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素伯（1908.10.7—1937.03.02），出生于江苏通州海门中和镇，后迁居垦牧乡（今江苏南通启东海复镇）。原名李文达，又名李绚，字素伯，号质庵、梦秋、梦秋子，笔名所北。现代诗人、作家、学者，还是散文理论家。

“本时期（中国现代小品文的昌盛时期，主要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抗战前的时期）的重要成果便是多部系统的小品文理论专著的诞生，并带有‘空前绝后’的特征。其中最先出现的、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李素伯1932年1月在上海出版的《小品文研究》（新中国书局）。它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论述了‘五四’以来小品文创作和研究的特点和成绩，并为此后的发展开拓了道路。”（李宁《中国现代小品文概观》——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李素伯的《小品文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关于小品文研究的第一本专著。它既是对‘五四’以来小品文创作和研究的一个全面总结，又为此后的发展开拓了道路，其重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这样说，李素伯的《小品文研究》是我国小品文研究的开辟草莱之作，其筚路蓝缕之功，泽及后世，这是南通现代作家兼学者李素伯对现代文学作出的突出奉献。”（陈辽《开启南通现代文艺殿堂之门——读〈濠南集——南通现代文坛漫笔〉》——南通党建网）

“20世纪30年代逐渐形成了以言志说散文批评、社会学散文批评和文本说散文批评为标志的三足鼎立的批评格局。言志说散文批评以周作人、林语堂为领衔人。社会学散文批评以鲁迅为领衔人。文本说散文批评以朱自清、李素伯为领衔人。”（尹　颉《20世纪中国散文批评概观》——《学术理论与探索》杂志）

本文所要介绍的，就是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中国现代小品文研究先河的李素伯。

李素伯的老家，原在长江下游的北岸，即现在的启东市太安港向西南十多华里。这地方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坍入长江之中。李素伯在1935年写的《家》这篇小品文中描述了故乡的美景：“最使我不能忘记的还是那个住所的环境的优美。那时的家滨临一泻千里的大江，在一条小港旁边，跨着港口有一架不很阔大的桥，桥两边有成排的瓦房，成了个小小的市集。最有趣的是江上的风光：在月光下一片浩渺如练的江波上，风帆飘渺，沙鸟翱翔，远远隐现着淡灰色的一点，那是峙立江心的崇明岛。明朗的日子，会辨得出那‘如荠’的一团团绿树；偶然风雨横来，怒涛汹涌，也着实惊心骇目……十岁离开那里，几年后据传闻所得，那个小市集子整个迁移，小桥曲港，遗迹难寻，我的家当然也唯有永存在我的记忆中了。”

李素伯的童年时代，适逢辛亥革命前后。那时，农村中的私塾很多，他们所教的书，仍然是《百家姓》、《三字经》、《古文观止》等。而大一些的市镇都开设了所谓“洋学堂”，所教的科目有语文、算术、音乐、图画、体育、手工等，能接受更多的现代科学和新思想的熏陶。李素伯9岁上洋学堂学习。那所学校名“三镇公学”，校长叫黄仲丹，是崇明人，教师有六、七个。虽然规模不大，但很注重学校管理和教育质量。他们学校的口号是：“东吹育英，西过日兴盛”（“三镇公学”东有“育英校”，西有“日兴盛校”）。李素伯读书特别勤奋，每逢下课时，大多数学生在操场上打球、跳绳、踢毽子，做各种游戏，而他往往独自坐在教室里看书写字，好像唯有读书才是他的本分。每次考试，他总是名列前茅，因而经常得到奖品。

李素伯家境贫寒，一家四口人（李素伯有一个哥哥，名李文奎，1927年前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参加过垦牧地区的地下斗争）的生活，全靠父亲帮人家做酒店伙计、母亲帮人家做针线来维持。收入低微，生计维艰。即使如此，父母亲仍尽心竭力，送他们兄弟俩上学。

李素伯7岁时，父亲去世了。李素伯在《府君述》一文中回忆道：“府君讳选青，字飘庵，性廉洁，喜饮酒，不屑屑治家人生计。宅前有隙地数弓，暇辄携铲芟草，植芜菁之属，青翠肥泽。间植樱桃、月季数本，甚茂盛。优游数十年。以嗜酒得疾，卒年仅五十有一。时达年七岁，犹记府君貌甚奇伟，鬑鬑有须，居恒默默不与人接。视其意，若有不与人言者，岂其中有不自得者欤。自府君之卒，家益落，乃迁于通之垦牧乡。”

1918年，一则因生计所迫，二则因塌海将及，李素伯全家迁移到当时属于南通的垦牧乡，即现在的启东市海复镇，在那里受到了姨母姨父的照应。可惜仅过一年，母亲又辞世，兄弟二人就成了孤儿。虽然有姨母的悉心照料，但李素伯家从其父亲以上三代单传，本家近枝基本没有；初到垦牧乡，也没有朋友。幼失怙持，忧患频加，李素伯有云：“空有六尺之躯，曾无一椽之托。犹如浮萍，年年漂泊；无殊燕子，处处为家。”（《〈伤春三叠〉序》）“贫贱有兄弟，艰难复乖离。诗书得穷饿，少壮乃羁栖。”（《寒食得兄书悲愤交集怃然有作三首》）难兄难弟俩的境况可想而知。

到海复镇后，李素伯先入海复学堂读书，13岁时进通师附小——垦牧校学习。约于1923年9月，李素伯以优异成绩考入南通师范。1927年通师改为私立张謇中学，随后转入省立南通中学师范班（通师称这个班为戊辰级）。李素伯在通师苦读五年，先后受业于当时有南通“四大才子”之称的顾怡生、徐益修、曹勋阁、顾贶予先生门下，“皆得亲炙而请益”，使他“略知学术途径”（李素伯语）。现保存在南通博物苑里的李素伯在通师学习时期的作业本上，有曹勋阁老师的评语：“隽拔，殊不易得也”；“劲句，非老手不办”；“有此质地，它日当得占词章一席”等等。更有老师称他为“后起秀中之秀”（顾怡生语）。可见他当时受益之深，也足见学生时代的李素伯已是才情不凡。

1928年，李素伯从通师学成毕业。以后历任南通实验小学、南通乡村师范学校国文教员。1933年秋回到母校通师执教，直至1937年3月去世。

李素伯一生未婚。但以他那样青春焕发的年华和诗人所特有的浓郁敏锐的情感，他不可能是个与恋爱无缘的“绝欲主义者”。我们从他的一些诗文作品中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他曾经的追求与幻灭的苦涩。例如，他在一首小令中写道：

