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松梢风(1889—1961)，日本大正时代作家,知名的“中国通”,以代表作《魔都》闻名中日读书界,也因此成为上海“魔都”一名的命名者。除了上海之外,村松梢风还曾于1923—1933年间到北京、山东、江苏、浙江、广东、香港等地游历,留下大量描写山水风光、名胜古迹、市井风俗的游记。

村松梢风，1889年出生在日本静冈县的一个地主家庭。早年曾在东京庆应义塾大学求学，但他将学生时代的大好光阴都耗费在纸醉金迷之中，家中的田产也被他变卖得所剩无几。“少壮不努力”的村松日后当过教员、记者，自己也曾办过杂志，直到28岁时仍籍籍无名。

1917年，他试着将处女座小说《琴姬物语》投寄到当时著名的《中央公论》杂志。这部实际上是以作者大学时代寻花问柳的亲身经历改编的作品，却意外地得到了总编辑的赏识，从而令其一举登上文坛，并以一位小说家的身份载入了史册。

1923年4月1日，村松梢风到达上海，这次上海之行的一大收获是使得村松梢风成为首位与中国“新文学”的年轻作家们（郭沫若、田汉、郁达夫等人）有过交往的日本访华作家。此次上海之行，村松梢风在沪逗留了两个多月。返回日本后，村松梢风立即撰写了一篇近5万字的长文《不可思议的都市“上海”》，刊载在1923年8月号的《中央公论》上。第二年，村松梢风又将其余几篇记述上海的文字与《不可思议的都市“上海”》合集出版。他将自己在上海感受到的复杂的意象，用自创的“魔都”一词来加以浓缩，用于新作的书名。

1933年，村松梢风出版了一本名为《男装丽人》的书。虽然这是一个由作者虚构的故事，但被大家普遍认为是川岛芳子经历的真实写照，以至在审判川岛芳子时，中方曾参考此书的内容作为审判依据。该书滤去了川岛芳子在战争中的经历，但揭露了一些她曾做过的秘密任务。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村松梢风认为芳子的最终下场是通敌行为导致的。后来，国民政府确实也以相同的罪名处置了川岛芳子。

村松梢风的代表作当属《残菊物语》，这是一部1938年出版的短篇小说，讲述的是明治时代歌舞伎役人尾上菊之助的故事。在小说里，女仆阿德陪伴菊之助四处漂泊，她半生含辛茹苦，看着他走向艺术的巅峰，为了让他回归演艺世家、追求更高的成就，又黯然离开。1939年，著名导演沟口健二将其搬上银幕，大获成功。《残菊物语》此后又两次被改编成电影，这无疑是对小说原著的一大肯定。

1961年，村松梢风死去。

二流作家

村松梢风(1889—1961)的作家地位在20世纪的日本文坛大概连二流也排不上，尽管他生前发表过几十部小说和人物传记，曾经有过不少的读者，他撰写的六卷本《本朝画人传》被数家出版社争相出版，一时好评如潮，1960年中央公论社在建社100周年时又以精美的装帧将其作为该社的纪念出版物推出。在日本出版的各种文学辞典和百科全书中，对他也有颇为详尽的介绍。不过对于梢风的小说，评论界一直很少给予关注，他撰写的作品，大部分是历史人物故事，人文的内涵比较浅薄，除了作为大众文学作品集出过寥寥两种选集外，在文集、全集汗牛充栋的日本出版界，迄今尚未见到有梢风的著作集问世。这大概可以映照出梢风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指数。

开启日本作家和上海新文坛交流

1923年村松梢风在上海与田汉、郭沫若、郁达夫等新文坛作家的交往。在近代中日文学关系史上，日本作家与上海新文坛的关系发生，大概肇始于1923年春天的这次村松梢风的上海之行。村松梢风是自己径直寻找到田汉的，日后在田汉举行的家宴上又认识了郭沫若等一批创造社的新锐作家，彼此间的交往，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

在初次来上海的途中，村松梢风怀里揣着作家佐藤春夫为他写给田汉的介绍函，自然，他原本与田汉并不相识。这次获悉村松梢风将往上海，佐藤春夫想起了上海有他的熟人田汉，便给他书写了一通介绍函。

