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学家。原名广崎专精，号天爱痴人、舟山。兵库县人。幼习儒学，1871年至新潟县无为信寺学佛学 4年。后入京都就读于大谷派的高仓学寮。1875年，为爱知县入觉寺村上界雄养子，改名村上专精。1882年，初讲《唯识三十述记》于高仓学寮。1887年任曹洞宗大学林讲师。2年后创立佛教讲话所，发行《讲演会·佛教讲演集》，从事弘教活动。1890年任大谷教师学校校长。4年后与鹫尾顺敬、境野哲发刊《佛教史林》,首开日本近代佛教史研究之风。1897年因就自己所属真宗大谷派改革建议发表意见，被削去学衔和教职。1898年著《日本佛教史纲》,翌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01年因发刊《佛教统一论》第一编《大纲论》，触犯大谷派本愿寺忌讳，自动脱离僧籍（后仍复籍）。1905年创办东洋高等女子学校。1917年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教授，主持印度哲学讲座。翌年敕任帝国学士院会员。1923年辞去教授，被授予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1926年任大谷大学校长。他在明治维新后，致力研究佛教，在日本佛学界有很大影响，被誉为日本明治时期的佛教启蒙家和佛教史研究的先驱。主要著作尚有《大日本佛教史》、《亲鸾的开宗》、《大乘起信论讲话》等。

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学家。原名广崎专精，号天爱痴人、舟山。兵库县人。

佛教传到日本以后，已经有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虽然它在各个时代有不同的盛衰变化，从而对国家的利害也不尽一致，然而它对国家进步具有伟大的力量，本来是无可争议的。在古代，朝鲜、中国以及远如印度的文化传到了我国，当时许多高僧大德为了弘布佛法托身万里波涛而特地来到我国；此外的高僧也很少不是外国移民的子孙。这些人亲自承担社会教化的责任，致力于移植外国的文明，直接地影响到建筑、绘画、雕刻、医术、历算等方面，并且间接地影响到政治，从推古朝的制度设施直到“大化革新”，无一不是佛教影响的结果。此外，如建筑道路，架设桥梁，开凿池塘，开辟山岭，也都由僧侣亲自担当；而且在这些物质效果之外，佛教教理对于人们内心的感化，也是极大的。我国人在过去仅提出如正直、清静等几条道德规范，还没有形成超出祭祖的幽玄的思想，然而在佛教传人以后，也得以养成颇为形而上的观念。

远古时代，我国人民与其他民族相比，是多少有点缺乏宗教思想的。但作为人类发展的道路，各国都是经历了相同阶段，走过相同过程的。因此虽说是日本人，当然也不是完全缺乏宗教思想。在宗教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的时期，人们接触到天地间变化的现象，面对着现实的事物，便会产生敬畏的念头。或在早晨面对煌煌的旭日，晚上仰望皎皎的明月；或看到狂风折树，电闪雷鸣，呼云降雨，洪流滚滚，山峦昏暗；这都会给幼稚蒙昧之民以奇异之感，灵妙之念。因此，日月是神，山川也是神，以致其他一切不可思议的天变地异现象，无一不有神灵存在。想来“神”与“上”是同义词，人们用以称呼尊长或伟人；由于他们有令人敬畏的神灵般的威力，以致把他们称之为神。随着岁月的变迁，渐渐地把对自然的崇拜和伟人尊长的事迹混同起来，就成了传说；把自然界所发生的怪异现象与所谓“祖先教”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神道”。神道并不是在佛教传来以前就具有完整的宗教组织，不过是在祖先教之上增加自然崇拜的风气形成的一种神话，经口头相承而传到后代。祖先教自形成中，最主要部分是死后游魂的观念。日本古代人民也确实不信，人死之后，其灵魂与肉体分离，在世上漂游，保卫自己的国土保祜子孙的幸福。在当时虽然还没有整套的关于来世的思想，但已多少有些痕迹可见，不过对来世与现世的界限还不清楚，因而有幽明两界来回交往的传说。总之，我国人在佛教传入之前所具有的宗教思想，是自然崇拜与祖先教相结合而成的神话传说，这个关于天神地祗，祖先游魂保卫国土子孙的信仰，可以说，也就是一般国民所谓的宗教。佛教是突然来到上述国民中间的。因为佛教教理是由许多方面组成，因此最初传入我国的佛教就是适应当时社会状况的关于现世祈祷的一部分而已。也就是说，佛教的佛陀善神也和神道的神一样，都是现世和幽界的存在者，保护国土和人的，其唯一差别，只不过一个是“国神”。一个是“蕃神”罢了。以后经过了许多岁月，“蕃神”的观念完全消失了，最后自然而然地走了“神佛一体”的道路。