“思往事，凄绝首重回。楼上高寒灯影小，相逢不语夜迟迟，似梦之依依。”（《江南好》）

又在一首词中写道：“春风又绿鸳鸯谱，目断江云无尺素。花前絮后记同行，月冷灯昏成独坐。思量别有愁千缕，燕燕归来难与诉。春枫有梦原相随，红萼无人谁作主？”(《玉楼春》)

这些缠绵悱恻的词句绝非无的放矢、无病呻吟，而是确有恋爱的甘甜与失恋的痛苦的。这种难以排遣的痛苦与悲哀也深深地刻印在他的小品文中，如：“我贮满了盈眶热泪，这泪是我几年来孤单、飘零、痛苦的生活酿成的，我要在真心爱我的人的面前尽量挥洒，我想在这里得到我的报酬和安慰。可是，我向何处去找真心爱我的人呢？孤单、飘零、痛苦的生活将终我的一生，弱小的我，何能避免命运的鞭策！真心爱我的人或者还有，但是，上帝啊!我将怎样去找寻呢？”（《燃起了守岁烛》）

感伤至极的情调中透露出他的追求和憧憬那个“真心爱我的人”应该是实有其人的。李素伯在1930年前后曾经追求过一位姓马的同学的姐姐(一位中学生)，有一段时期常常到她家去。但后来因为女方的家长不同意而未能如愿，原因可能就是瞧不上这位小学教员的清寒家境和卑微的地位。正如他在《伤春怨》这首词中写的：“门外有青山，遮断夕阳归路”。除此而外，李素伯还追求过什么人，我们不得而知，但结果都是“孤帆望断水空流”，只落得“人生有恨几时休”（李素伯《浣溪沙》）了。

李素伯在“情场”上也许是个失败者，但他把真挚纯洁的爱倾注在天真可爱的学生身上，把全部的心血奉献给了文学创作和教育事业——他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

李素伯被文化界誉为南通小“四才子”（相对于南通“四才子”顾怡生、徐益修、曹勋阁、顾贶予而言）之一，另三位为吴天石、黄稚松、史友兰。

李素伯离开学校，踏上社会，面对蓬勃发展的新文学浪潮，作为一个心系天下、追求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他放弃了对古体诗文的创作，迅速地转入了对新文学的研究，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初入文学的殿堂，李素伯首先把目光投向作为古诗对立物出现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极大影响的自由体新诗上。

1937年1月，李素伯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漫谈新诗》一文，阐述了他对新诗的见解。他认为，一个新诗作者“人格方面要有深厚的修养。磨练着，陶冶着自己，从生命的认识上，生活的充实上去努力使自己具有作为诗人的主要条件”；同时也应讲究“语言的精选与安排”，讲究韵律节奏。前者是主要的不可或缺的，而形式与词藻等等表现法的研究与注意是次要的事。他认为五四文学革命初期，“为了推翻旧诗，不但攻击者旧诗所有的缺点，也一概抹煞了它所具有的优点”。他指出，对旧诗全盘加以否定，乃是一个错误，应该吸取这个教训。

几乎与此同时，李素伯开始倾力于现代散文小品的创作与研究。散文文学，中国向来是作为文学正宗发达着的，而小品文，正如李素伯在《小品文研究》一书中所说的，“是散文里比较简短而有特殊情趣和风致的一种”。这充满艺术韵味的散文诗似的美文，“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三十年代，是产生鸿篇巨制的时代，也是产生绚烂多彩、争奇斗艳的散文小品的时代。鲁迅先生甚至断言：五四运动以后，“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小品文的危机》。）李素伯正是在这块现代散文小品园地里辛勤耕耘播种的作家之一。1932年1月由上海“新中国书局”出版的《小品文研究》一书，是他的成名作。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小品文研究的专著，出版后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李素伯也因此而获得了“小文学家”的称誉，当时他还不到25岁。此后，他又以《小品文漫谈》之一、二、三为副标题编排次序的形式，连续发表研究小品文的专论，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了他对小品文的研究。

小品文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样式，源远流长。“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产生的中国现代小品文，是对中国传统小品文的继承和发展。由于鲁迅等人创办了《语丝》等小品文杂志，使小品文作者大量涌现，名家迭出。小品文的创作如春花烂漫，竞相争艳。

但对于中国现代小品文的研究，从来是一个缺项。因此，李素伯的《小品文研究》不仅适应了当时文坛的需要，而且开了中国现代小品文研究的先河，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李素伯致力于“在中国新文坛放异彩奏奇功的小品文”（《小品文研究》）的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具有深厚的功底。接触新文学以后，他对外国文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钻研外文，结交翻译工作者，与刘延陵陵（通师校友，五四时期写过新诗，文学研究会会员，曾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顾民元（笔名谷神，翻译工作者，译有果戈里小说《泰赖·波尔巴》、契诃夫剧本《樱桃园》。抗战时期曾任抗日民主根据地启东县县长，1942年牺牲）、吴天石（解放后曾任江苏师范学院院长、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与夏征农、沈西蒙合编历史剧《甲申记》）、丁守谦（解放后曾任南京艺术学院党委书记）等人在文学方面交往颇多，友情甚笃。他精深的古文底子，加上受中国现代新文学的长期熏陶，以及对外国文学这一异域营养的孜孜吸收，为他对中国现代小品文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素伯的这本《小品文研究》虽然是前无古人的开创之作，却并非粗疏浅陋的应景之作。作者思接千载，目及四海，以相当开阔的视野，宏博的识见，对兴盛于一时的小品文创作作了全面而深入的审视和阐述。

李素伯对小品文研究的主要贡献，首先是对小品文下了正确的定义。他指出：“小品文是须富有艺术性而不是如论文杂记之类枯燥的东西”，“把我们日常生活的情形，思想的变迁，情绪的起伏以及所见所闻的断片，随时的抓取，随意的安排，而用诗似的美的散文，不规则的真实简明地写下来，便是好的小品文”。

在李素伯看来，“文学是不能离开人生而存在的”，“文学是表现人生批评人生的”，而小品文又是“纯以抒情为目的而不受任何内容或形式上的限制的”。两者之间有无矛盾呢？他认为：没有矛盾，“小品文是以表现生活书写情调为本职的”，对生活的再现和表现，对个人感情的再现和表现，都是表现人生，批评人生，又都是抒情，两者是统一的。用今天的批评用语来说，李素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既坚持反映论，又反对机械论。这在小品文研究中是独树一帜的。

