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邦珍（1515～1593），明朝人士，字子怀，号同川，祖籍
福建兴化府莆田县（现福建省莆田市）白马山前驿马村李家大楼，明洪武年间其祖迁居山东济南府肥城县（现山东省肥城市）石坞村，自幼聪慧，且在“惟善以为宝”的家风熏陶下，养成优良的品德，少时就读于肥城城北牛山佛寺庇普禅师之屋。
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中
进士，位列三甲第七名，赐“同进士出身”，任职于
行人司（正九品），后在山西等地任职，为人正直，为政清廉。嘉靖后期进入
都察院任
监察御史（正七品），先后任
浙江道监察御史、
福建道监察御史，功绩昭著，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升授“
文林郎”（正七品升授之阶）。在福建任职期间，正值沿海频频遭遇倭寇侵略，李邦珍基于“赤心事上，忧国如家”的忠心，奋然曰：“遇变而通之谓才，临难不避之谓忠，贼在境上，讵可坐视而泥职守之常经邪？”虽为文职巡按，却勇于挑起武职重担，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冬，他举起抗倭大旗，担任防守台（州）、温（州）、福（州）、兴（化）和福宁中路等处的总兵，又上疏朝廷，请任戚继光为副总兵，合力一举重创倭寇，福建民众深感其德，在李邦珍离任时特赠《海狱澄清图卷》一幅，以表彰其平寇安边的丰功伟绩。嘉靖末年任
太仆寺少卿（正四品）。1567年（隆庆元年），三月改任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正四品），十一月改任
大理寺左少卿（正四品），升授“
中宪大夫”（正四品升授之阶）；1567年（隆庆二年）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兼任
河南巡抚，期间秉公执法，廉洁为官，百姓曾为其立生祠以示纪念。1573年（万历元年），被明神宗任命为“提督操江”。万历初年，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正三品）。1575年（万历三年），60岁的李邦珍致仕故里，回到肥城后携子女迁居较场屯附近，将少时读书处改建为“同川书院”，聚集亲友和子孙讲学授业，众学子多有成名者，书院曾有两名进士金榜题名。书院内筑有聚乐堂、悠然台、环翠亭、甘霖池等胜景，现书院旧址被辟为军用库房，尚存李邦珍亲手栽植的一对龙凤柏。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李邦珍辞世，享年78岁。为悼念其功绩，追封为“
正奉大夫”（从二品加授之阶），明神宗御制祭文，并遣山东布政使左参政汪应蛟前来致祭文。
李邦珍少时曾跟随城北牛山佛寺庇普禅师读书。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中进士。他曾在山西、河南任职，为官清廉，一尘不染。后任浙江道试用监察御史，因功绩卓著授为监察御史。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李邦珍任文林郎。当时，正值倭寇在沿海骚扰，并多次攻陷莆阳城，大肆烧杀抢掠，百姓惶惶不安。莆阳城离省城仅百余里，“上下戒严，唇齿为惧”。次年春，盘居在沿海的倭寇与新犯境的倭寇啸聚一起，妄图攻取新城。当时，省城守军将士慌恐异常，丧失了战斗锐气，明成祖大怒，将巡抚大臣削职严办。李邦珍奋然担负起武职重任，自任总兵，他训导将士说：“贼寇现已犯我国境，作为国家将士，难道能坐以待毙吗?”他十次上疏，要求援助。朝廷派兵二万前往助战，并拨金二十万充作军饷，又疏请戚继光为副总兵。戚继光率兵与倭寇激战，屡战屡胜，倭寇大部分被歼，余者从海路遁逃，解除了省城之围。
李邦珍六十一岁辞官告老还乡。在家乡，他考查文献资料，了解风俗民情，首纂了《肥城县志》（已佚）。后来，他创建了“同川书院力”，聚集亲戚及子孙授业讲学。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李邦珍下世。为表彰他的功绩，皇帝亲制祭文。
1572年（隆庆六年），尚在朝廷为官期间，他念桑梓之情，不辞劳苦，与肥城知县顾廷修共同编纂了首部《肥城县志》。回到故乡后还筹资修建了许多公共设施，曾与尹庭共同捐资，在肥城城内十字路口兴建了一座“四牌楼”。 1563年（嘉靖四十二年），由朱衡撰写、李邦珍诠订的《道南源委录十二卷》（杨一鹗建宁大儒书院刻本）已于2009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现存于
福建省图书馆。武夷山云窝伏虎岩西南向有一处李邦珍1564年（嘉靖四十三年）的题刻，全文：“大明嘉靖四十三年端阳日，巡按、福建监察御史、济南李邦珍同钦差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南昌姜儆，访汪、刘二高士于此。”泰山经石峪峪东石崖上的石刻“经正”大字为李邦珍于1578年（万历六年）所题，并有注语，劝人弃释归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