从钦明天皇十三年[552]到奈良朝终了，其间有二百三十余年。当时的佛教，从上面情况看来，按其性质完全可说是现世佛教。作为现世佛教的结果，便是与政治混同，政教不分，因此时的佛教可称之为政治佛教。其最兴盛时期是在圣武天皇朝代，这个时期的两大事业就是东大寺和国分寺的建立。自此以后，盛极而弊渐生。在奈良朝以前，可以推古天皇的朝代作为一个阶段，以后，佛教才有明确的宗派之名，这时最盛行的是三论和法相二宗。此后虽有华严和戒律二宗的传人，但因为这两宗在本期的势力为时较短，因此特地把这个时期称作三论和法相两宗的时代。尽管如此，当时的宗派决不是如同后代那样壁垒森严，不仅一寺不单布一宗，就是一人不兼二宗、三宗的也很少。因为这些宗派主要是表明在对佛经的学习和解释上所注重的专门方面的不同，而不是信仰宗派的区别。我们称之为“学派佛教”，这实际是平安朝以前值得注意的佛教的特征。

奈良的佛教，由于和政治牵连在一起，所以和争夺政权相纠缠，为此招致了一些挫折。也由于皇室显贵的崇敬，受到过分优厚的待遇和保护，结果使僧尼的行为日益堕落，制度日益颓废。此时更由于桓武天皇迁都平安，政治中心遽然北迁，这使奈良佛教更加不利。法相宗因系藤原氏的家寺，随着藤原氏在朝廷逐渐得势，反而呈现盛况，但其他诸宗如三论宗、华严宗等，则均陷于绝境。然而传教、弘法两位大师却在此时兴起，在平安京城独树一帜，另创新宗。从这时候起到源赖朝在镰仓成立幕府为止，约四百余年间，奈良佛教各宗也并非完全失势，后期又有他力念佛门的宗派兴起，但是，仍可以把这个时期称为天台和真言两宗的时期。奈良朝末年，政教分离的结果，佛教又一次倾向于对现世的祈祷方面，此时在中国（注：确实是中国，可不是日本的“中国”^^）恰是密教势力逐渐扩张的时候，所以其潮流也波及日本。象传教大师那样，开始时用天台一乘教和圆顿大戒来与奈良佛教对抗，但其目的仍不外乎是镇护国家。弘法大师以密教最充份地具备关于现世祈祷的仪式，专门传播密教而风靡一时；因此，后来睿山也完全密教化，以至分成了台密和东密两派。所以平安朝的佛教，实际上是密教的事相极盛时代。而且这个时代在政治上是藤原氏得势的时期，社会风俗颓废，人情流于柔弱淫猥，地方豪族则逐渐扩张势力。密教事相的盛行，正与这种贵族风习互成因果。甚至耍弄佛法的功德效验，形成“僧兵”钹扈，连朝廷也难以制服的局面。到后来藤原氏衰落、平氏灭亡、源氏兴起的时候，他们党同伐异，既穿法农又披甲胄，以三世诸佛的幢相和袈裟裹着剃除须发的头顶，攻伐无宁日，惨叫声不绝，此已属魔道而非佛教了。然而佛教的一个分期，正划到这个时候。