其次，李素伯深入探讨了中国现代小品文发达的原因。他指出：现代小品文的发达，一是由于现代生活的趋势，现代小品文的兴盛，正“适应了现代人人事倥偬生活繁剧的读者的要求”；二是因为历史的背景，是“一种潜伏着的民族性的特质的遗留与复现”；三是外国文学的影响，“小品文虽是中国原有的东西，但最近之所以复活、发达起来”，明显是“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这便使许多小品文作家的作品，虽然“最富有中国的趣味”，“但已多新形式、新语调、新意境，在以前的文章里是找不到的”，“至于鲁迅先生的幽默的风趣与深刻的暗示力”，“更显然不是古已有之的”。他的这些看法，经受了时间和小品文创作实践的考验。时至今日，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界的理论，至今无出其右。同样，以李素伯的小品文《春的旅人》为例做简要的剖析，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发散出来的庄子《逍遥游》的浓厚韵味，也可以捕捉到扑面而来的高尔基《海燕》的某种信息。这也印证了他的观点。

作为小品文研究的专家，李素伯还对怎样写好小品文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他以成功的小品文作家的创作实践为根据，结合他自己的真知灼见，提出了小品文写作的“六要”，这虽非小品文写作要旨的全部，却也道出了写好小品文的奥秘。

再次，李素伯对现代文坛有成就的小品文作家鲁迅、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冰心、绿漪、陈学昭、叶绍钧、郭沫若、钟敬文、王世颖、徐蔚南、孙福熙、郑振铎、丰子恺、缪崇群等的小品文作了评述，其中不乏精彩独到之见。《小品文研究》全书164页，共分五编。后两编主要论述了这些小品文作家及其作品，足足占了100页，从比例和精彩程度来看，确是本书的重点所在。这对当时以及后来的小品文创作，均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在此，我们简略地介绍一下李素伯对鲁迅先生的评价。李素伯高度赞扬鲁迅的小品文，他说：鲁迅小品文“眼光的犀利锐敏，用笔的冷隽诙谐，物无遁形的描写，和老吏断狱似的有力的评量，真是‘入木三分’，是以立懦而敦薄”；鲁迅的“极其诗质的小品散文集——《野草》”，“是贫弱的中国文艺园地里的一朵奇花”，“我们只觉得它的美，而说不出它的所以为美。虽然有人说展开《野草》一书，便觉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而且目为人生诅咒论”，“但明智的读者却能从这里得到真正稀有的力量”。李素伯驳斥一种偏见，他说：鲁迅文学里多的是讽刺的情趣，诙谐里藏着暗讥热讽，因之“有人说他太尖刻” 。李素伯为之辩解道：“但‘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剌相去本不及一张纸’，（鲁迅《热风题记》）作者不已说过了吗？而且他的诙谐也是欲哭无泪的强笑，我们决不能当他是滑稽”。由此看来，李素伯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所谓长歌当哭，血泪控诉，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同样是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李素伯的作品中很少强装笑脸的诙谐，而多的是“放声一号啕”、“同声一哭”式的呼天抢地的真性情的流露。手法尽管不同，殊途依然同归。李素伯这种对鲁迅精神以已度人的透骨分析，是很恰切而又警辟的。

对周作人的评价，也是恰如其分的。在对周作人、鲁迅做比较研究时，李素伯写到：“谁都知道鲁迅先生（即周树人）是现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有力的前驱，思想革命的领导者，而且是最成功的小说作家；又谁都知道作人先生是精深诚恳的文学研究者，同时也是唯一的最成功的小品散文作家。这真是‘难兄难弟’，是我们文坛的双星！不过以小品散文为叙述对象的本书，不得不推作人先生坐第一把交椅，放到前面来说；虽然鲁迅先生的描写深刻，具有讽刺情趣的杂感文，和神秘的象征的诗的散文（指《野草》），也还没有第二个人能及，似乎有点委屈了老哥。可是，除此没有道儿了。”在二十世纪20年代能有如此敏锐独到的公允评价，实属不易。

李素伯能从作品中揣摩出作家的人品，常常使对作品力透纸背的评述，转化为对作家人品气质的绝妙写照。如他认为朱自清的创作“具有幽娟高秀的风韵”，这就不仅体现了朱自清作品诗画交融、文质并美的特点，又把作家纯洁高尚的精神气质勾画了出来。

李素伯认为冰心的作品“真如镶嵌在夜空里的一颗颗晶莹的星珠。又如一池春水，风过处，漾起锦似的涟漪”。因冰心“凡写到海的地方也多成为好文字”，而称冰心为“海化的诗人”。文如其人，因文识人，他因此认为冰心是个“冰雪聪明的女子”。如此等等，其剖析都有独到之处。

在评述朱自清和俞平伯的作品时，李素伯运用了对比的方法。他以朱自清的《温州的踪迹》和俞平伯的《湖楼小撷》为例，指出“同是细腻的描写，俞先生的是细腻而委婉，朱先生的是细腻而深秀；同是缠绵的情致，俞先生的是缠绵里满蕴着温熙浓郁的份围，朱先生的是缠绵里多含有眷恋悱恻的气息”（这段话已被引入江苏省职业中学语文教材）。这种细微透辟而简洁明了的比较，文中还有多处。他往往把两个作家（如徐志摩、落花生），甚至三个作家（如冰心、绿漪、陈学昭）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同中求异，异中求同，这确是简捷而有效的好方法。

李素伯对作家的评论是多角度多层次的，有时纵向有时横向地进行观察。如介绍朱自清，注意到他的创作是由“过分繁缛的修辞和板滞的描写”，转向自然纯朴方向的过程。相反，冰心文字和技巧的优点，即使在作品内容变更时仍“始终保持着不变”。论及绿漪，说她作品文字里有着很浓厚的旧文学的气息。（以上是纵向的）分析鲁迅，就先谈他小说创业上的历史功绩、中国新文化运动有力的前驱及思想革命、现代文坛领袖的地位。丰子恺是漫画家，所以艺术造诣很深。郭沫若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成功的一个诗人，所以他的小品文学“也多表现牧歌生活情趣的描写” 。郑振铎于西洋文学极有研究，是一个极好的编辑家。（以上是横向的）

