的综合平衡，改革方案缺乏必须的民意基础和实践基础，改革方案的实施常常遇到很强的阻力，改革只能靠强制的办法推行。

二是“强人”改革。这种改革，往往是领导者依靠绝对权力和权威，以强制力推行高强度的改革。比如，某地推行的强力肃贪、扣公务员工资修路、高速推进小城镇建设、强制引导民风、大面积拍卖公共资产等，都是通过强制来实现的。这种强制性的改革在改革者拥有绝对权力和完美的自律能力的情况下，可能取得成功，但是，如果改革者自律能力不强，甚至把改革作为捞取个人政绩或个人好处的工具，改革就可能走向歧途。

“随意化”

在改革之初，我们实行走一步看一步，看一步走一步，“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策略，这是必要的。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人们对改革所应产生的正面效应要求越来越高，而对改革中出现失误的容忍度、承受力则有所下降。如果不注意改革的整体效应，不注意整体设计，就会带来许多消极的影响。当前，改革缺乏系统考虑、“随意化”改革的现象仍然很多。其中，最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盲动性。一些地区和部门为尽快取得改革成果，在推行改革过程中，对改革的系统性、艰巨性和风险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在没有充分考虑改革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就仓促出台新的改革举措，改革因缺乏整体的考量和充分的酝酿，而少有成功。

“私利化”

从利益取向上讲，改革有多种，有双赢的改革，也有零和博弈的改革；有大多数人受益的改革，也有大多数人受损的改革。总体而言，人们并不反对改革，问题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改革负担怎样分担、改革成果怎么分享的问题。

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绝大多数人并不反对改革，但是由于一些部门和个人假借市场化改革捞取个人利益或部门利益，严重扭曲了改革。比如，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5次致富风暴，都不同程度上扭曲了市场化改革的性质。从借价格改革实施“双轨制”搞“官倒”、借资本市场改革搞黑幕交易、借“国企改革”玩弄偷梁换柱，到搞“圈地运动”、发矿难财等等，都是如此。又如，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和职工利益受损等问题，由于作为改革的主导者――国企的管理者或者经营者，在改革过程中并没有像工人那样承担同样的风险，相反，不少国有企业的管理者、经营者成为这一改革的唯一受益者；一些国企改革演变为一些国企改革操控者吞噬国有资产和职工利益的工具。改革的利润据为己有，而改革的成本则由工人和社会来承担，国企改革中出现了“肥的飞走，瘦的留下”、“穷了庙宇，富了主持”、“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的局面，这也就难免有人把国企负责人MBO称为“伪改革”了。

类似的改革也出现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一些政府部门对有利可图、有权可争的职能尽力强化，不缺位，甚至错位、越位，而对那些无权可争、无利可图的职能则尽量弱化，缺位现象严重，造成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也对改革的声誉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

除上述几点之外，我们尤其要注意:先前我们的有些改革并不是根据改革的紧迫性来确定的，而是根据推行改革所涉及的人群来确定的。由于没有形成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强有力的利益主体往往左右着改革进程，改革什么、如何改，往往由强势利益群体所左右。比如，在改革什么问题上，一些影响老百姓福利的改革在没有充分考虑百姓承受能力的情况下纷纷出台，如，教育改革、医疗卫生改革，等等，这些改革由于利益受损者大多为相对弱势群体，进行的就比较坚决。而一些牵涉到特殊利益集团的改革，推动起来则十分缓慢。如，公车改革，前后改了8年，大规模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次，但是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又如，人事制度改革，尽管政府在推进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改革大多还停留在中低层面，中高级干部选拔任命的正规化、法制化进程十分艰难，人为因素在中高级干部的选拔任命中仍然影响很大，这就难免出现一些干部继续奉行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老套了。此外，还有垄断行业改革、事业单位改革，等等，都因为与特定的利益集群有关，而少有进展。

改革将是我国今后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是我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强大武器，由于改革的关键性、系统性、复杂性、风险性大大增强，只有通过进一步完善推进改革的机制，着眼改革的整体谋划，加强对改革的跟踪、督促检查和协调，防止改革的“异化”，推行公正透明、广泛参与、规范操作、共同分享的改革，才能营造起全社会关注改革、参与改革、支持改革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