平安朝末年，眼看到佛法堕化为魔道，高僧们从四方奋起企图挽回这种颓势。法相宗的解脱上人、华严宗的明慧上人、律宗的大悲菩萨和兴正菩萨，以及俊X（注：上面一个“山”下面一个“仍”是什么字？没找到）等人，还有法然上人、亲鸾上人、荣西禅师、道元禅师、日莲上人等著名高僧，都以正法兴隆为己任。从平安朝末年到镰仓时代初期，他们努力于出世的宣传，从而震动了整个社会。自佛教传入日本以来，佛法未有如平安朝末年那样遭到坫污，而一时的盛观，实际也未见有象镰仓初期那样兴旺。不过这时奈良佛教已奄奄一息，以后的声势全让位千净土、禅、日莲三宗了。特别是临济禅宗，由千中国宋末（注：原文作“明末”，显然胡说八道，改）时社会混乱，这一宗的高僧为避乱而逃到日本的很多，北条氏对此宗深为皈依，因而此宗广泛传播于上流社会，经南北朝而到室町幕府，它愈益兴盛，其间对日本武士道的形成影响不小。足利氏末期“应仁之乱”后，文化典籍不受重视，使文学命脉得以延续到后代的，可说是“五山”禅僧的功劳。临济宗是本期佛教的中心。它所传布的地方主要在镰仓、京都及其附近，而曹洞宗却远达东北和关东，西到中国（注：自然这里是日本“中国”）、四国以西，教化了各地武士。在这以前，因源氏与乎氏之战久未停止，战士远离故乡，生命朝不保夕，看到空幻如露的人世，并且对自身无怨而杀敌，无故而夺去他人生命，犯下如此罪孽感到悲伤，因而使宣传往生西方净土的教义探入人心。净土宗的良忠以后，专在东部地区传教，先是净土真宗的亲鸾上人在常陆成立宗派，日莲上人后来在相模布教。政治权力中心转到镰仓以后，佛教在关东地区大为盛行。经过南北朝到了室町幕府时期，将军在京都追求安乐，禅宗就成为其伴侣，短时期沉醉于五山十刹的虚名，但不久京都再次成为兵马蹂躏之地，寺院颓废，僧侣逃散。到了织田、丰臣二氏时代，战云蒙蒙迄未平息，佛教各宗虽均衰落，惟净土、日莲、真宗却在此时奠定了基础。从镰仓武家执政到德川氏在江户建立幕府，有四百余年时间，在政治上形成极复杂的历史，在南北二京的佛教古宗虽曾留下了一些伽蓝名寺，但到织田、丰臣时代巨刹大寺一朝化为灰烬，因此就佛教来讲，最后没有留下值得一顾的东西。总的说来，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为净土宗·禅宗·日莲宗的时代。真宗本是作为净土宗的一派兴起的。时宗以及天台宗真盛派虽然也是这时候兴起的，但仍然不出净土宗的一派或其余支的范围。