文学批评应该是优者说优，劣者劣说，明白如以镜鉴人。李素伯以他鞭劈入里的分析和真知灼见的发现，给现代小品文创作的竞技者以赞扬和鼓励，从而推动现代小品文创作的发荣滋长。但他并不因此而回避问题，故意护短，一味地唱着赞美的颂歌。相反，对某些作家艰巨创作劳动中的缺点，也予以直率的批评。他指出：徐志摩好堆砌，华而不实，文胜于质，笔头上扭了好半天，结果还是没有结果。落花生因离远了“大众”，与“时代”起了分介，便易被世人忘却了。钟敬文有时过于使文字平淡酣畅，往往多不必要的废话，减少了文字的紧凑与力量，等。无论是文坛名人，还是新进的青年作家，是以写散文小品为主的作家，还是把小品文作为副产品的作家，李素伯都一视同仁地做着客观冷静的分析。联想到当前的文艺评论，多的是“公文体、总结腔、表态式”以及倒人胃口的“吹喇叭”、“抬轿子”的庸俗捧场式的评论，不免又要叫人感叹一番了。

《小品文研究》以其开创性奠定了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使其作者蜚声文坛。因该书受到读者广泛欢迎，于1934年再版。时隔60多年后，江苏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又重排发行。

李素伯在发表他的传世之作《小品文研究》的前前后后，身体力行地写出了一定数量具有较高水平的小品文作品。李素伯的小品散文，面对人生，注重写实，不做无病呻吟。文字隽永清丽，抒情诚挚真切，意蕴深切悠远，富有动人的魅力。

作为小品文理论研究的专家，李素伯在小品文创作上也自有其精湛的技艺和深厚的功底。可以说，他的小品文作品，篇篇都是上乘之作，读之如饮甘醇，如品佳馔，只虑其速尽。

李素伯读书勤奋，且酷爱文学，10多岁就开始写诗作文。但真正开始诗词创作，当在1924年他17岁时。正如他自己在《伤春三叠序》中所写：“诗成甲子当编集（予学作诗自甲子始），生后庚寅合有辞。”甲子，即1924年。他最初写诗，“学的是清代陈三立一班人的同光体一派，有一些食古不化，喜用奇字奥句”。有一种“扎死寨打硬仗那种古怪精神”。以后学了南通名士范公肯堂及其弟子顾怡生、曹勋阁等人的诗后，才有了那种渊穆冲淡之趣与闲旷超逸之度而日臻完善。

这时期他的作品，主要有《塞下曲四首拟唐人》、《月夜独立三元桥有感》、《触目》、《自题画东坡像》、《秋夜独坐达旦》、《言怀》等，多为旧体诗作。其中五言诗《月夜独立三元桥有感》表达了一介书生矜持自重，不愿随俗浮沉的心志。诗云：“宁与自然游，不为命理诱。君子立其身，自守岂能苟。不耻与时违，但羞随俗垢。君看古君子，身殁名不朽。”七律《触目》则是一篇伤时感世、忧国忧民之作。诗云：“他乡羁旅悲摇落，故国苍茫半夕阳。落尽书生忧国泪，中原大事费商量。”

1925年10月，李素伯从所读的古今诗词中“择其有新意者而合于诗之旨者四千余首”，编订成册“为卷十六，为册八”，取名为《独赏集》，并作了序。其中，“吟风弄月之篇，讽时怀古之章，美人香草之思，雄浑苍凉之气，无美不臻，无奇不有”。由此可以见出李素伯对古诗词研究之深。

另外，李素伯还凭借其坚实的古文底子，写了不少文言体散文。又曾为发扬海门人民“淳直不阿，志习朴实，劳而好义”的民风，“旁罗载籍，荟萃旧闻”，作《海门耆旧》（李素伯的老家中和镇原属海门县）三卷。后为《江苏艺文志·南通卷》“李绚”条目所记载。

李素伯的小品文，首先在文字语言的驾驭功夫上，真可谓到了炉火纯青、运斤成风的境界。他的小品文语言，以北京话为基础，再加上古语、方言、民谚、俗语、欧化语，以至外语，杂糅调和，巧妙安排，显得既细腻委婉，精练圆熟，又幽娟高深，明净飘逸。

其次，如文章的结构上，修辞的手法上，意境的设置上，以及叙事、抒情、描写、议论诸方面，都具有大家风范。

博大处，古今中外，旁征博引，信手拈来，波澜层出；

细微处，娓娓道来，舒徐自在，如数衷肠，感人肺腑；

精美处，诗文相间，串合无痕，笔墨传神，玲珑剔透；

动人处，情景交融，情文并茂，信笔所至，无不尽意。

那清新的笔调脱凡的意境，处处弥漫着涓涓细流似的感情。

请看，他作品中的美妙之处：

“时时有阵阵丝竹和着的歌声透过帘幕骑在夜风的背上渡水而来”。（《观万流亭之夜》）

“一株高杨树披着绿发伸长颈项在半空里喘气，在它因受不住蒸郁的氛围的紧压约束而想挣扎摇摆起来时，便散出丝丝的凉意”。（《夏之乐曲三章》）

“我们的诗人总不离伤春悲秋的老调，春既可伤，秋更可悲。‘悲哉秋之为气也’一句随便的话，遂开千古怨端。于是，一花一叶，尽化作恨蘖愁苒”。（《秋树》）

这种随处可见的笔墨美吗？美！寻常人恐怕很难做就的。

茅盾先生说过，看一个作家的思想发展，最可靠的是研究他的作品。我们从李素伯的小品文作品，无论是叙事的、记人的，抑或是抒情的议论的，都可以窥见其思想发展的鲜明轨迹。李素伯整个创作里程不长，从初登文坛到逝世，总共约十年时间。大约早期的作品多清新浪漫之作，字里行间透露着活泼乐观的情趣；中期作品往往“直抒性灵”，着重于挖掘内心世界，感伤、烦闷、孤寂、颓丧的成分居多，不管多么精致的艺术装饰也难以掩盖；而后期，随着民族救亡运动的高涨，作家逐渐接触社会，面向现实，悲苦消极情绪便见减少，文风也趋向质朴，思想面貌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李素伯早期的小品文创作，是在他发表《小品文研究》一书之前的理论准备时期，可以说是他小品文理论研究的副产品。