到达上海几天后，村松梢风独自一人找到了田汉供职的中华书局，将名片和佐藤春夫的介绍函递给了门房后，他被引进了会客室。不一会儿，田汉迎上前来，说一口流畅的日语。当得知村松梢风现居住在西华德路（今长治路）上日本人经营的旅馆“丰阳馆”时，田汉热情地邀请他住到自己的家里来。村松梢风这样记述了他当时对田汉的印象：“我们俩仿佛一见如故。田汉君约有二十六七岁，是一个瘦瘦的高个子青年。长长的头发不是用梳子，而常常是用手指往上挠抓，因此都乱乱蓬蓬地缠绕在一起。苍白的神经质的脸上，一双大眼睛总是忧郁地、似乎有点惊恐地不住眨动着。其身上上下都穿着浅绿色的棉衣裤。”

下了班后，田汉热情地邀请村松梢风一起去他在民厚北里的寓所。“折入一条弄堂一直往里走，在尽头处有一扇大门，一丈左右高的木门半掩着。约有门两倍高的围墙将邻家隔了开来，其处有一棵似是朴树的古木枝叶繁茂。田汉噔噔地快步走上了狭窄的楼梯，将我带到了二楼他自己的书房。书房内有一张简朴的床，书架上放满了英文的小说和日文的文学书等，书桌上放着一部文稿的校样。”

田汉向村松梢风滔滔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以现在我们所知的田汉的生平事迹来参证，村松梢风的记述大抵都十分准确。谈话间，话题转到了中国的文坛，田汉向村松梢风讲述说：“现在中国的文坛死气一片。传统的文学几乎都徒具形骸，毫无生命力。现在势力最盛的是在上海出版的通俗文学的杂志和书刊，都是些低级庸俗的东西。我们的一批朋友聚集起来创办了一份《创造》杂志，其中有中国最新锐的小说家郁文（达夫），诗人、剧作家郭沫若，批评家成灏等。什么时候我把他们介绍给你。我自己呢，以前主要是在做翻译，今后想主要从事创作。”

随后田汉又陪同村松梢风外出，在电车上兴致勃勃地向他介绍中国的各类民众艺术的种种特点和魅力，说得村松梢风怦然心动，当晚即央请田汉带他到新世界去观看。在田汉的影响下，后来村松梢风竟成了大鼓迷。几天之后，村松梢风接到了田汉的书函，邀请他去家里吃晚饭。在这次湖南风的家宴上，他认识了郭沫若、成灏、林祖涵等一批创造社的同人。

被战争同化的自我身份

村松梢风笔下的形象演变与他自身的思想、心态的变化紧密相连。在1932年上海事变之前，他对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认同。这一方面是由于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影响，长久形成的对中国的集体想象深深影响了作者；另一方面，当时日本面临着中西文明交融下如何定位自身地位的问题，村松梢风从他者的目光打量中国，企图寻求自身的文化定位。

文学作品中的集体想象与历史有关。三十年代后，日本国内军国主义气焰日益高涨，对外扩张政策实行的同时对知识分子的管控日益严厉。镇压无产阶级文学，扶持右翼文学团体，鼓吹战争的合法性。1932年上半年，日本国内实行法西斯化，疯狂镇压工农运动和日本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对外，发动了一二八上海事变，在东北地区建立满洲国的傀儡政权。1932年下半年，村松梢风再次来到中国，这时他对中国的态度已经发生改变。在《热河风景》(1933年)中他写到曾短暂的到达山东济南，他去拜见了当时日本驻济南的西田总领事，并听日本官员讲述了济南事件。济南事件是日本1928年5月3日发动的对中国军民的一次血腥屠杀，村松梢风对此事的态度完全站在了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主义立场上，丧失了自己的价值判断，放弃了之前的人道主义立场，并且显示了他被军国主义主义思想同化的事实。

1917年，发表处女座小说《琴姬物语》。

1924年，村松梢风出版了《魔都》，记述了他的在沪见闻，随着该书在日本热销，上海的“魔都”意象逐渐在日本传开和放大。2018年，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徐静波将该书翻译成中文。

“一二八事变”之后，在时任日军驻上海参谋本部少佐的田中隆吉撺掇下，村松梢风写出了一本风行一时的畅销小说，《男装丽人》，于1933年出版。

1938年，出版小说《残菊物语》，讲述的是明治时代歌舞伎役人尾上菊之助的故事，是其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