从德川氏掌握政权以来到“王政复古”（注：即“明治维新”）为止约手百六十余年间，天下民心厌乱思治，不少僧侣以兴隆文教为己志，且有人还俗归儒，讲论治国平天下。更有如天台宗的天海，禅宗的崇传等直接参与政治，对幕府的帮助很大。由于寺院当时与公家[朝廷]，武家 [幕府]处于鼎立的状态，德川氏对寺院与公家同样看待，也给以虚位，制定法度，包括寺院、僧侣逐级升进程序在内的各种制度，奖励学业；褒其名称，增加寺田和寺领地，俾使其沦于柔弱境地，以利于武家长期统治。而且在织田氏时期，天主教大举传人日本，宣传“天主如来”的功德，教会声势逐渐盛大，达到动辄可能违害国家的地步。所以到了德川家光以后，便制定了所谓以“西佛”制“南佛”之法，颁布“改宗”法令，让僧侣掌管户籍，国民必须挂檀那[施主]寺，严格寺院与檀那的隶属关系，借以防备耶稣教的蔓延。与此同时，神道也很兴盛，“唯一神道”采用许多佛教教义附会神典，后来吉川惟足到会津，创立“宗源神道”;转而形成山崎X（注：“门”字里面一个“音”是什么字？）斋的“垂加神道”派，则把神典牵强地附会于朱子学。这虽然显得偏执可笑，但对于“神国思想”的兴起是有很大贡献的。神国思想兴起的结果，也影响到佛教，整个社会上的大儒都排斥佛教，无不禁神，有人指出借寺院与檀那这种关系强迫人家奉佛以兴隆佛教，在古代是未曾有过的。特别是会津的保科正之和水户的德川光国倡导的学风，更成为排佛之源，排佛气焰日见高扬；但由于僧侣已部分地参与到俗政之中，恣于衣食之享受，而对佛教之盛衰，本不介意。因此这期间虽有不少高僧辈出，如洋庵、白隐、月舟、X（注：此字为佛教万字符号）山、慈云、运敝、普寂、凤潭、灵空、以及隐元、木庵、铁牛等，但对这种局面也无可奈何。夭台宗、真言宗依掌公家，禅宗依赖武家，净土宗流行于武家和平民，真宗和日莲宗得到下层信仰，各在固定的地盘进行割据，长期停留在沉滞的境地。所以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为各宗持续的时代。总之，德川幕府时期，神、儒、佛、耶稣各教互相交错，佛教起到压制耶稣教的作用，儒教独自与当时的政治结合，处于培养人才和立言的地位，大儒四方辈出，各自分立学派门户。幕府与朝廷之间的矛盾由德川初期就已经积累下来，所谓“神国思想”早已在人心内部弥漫，终于兴起了国学羽仓派（注：日本德川幕府时期国学的“正统派”，因创立者荷田春满曾是伏见的羽仓氏养子得名。以研究《古事记》、《日本书纪》、《万叶集》等，鼓吹复古神道、皇权至上主义而著称），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的学说接连出现，最后以浩荡的气势提出尊王之大义，是理所当然的。

神国思想的兴起，打倒了幕府而使政权得以复归朝廷。加上采取开国进取的新方针。佛教终于受其余势的压制，一方面遭到“排佛毁释”之难，另一方面又受到破坏旧势力的新潮流打击，以至于一时失却生气。而且本来德川时期三百余年的佛教，在朝廷、幕府支持下得以恢复势力并逐渐深入社会，现在一旦遭到这种政治激变，原来的寺院与檀那的关系就完全分离，寺院的维持和僧侣的生活，几乎陷于绝路。而且象天台、真言等宗，由于接受了“神佛分离”的命令，把佛陀菩萨的尊像从神社内殿搬出，或加捣毁，或予出卖，甚至让身披袈裟的僧侣转人神社去当祠人。由此迄今，明治时代已三十几年，情况虽不无小变，但僧侣腐败之声独高，大法坠落之悲日深。

现依上述的顺序，将日本佛教史的变迁划分为以下几个时期。可以说佛教的变迁毕竟是经常与政治的变迁互相伴随而发展到现代的。

第一期 三论宗和法相宗时代 （从佛教传人到奈良朝末年，有二百三十年[552一784年]）

第二期 天台宗和真言宗时代 （从平安时代初期到结束，约四百年左右[784一1192年]）

第三期 净土宗·禅宗·日莲宗时代 （从镰仓幕府初期到丰臣氏末期四百余年[1192一1603年]）

第四期 诸宗持续时代 （从德川时代初期到结束，二百六十年左右[1603一1867年]）

第五期 明治维新以后的佛教[1868一18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