这个时期，他刚从学校毕业，便走上了“粉条黑板作讲师”的工作岗位。虽身为一介穷书生，却有建功立业的宏愿，而无怀才不遇的牢骚。于是乎，拿起那支不在案头、即在手头的温热的笔，喜洋洋、乐融融地写起了桃花、流水，远山、塔影，微雨、朝暾，坠露、落英，晚蝉、市虎，淡云、暖日，以及与友人的离情别绪，与孩童的赏心乐事，等等。笔调轻松，情趣盎然。然而，这种带有“超脱”、“闲适”意味的小品文，在他的整个创作中只是短暂的美妙前缀。即使在这种好心情中写出来的作品，也还是透露着某种伤感的信息——他愿终老于有着可餐秀色的“温柔乡”，而“不愿再返那急攘攘乱茫茫的尘世了”。身处良辰美景，仍不免有前度刘郎，他日再来，“其能免春风人面之悲欤？其能免春风人面之悲欤”的慨叹。

李素伯中期的小品文创作趋向成熟，笔触由表象向内心的深层开掘，其思想内容也产生了显著的质的变化——由“活泼乐观”而转向“苦闷孤寂”。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内心中普遍充满着“苦闷感”和“孤寂感”。这是时代的先觉者在几千年封建历史的重压下必然产生的一种心态。他们似乎陷在无物之阵里，在无形的封建罗网中象幽灵般转圈、冲撞。直到25年至27年的大革命运动，才找到了一个喷火口。一时如熔岩奔突，不可掩遏。而到了30年代，似乎又进入了一次新的轮回，又进入了一个“苦闷”、“孤寂”的生发期。个人“苦闷感”与对这种苦闷氛围的冲决，个人“孤寂感”与摆脱这种寂寞的努力，展示了30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里程。李素伯生逢其时，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这种混沌之中。

李素伯家境贫苦，父母早亡，一生孤苦飘泊，依靠其姨母的扶持，得以完成学业。走上社会，“饥来驱我”，于是做了教师。他怀抱利器，书画诗文俱工，加之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孤傲与敏感的习性，凄凉身世与寄人篱下的伤感不能有一刻稍灭。他时时在探寻“自我”，探寻“自我”与时代的联系，探寻“自我”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位置，探寻“自我”在历史生活中的价值。这种探寻的无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迷惘，在他作品中的体现就是强烈的“自我表现欲”——对“苦闷感”的宣泄。

作者那觉醒的灵魂在“苦闷”中挣扎，请看：“谁又想得到呢？生命的创痕与隐痛，是如泥里的草根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梦影迷离，幽思无穷，勾起了灵魂深处的创伤，掀起了已逝的血泪之幕，自然是一番悲凉的意绪，引起丝丝的热泪”。

“我的盈眶热泪，又待洒向何处？孤独、飘零、痛苦的生活将终我一生，弱小的我，何能避免命运的鞭策”。“这悲哀不知来自何方，只潜伏在我的心头不死”。（《燃起了守岁烛》）

李素伯中期的小品文作品中，也时时展现着自己处境及心境的孤寂。“自古圣贤皆寂寞，何况我辈孤且直”。（鲍照）知识者的“孤寂感”，几乎是古往今来世界性的文学主题。“孤寂感”成了不分地域、不分时期的知识者共同的“家族纹章”。李素伯认为，这种“孤寂感”，实有它的“艺术之美”，应用“欣赏的态度”来消受这种美感。作者写道：

“死的沉默笼罩着我，和我的影子。潸然的清泪，扑簌簌的流落，是辛酸的，同时也是痛快的。呵！凄清的寂寞之感与孤独的悲哀呵”！（《燃起了守岁烛》）

“我真寂寞地过了这青青的一段，没有花，没有光，也没有爱” 。（《念五自序》）

李素伯孜孜于内向，但并不浸润在“苦闷感” 、“孤寂感”里不能自拔。他挖掘着自己心灵深处十倍的“苦闷感”与“孤寂感” ，实在是隐含着对现实社会百倍的不满。作者以呼天抢地的方式，无所忌惮的泻泄着这种“苦闷感”与“孤寂感”，令人感到一种无可逃避的沉重的压抑。而那种挣脱苦闷的锁链，冲破孤寂的牢笼的意向，也在潜移默化中导致了人们的革命要求。这正如作者在《小品文研究》一文中所说的，是小品文“因了作者的痛烈的苦闷的呻吟，象征化的表现出来，同时，也便深深的打动了读者的心”的缘故。

李素伯后期的小品文创作，正值“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外实行不抵抗主义，对内加紧镇压人民革命，国难当头，民生凋敝。时代在呼唤着知识者，知识者在呼唤着民众。此时，人们需要的不是低诉和微吟，而是匕首，是投枪，是“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鲁迅）李素伯的目光和笔触迅速的由“向个人”转为“向社会”，他要向人们指出向上一路，携人们一起前进。记录他思想大转折的《春的旅人》，今天重读，仍以一种理想主义的力量震撼着人心。

《春的旅人》刊载在1934年《中学生》杂志随笔栏内，在这期随笔栏内，还登有夏沔尊、徐懋庸、丰子恺三位先生的三篇文章。年青的李素伯向人民、尤其是向他的青年伙伴们喊出了发自肺腑的呼声：“流浪吧！如小燕子似的自由地流浪吧” ！

春之舞台尊贵的来宾——勇敢的旅人燕子，它们追求的是什么？是自由的流浪，流浪的自由，向着春天的去向。而这种自由的取得，决非轻而易举之事，要勇于摆脱安适平淡生活的诱惑，要敢于凌驾万里长风，超越千重山海，穿过浓雾氛围，掩蔽汹涌涛澜，“飞呵，飞呵，自由地飞呵” ！这种质朴得近于天真，坦白到过于单纯的呼喊鼓动，明智的读者，自会从中得到启示。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侵占东北；“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33年2月，日军侵占热河省。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介石的“不抵抗”的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1933年10月，蒋介石更逆天行事，推出其“攘外必先安内” 的反动政策，调集一百万兵力，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面是对入侵外敌的不抵抗，一面是对内的残酷镇压，政治反动，国将不国。革命者在黑暗中摸索，在反抗中流血。全国广大善良的老百姓则“在寂寞的重围里度着止水似的生活”。出路在哪里？人们在寻找着。坐等上帝的安排，安于眼前的小天地，算是只有做亡国奴一条路了。对此，李素伯感到无法忍受的痛苦，“你说这春光美么，为什么我只能闻到血腥”？他向他的读者朋友问道：“朋友，这还能耐么”？

