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的门》、
《城的灯》、《李氏家族》、
《城市白皮书》、《金屋》、
《李佩甫文集》四卷等，曾先后获全国“庄重文文学奖”、“飞天奖”、“华表奖”、“
五个一工程奖”、“人民文学优秀长篇奖”、《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小说月报》优秀小说奖、《
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奖、《中华文学选刊》“首届文学奖”等，部分作品被翻译到美国、日本、韩国等。
从来，家族情结都是作为一种文化复合体，补偿或平衡着文明象征同时也是文明遗失物的文学，随着工业社会的加速度推进，这种状况，在二十世纪更加凸显。正仿佛是我们在前行同时不得不弃掉包袱而在弃掉时又不能不为这历史要我们付出而非我们自愿付出的代价叹惋一样。应运而生的家族回顾，从十九世纪末那部《红楼梦》埋下的伏笔，到二十世纪末的新历史小说、
新感觉派，寻根文学、
后现代主义先锋小说，几乎囊括了二十世纪尤其后期中国所有文学运动和文化思潮，家族主题，不仅跨越了历史的迷障，而且超出了技巧、形式、方法与叙事。可以说，没有一个历史时期或阶段，象今天，对人命运的关注和在这关注中所注入的历史感，能达到当前所具有的这个深度。
为叙述方便，我们将“家族—乡土”母题归类为一种亚文学思潮，它的潜流性质，相对于那些经由理论家提供(如改革文学)或外国文艺思潮引进(如“后现代”)而产生的文学思潮不同，它带有更浓的文化意味，更悠远绵长，纤细柔韧而不具轰动性，也更符合“思潮’内涵，而不似于其他外力下弓I发的自觉，人为的“一窝蜂”运动。其冥思性，自发性无疑也更透视出一个民族未经修饰的文化传统，并更本真反映出作家的人格心理和附丽于这心理背后的国民性。
所以，看当代文学的家族情结，我们的目光似乎应该放在比
《红楼梦》更远的位置。以这一目光。再来看《根》及《百年孤独》甚至《王朝》的影响，就不会偏颇到认为“家族文学现象”是一种无根无土的移植；它自身的文化渊源与心理基因，甚至于物质世界无动于衷的血缘力量，支持着它由《红楼梦》到《白鹿原》，越过了一个世纪的沧桑。尽管百年时间政治风云变幻，经济起伏跌宕、文艺流派纷呈，各思潮亦可谓乱花迷眼，而“家族母题”却能沉潜其间，始终未有断裂，这种渗透到民众意识、潜意识内部的文化品格，已成为文学研究必不容忽视的—个方面，也是本文讨论的基点。
半个多世纪前，王礼锡在伦敦完成德国学者F·缪勒利尔《家族论》翻译后，曾感慨：“世间一切事象与学问，只是一部历史，”接着他又说，“对历史的研究通常有两种障；第一是时障，第二是地障。’(1)对于家族母题同样如此，方法论上，我们今天无法跨越时间隧道去考察当时的境况，我们也没有力量去一一考察所发生的一切，面对物理世界的纷繁、哲学的玄想与史实的榛莽，我们所能凭借的只有文字；而这个题目的太过沉重，不仅因为初期文明所留下的可考见的辙迹，已被文学的车轮辗得无从辨识，更在于中国作家几乎没有哪一个不触及过家族母题和带有家族情结的事实，在对史实典籍的回顾与对人类命运的隙望中，历史于是被换成了心象。从80年代最早—部以家族为主题的《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李佩甫》的神话覆灭的惶惑到《桑树坪纪实》(朱晓平)、《最后一个匈奴》(高建群)、《
我们家族的女人》(赵玫)、《米》(苏童)、《呼喊与细雨》(余华)、《
祖父在父亲心中》(方方)，《六十年旷野》(张廷竹)、《
故乡天下黄花》，《
故乡相处流传》(刘震云)，《蓝脉》(关仁山)、《金龟》(尤风伟)等文化倒错的掂量，家族母题由乡土小说向城镇、都市，个人体验各层面的扩展趋势，反证出中华民族两千年家族土壤的深厚与乡土文化的普遍性。
人类寻求一种更大力量的渴望和与这强大力量永远结盟在一起的理想，以乡土文化为基石，以家庭文化为轴心，已一无遗漏地表露于文字。事实证明，家族作为仅高于家庭的二次人类集团，作为以情境中心的处世态度、相互依赖的处世方式为特征向心性世界观的集中体现形式(2)，作为进一步显现宗法的、礼俗的，血缘关系共同体的组织结构与观念集团，早已不再只是文化的一面镜子，而是固结文化的一根缆绳或锁链，可以说，构筑了中国文化大厦的“家族一乡土”母题，也构筑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不可忽视的景观。不仅如此，浮出海面的“家族—乡土”母题，今天所形成的以不容忽视的姿态高耸于人们面前的这座冰山，还以更为丰富的内涵表露出它对一个民族过去历史与未来建设的参与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