他呼喊道：“摆脱这寂寞的气氛，逃出这止水似的生活”。

他鼓动着：“到远方去，如小燕子似的永远追求着春的去向而流浪吧” ！而作者自己也跃跃欲试，兴致勃勃地要“一箫一剑，游艺中原”去了。

作者胸中深邃的激情的海在涌动，作者笔下深邃的激情的海在流泻，其间所蕴含着的巨大能量，无疑会对近于麻木的人心产生撞击，对止水般的社会生活起推动作用。

李素伯的作品受日本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的象征主义影响较深，《春的旅人》显然也是采用了象征主义的写作手法。作者满腔热情地赞颂燕子，正反映了当时全国革命人民，特别是广大革命知识青年寻求出路的心态，也表达了当时作者的全部革命热情。历史告诉我们，作者正是以他的表现时代精神、歌颂革命理想、洋溢着革命激情的战斗诗篇《春的旅人》迎接了以“一二·九”运动爆发为起点的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李素伯的《春的旅人》发表在1934年第四期《中学生》杂志上。在不到一个月后出版的第五期《中学生》杂志上，作者又发表了新作《血写的历史》。这是一篇充满着火药味的战斗诗篇。作者在这里不再用曲笔，而是直面人生，“图穷匕见”了。请看：

“血的潮，血的海，造成了这惨淡悲凉的‘多难之月’，我们的民族，也就在血海的涛头中浮沉、挣扎”。“这三年来，始之以‘九一八’的东北失守，继之以‘一二八’的沪战构和，国难益深，覆亡堪虞”。

“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的重负，无疑的是担在现代的一班有着新生力量的年们的肩上”。

“血写成的历史的污迹仍得以血来洗涤，但是，青年们，我们的力量在哪里呢”？

一个大大的问号掷出，文章戛然而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惟有拿起武器，团结战斗。作者的凛然正气和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作为向恶势力进击的千军万马中一员，他目光如炬，高举着战斗的旗帜，操着匕首与投枪，不顾流汗流血，吼叫着咆哮着冲锋陷阵。一反过去那种病态的呻吟，无助的哀诉。他把随时可能招致的险恶现实的威胁和打击置之脑后，全然顾不上什么语言的含蓄和笔调的幽默，而是直面人生，直抒胸臆。在那国家兴亡的紧要关头，哪一位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读者不为之产生心灵的共鸣呢？

李素伯的小品文作品并不多，但他以他精心创作的小品文来实践着他的小品文理论。他的小品文，达到了他自己提出的要求，即：“一芥藏世界，花上凝人情”，“尺幅之中有千里之势”。

这些散文作品，大多与他所欣赏的知堂散文的风格多少相近，可见他在艺术上的某种追求。他在文中频繁引用古今诗文名句，平添了作品的文化内涵和书卷气，由于行文流畅自然，丝毫没有“掉书袋”之嫌，这成为他的散文的一大特色。

李素伯的小品文作品，多发表在《中学生》（夏沔尊、叶圣陶等编）、《艺风》（孙福熙编）、《文学》（王统照编）以及《学艺》、《人言周刊》等杂志上。这些当时在全国影响颇大的刊物周围聚集着一批为挽救民族危亡为追求个性而致力于启蒙运动的进步文人学者。李素伯作为“后起秀中之秀”，颇受夏沔尊、孙福熙、王统照等“大家”的赏识。

李素伯秉赋聪颖，多才多艺，除精于诗文创作外，还工书善画。他的毛笔字娟秀有力，诸体皆备。尤其是魏碑体毛笔字，写得格外秀丽洒脱。《艺风》上曾多次发表李素伯的书画作品。南通博物苑现藏有李素伯的多幅画作，其中一幅《拄杖看归鸟》图，是李素伯与尤无曲、丁守谦三人合作的国画，堪称精品。看过李素伯书画作品的人，都惊疑他竟是个才20出头的年轻教师。这就印证了顾怡生老先生《赠素伯》诗中“有书有画有文章，诗亦时抒新旧长”的赞誉并非虚夸。

李素伯还和几位朋友及一些学生组织“南通文学会”，出过几期纯文艺刊物《南通文学》。

30年代中期，李素伯还担任过《南通日报》副刊《新文艺》和《新语》的编辑，为培育文学新人、推进地方文化建设做了不少工作。

李素伯的创作生涯，从他离开学校，踏上社会就开始了，他的第一篇作品《曹君觉先生五十寿言》发表在1928年8月20日《南通报·文艺副刊》上，这是一篇古文体小品文，写得沉郁顿挫，荡气回肠。以后，他又在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近20篇语体文小品文。当然，这个“近20篇”，是经过几年的努力收集到后，汇编到《李素伯诗文选》这本小册子中的，实际上并不至这个数字。譬如，1936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后，应报社编辑之约，李素伯在病中介绍评论鲁迅先生的文章，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另外，李素伯的笔名很多，除我们比较熟悉的“所北”、“绚”外，还有一些他即兴使用的笔名，容易使人忽略，这就给收集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遗珠是在所难免的。除已经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的外，李素伯的一些创作手稿、教学笔记、日记等，直到他去世还躺在书篮、书橱里或写字台上，因为他自己决料不到自己会遽然早逝。当然，这发表遗作和结集出版的工作本来是有人做的（李素伯去世后，他的同事亦为极知己的朋友如俞谷澄、丁守谦等与当时办理丧事的李素伯的亲属商量，欲代为整理出版。李素伯的亲属同意了，把李素伯的遗物大多留在了南通师范）。谁料后来日寇侵华，把南通师范焚毁，李素伯的遗作以及遗物也就去向不明了。他的悠悠半世心血，大多付诸东流，实在是很可惜的。

李素伯以精湛技艺锤炼出来的小品文精品，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坛作出的另一份重要贡献。

从李素伯的散文创作中，我们看到了李素伯的真实形象——他不但是一个饱读诗书、才气过人的作家和学者，更是一个以国家和天下为己任、一身正气和豪气的热血志士。正如他在《旧调重弹》一文中所言：“人们但见陶公‘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态度闲适，而不知尚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别有怀抱”。他并不以陶渊明自况，但很赞赏陶渊明的处世态度。

他在《触目》一诗中写道：“他乡羁旅悲摇落，故国苍茫半夕阳。落尽书生忧国泪，中原大事费商量。”

他在《自己的话》一文中写道：“当这大动乱的时代，我们不仅是能愤激，而且要能抗争，不仅要有革命的热情，而且要有勇于临阵的战士。”

他在《感赋一章答谢谢勋阁师赠言即依原韵》一诗中写道：“俯仰空六合，下视帝庭卑。聊作蝇声细，怒吼待神狮。”

忧国忧民的李素伯，随时准备做临阵的战士，做怒吼的神狮。

1933年，李素伯重返母校执教。那年深秋的一天，通州师范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有3个学生和1位工友横遭反动派逮捕。反动军警还突然搜查了学校油印室，李素伯对此大为愤慨，直接语正辞严地向训育处提出了口头抗议。当时学校中一片白色恐怖，人心惶惶。面对白色恐怖，李素伯无所畏惧，毅然在自己的宿舍门上贴出了一首诗：“方丈前头挂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从来阔，未必骷髅就此埋。” 以示愤懑和抗争。

李素伯班上的林炜彤同学在《爝火》第六期野营生活专辑上刊登了《我们的童军教练》一文，开头有这么几句话：“长长的脸儿，中等的身材，穿一双破旧皮靴，走起路来略有些跳，两足像是有弹性的，一到冷天便穿上一件黑色的下边挂着几根纱线的外套，远看几乎疑他是一个工人。”刊出不久，林炜彤同学被学校训育主任叫到办公室，训斥之为侮辱老师。林炜彤同学不服气，辩驳了几句，引起主任大光其火，唠唠叨叨训了一堂课时间，才放林炜彤同学离开办公室。当天午饭时，只见李素伯红着脸，领口微敞着，一只手叉在腰间，一只手按在桌子上，气呼呼地像个斗士。训育主任则一声不吭，管自低头吃饭。原来，李素伯知道林炜彤同学被训之后，很气愤，中午只吃了半碗饭，便去责问训育主任：“文章错在哪里？是我改过的，不管学生的事。”训育主任说：“这对郭老师不尊敬。”于是，在“尊师还是不尊师”的问题上争吵起来。下午，全校师生议论纷纷，对训育主任颇有微词，说他：“不学无术”、“多管闲事”。此事既是为了维护学术的尊严，也是为了维护学生的权益，李素伯以一介书生的迂倔，自然要不畏权势，据理力争。

1935年冬天，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进步学生运动后，南通学生为声援北平学生的救亡行动，也纷纷上街游行，并向国民党政府递交了书面抗议书，提出了抗日要求。李素伯不但在口头上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而且不顾自己羸弱的病体毅然投身于游行的洪流，表现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刚正不阿的品格和拳拳爱国之心。

与此同时，李素伯在课堂上有针对性地讲授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怒斥反动派的凶残下劣。

李素伯十分敬重鲁迅，热爱鲁迅，称鲁迅是“中国的高尔基”。李素伯的诗作中有“生成傲骨难偕俗，枉道无心铁石坚”之句，还有“不以时易操，不随俗俯仰，贫贱能安，富贵能素”等，可见，李素伯与鲁迅是心意相通的。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逝世时，李素伯正沉疴复发，病重住院。他得知这一噩耗，躺在病床上泪流满面，在去探望他的学生面前也毫不掩饰悲痛的感情。他在病床上拟定了几副挽联，叫人送到上海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去。其中的三副挽联传颂至今：

其一、夕拾朝华应信灵魂长不死；南腔北调从今呐喊永传声。

其二、是艺术家亦是革命家奋斗近卅年自有精诚昭后世；为文坛惜更为国族惜萧条当九月竞挥热泪哭先生。

其三、是世界文学革命家嘱儿辈无为文学空头使我玩索不已；为文章劳动大众化得先生嗟为大众吐气何妨毁誉由人。

挽联文字精炼老到，内涵极为丰富，既准确地概括了鲁迅的伟大精神，又抒发了痛失导师的悲哀之忱。

这说明，现实生活中的李素伯并不总是以谦谦君子的形象示人，有时也展现其“怒目金刚”的一面。

李素伯自1928年从通师毕业后，一直担任教师工作。他短暂的一生最主要的精力是花在教育上的。他是一位辛勤的园丁，也是一位勇于改革的好老师。他热爱教育事业，把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

他在《燃起了守岁烛》一文中写道：“粉条黑板作教师，我从此得了新生”。他热爱学生竟然到了如此程度：“他们的影子占了我的心，无从抛却，也不能抛却”，只要几天不见学生，“我的心便悬着，起了轻微的焦躁，还蒙着一层淡淡的悲哀”，“终是盘踞了我的整个心田”。他备课、上课、处理学生的包括作文、日记、课堂扎记、阅读笔记、课外随笔甚至书法练习在内的许多作业，都是一丝不苟，绝不懈怠。

李素伯是语文教学改革的先驱。当时，学校教材使用的是全国统一的“部颁教材”，李素伯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果断摒弃了由周佛海题写书名的国家教科书，而是以他独到的眼光和深厚的学力，把开明书店、北新书局的活页文选作为基础，自己编撰了一套语文教材。这套教材编选原则极其严谨而富有创造性，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分成若干单元，每个单元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各有侧重，合起来每学期又自成体系。文章的体例非常全面，有政论、美学、哲学、文艺理论、小说、散文、戏剧、新旧体诗词、日记、书信、序跋等。文言文、语体文相间，而以语体文为主。每学期厚厚的一本，比部颁教材的容量要大几倍。这套教材真可谓古今中外，兼容并蓄，既有传诵千古的世界名著和我国历代名家名篇，也有当时胡适、陈独秀的文学评论，俞平伯、周作人、冰心、徐志摩诸家的散文诗歌，而把重点则放在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进步文人的战斗作品上，特别是鲁迅的作品份量颇重。有鲁迅的《故乡》、《社戏》、《一件小事》、《药》、《阿Q正传》、《为了忘却的记念》、《拿来主义》；有茅盾的《林家铺子》、《大泽乡》；有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外国的作家，诸如屠格涅夫、莫泊桑、契诃夫、高尔基、有岛武郎、厨川白村、夏目漱石、菊池宽等。每一学期，精读、略读以及浏览的作品，都在150篇以上。较之于近世中学生每学期只读30篇左右的作品，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种教材改革，引进了“五四”新文化的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文风，冲破了传统教学的固有模式和反动统治对青年学生的思想禁锢，对教育和引导莘莘学子与旧传统、旧思想、旧观念决裂，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求取真才实学，是大有裨益的。

不仅自编别开生面的教材，在教学方法上，李素伯也完全抛弃了味同嚼蜡的旧教法，创造出一台崭新的完整而又先进的符合青少年特点的国文教学法，如启发式、对照比较法、精讲精练、因材施教、精读与略读相结合、长文短教等，既灵活多变，又自成体系。

例如，他将颇难理解的鲁迅的《阿Q正传》全文，仅在短短的几节课里，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使十几岁的初中生基本掌握其精髓，以致终身难忘。例如。讲朱自清的《背影》，李素伯先把朱自清对父亲的深挚情感和朱父的爱子深情阐述得十分清晰深透，然后用一口标准而流利的普通话，以清晰的口齿，深情的语调，范读了课文中抒情较多的段落，感动得学生们立刻鼻酸眼涩，几乎落下泪来。一堂课下来，李素伯就征服了全班同学的心，博得了每个学生的钦佩与尊敬。因此，一些高年级的师范生，也常常三五成群地慕名前来，站在窗外听他讲课。

在讲课之余，李素伯还指导学生编辑出版文艺期刊《爝火》（刊名取自庄子的话：“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李素伯说：“这是黎明前的火把，祓除邪恶，星火燎原。”《爝火》专门刊登学生的优秀习作。该刊在编辑栏内列名的均是学生，主编李素伯并不具名。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把学生推到编辑、写作的第一线，让他们通过实践来提高语文水平。当时担任编辑的同学在征稿、审稿、编辑、送排、校对、发行等工作中，都是非常卖力的。但事事都经过李素伯先生的指导，实际上文章最后过目、定稿的，一直是李素伯先生。《爝火》约5个星期出一期，每期印一千份，销往南通市各大、中学校。在李素伯的指导下，《爝火》一共出了两卷9期（现收藏于南通市图书馆，并列入了张静庐编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

此外，李素伯还在他编辑的《南通报》副刊上编发过不少学生习作。在李素伯的悉心培养和引导下，许多学生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基础，其中不少学生后来成为优秀的作家、编辑、教育工作者。

“树人树木百年事，春雨春风千载心。”（李素伯《次韵谢怡师赠言》）

“病来还把嫁衣缝，度尽神针不计功。辛苦春风剪裁后，回黄转绿可能同。”（李素伯《偶成》）

李素伯作为一个教师，他无怨无悔地奉献了他毕生的精力和才华。在中国现代史上，既是教师，又是学者、作家的人，有朱自清、鲁迅、叶圣陶、夏丏尊、俞平伯等，李素伯凭借其实力自可侧身其列。“而今天的中学教师，能把这三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人，几乎没有。”而这“是一个几乎中断了的现代中学语文教师的传统。”（杨桂青《一位中学语文教师的文化追求——访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程翔》载2009年12月30日《中国教育报》）一般的语文教师只是别人作品的传声筒，学者、作家型的语文教师，才是真正的够格的语文教师。

1937年3月2日，李素伯因病情恶化，百医莫救，不幸与世长辞。他原先患痔疮，曾入南通基督医院割治，未能根治。后由友人介绍，去西亭一个专治痔病的郎中处求医。那个医生用挂线烂的法子医治，谁知烂破了血管，一直出血。而那个医生不懂扎血管的办法，任其放血。后来转院到南通，给他输血。谁知输入的血液中有毒素，他全身各处起了块粒，成了不治之症。一代英才李素伯年仅三十，微疾而殁，殊为可惜。

“方富贾傅之年，遽短颜回之命，是造物者之忌才，而有心人所共悼者也。”(李素伯《追悼王万陈三君子》) “至死犹有兰气息，他生应有玉精神”，（李素伯《挽庄弟》）这些对其同时代人的赞语，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写照呢。

在治丧过程中，他的学生都停了课，日夜在遗体旁守灵。李素伯的老师、银髯飘拂的通师老教导主任顾怡生先生（顾民元的父亲）在灵前几次号啕恸哭。他对守灵的学生们说：“素伯无后，你们就是他的儿子啊！”学生们都嚎啕大哭，一齐跪倒在老师的灵前。

当时，《南通报》登载了李素伯的老师曹勋阁先生挽李素伯联：

“征兆在平日孤怀，凉夜一棺陈，苦雨凄清吊荒塔；

期望犹十年旧说，来生诸福具，朝暾灿烂暖春潮。”

李素伯逝世后，他的学生以及家乡人民没有忘记他。他的棺木先是埋葬在启东海复镇附近。战时和动乱中，其墓曾多次遭到毁坏。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由启东市民政局出面，由他的学生集资，在海复镇公墓重修了坟墓。

李素伯在文学创作和研究方面的成就，一直受到文学理论界的重视。1936年袁涌进编的《现代中国作家笔名录》、1977年美国朱宝梁编的《二十世纪中国作家笔名录》、1988年钦鸿等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及《中国现代文学辞典》等均录入了李素伯的资料。《人民日报海外版》、《解放日报》、《福建师大学报》、《教学与研究》、《新文学史料》、《文海星光》等刊物陆续刊登了纪念和研究他的文章。他的传记先后被收入《海复乡志》、《启东县志》、《启东县教育志》、《南通市教育志》、《江苏艺文志》。一些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教材以及部分中学的语文教参中，也充实了李素伯的有关资料。

1985年2月，李素伯的学生陈象新（原江苏省海门中学校长）等人编成《李素伯诗文选》在海门油印出版。

1988年9月，启东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了《启东文史》第九辑——《李素伯专辑》。

1990年1月，李素伯的学生王建白（曾任扬州市教育局长）在扬州由江苏广陵古籍刻影社出版了《李素伯诗词集》。此集由李素伯的生前好友郑彤（康伯）为之作序，序曰：“素伯先生对新旧诗词，均所擅长，每以言志抒情，殇咏为乐，颇多劲句。其诗高风逸调，潇洒清丽，摇曳生姿，蕴藉有致。盖先生饱尝世味，故其诗作皆词短韵长，声发于心，情溢于怀，令读者倍感亲切。”

1996年3月，经李素伯的学生陈象新、张俊成（曾任上海工读学校校长）、葛德生（曾任《江苏教育》杂志编审、《小学生数学报》主编）等人的不懈努力，李素伯的《小品文研究》由江苏教育出版社重新出版。

1999年12月，李素伯的较为详尽的资料（包括《李素伯年表》）被编入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南通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的《文海星光——南通文化名人（一）》中。

2006年11月，“李素伯诗词散文文论选”《春的旅人》（相当于李素伯全集）收入南通市文联《江海文库》第三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