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旦，江苏江阴人。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理系。1939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理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央大学教授、地理系主任。建国后，历任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地理系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第四届常务理事、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专于人文地理学，提出用综合方法划分地理区域的观点，晚年大力提倡复兴区域地理和人文地理研究。撰有论文《中国地理区域的划分》。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前身地理知识首任主编。

1911年9月8日，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 1924—1930年，就读江阴南菁中学，毕业时总分第一，被保送到南京中央大学。

1930年—1934年，中央大学地理系学习，其间与任美锷合译《人地学原理》，由钟山书店出版。

1934年—1939年，在中央大学任地理系助教，后考取中英庚款留英，就读剑桥大学地理系研究生，毕业论文“江苏省北部区划地理”，获理学硕士学位。

1939年—1941年，经美返国，在重庆沙坪坝任中央大学地理系教授，开始担任地理学报总干事及总编辑。

1942年—1947年，兼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1946—1947年，并任美国Maryland University访问教授。

1948年—1950年，继任抗战后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

1950年—1956年，科学院地理专业筹委会委员；译《苏联地理》；担任《地理知识》主编（今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创刊人之一，1952年8月，院系调整，任南京师范学院地理系主任。

1957年—1979年，被错划成右派，还以坚强的意志著述，1963年写作“分式号码法的应用与评价，以苏州东山镇为例”，刊登在江苏地理学会论文集；1964年，译Wagner《海陆的起源》商务印书馆；着“现代地理学的几个问题”《地理知识》，1979年3期。到1979年右派错案才得以纠正。

1979年6月—1985年7月8日，当选为江苏省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这期间著述颇丰，积极呼吁“人文地理学的复兴”、“大力开展人地关系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人文地理学的新生”，许多媒体都进行了采访和报导，为复兴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从“时间”到“空间”

1911年，李先生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年稍长，就读于苏南有名的“南菁中学”。清贫之家，供一个孩子上名牌中学，包含着父母的多少心血。这使他从小就养成了惜时如金，发奋学习的秉性。辛勤耕耘的汗水，使他在中学时代就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其中他最有兴趣的课目是历史和地理。那时，他确实深深陶醉于中华民族辉煌悠久的文化历史之中。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对历史的爱好，使他涉猎了各名家之思想。在他熟读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后，认为读书不能忘救国。当时，十几岁的他，年少志高，时常考虑自己所学的知识怎样才能服务于民族与大众！随着对国事的日益了解，他逐渐看到了：这片有着灿烂历史的河山，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制下，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他深深感受到：作为炎黄子孙，固然有着引以自豪的历史，但更重要的是要深知祖国之大地，才能为国出力。于是，当他于1930年以全校高考总分第一名被保送入南京中央大学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地理系，作为他为之攀登终生的高山。

愿为一颗铺路石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科学文化伴随着他们的炮舰一起进入中国。从那以后，系统的人文地理学才开始传播进来。至20世纪初，许多先辈学者，实际上已在人文地理学各分支上做了许多宝贵的开创性工作。但是，对于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即“人地关系”问题，还没有得到共同的意见。正是由于理论基础的薄弱，中国的人文地理学那时还较少地作为一个紧密的整体而存在。有鉴于此，当时还是中央大学地理系学生的李旭旦深深地感到：只有大力推动“人地关系”的研究，才能使人文地理学迅速地向前发展。于是他和当时的同学任美锷在胡焕庸、张其昀老师的大力支持下，翻译了法国人文地理学一代宗师白吕钠的《人地学原理》。这是一部人文地理学的经典巨著，内容渊博，夹叙夹议，翻译的艰辛可想而知。但是，一种执着的追求，终于使他们获得了成功。在西方，自人文地理学诞生以后，围绕其理论基础，形成了两大流派。以德人拉采尔为首的“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社会的生存发展主要是由自然环境决定的。法国白兰士及其高徒白吕纳的“人地相关论”则认为：人类与自然之间是互相影响的，自然固然能影响人，人类亦能适应和改造自然。与“环境决定论”相比，“人地相关论”在当时显然是较为积极的一种理论。然而，中国当时的人文地理学者，在“人地关系”研究中，“环境决定论”却颇具有市场。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翻译出版后，“人地相关论”的观点越来越被中国地理工作者所接受。可以说《人地学原理》的引进，对中国当时地理学界具有重要的意义，对后来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936年，李先生考取了公费留学生，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地理系作研究生，并于1939年以优异的成绩学成回国。这时抗战已爆发，中央大学迁至重庆沙坪坝。李先生回到母校担任地理系教授，讲授“英国地理”、“地理学思想史”、“人生地理学”等课程。国难当头，教学条件及生活都异常艰苦，但当时学术气氛却非常浓厚，他十分高兴地说：“我当时的学生现在有许多已青出于蓝胜于蓝了。”

李先生在那时的教学中，就非常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每年暑期，他都带领学生进行野外实习，四川省内许多地方都留下过他们的足迹。1941年，李老参加了中华自然科学社的西北考察，并担任了团长。他们艰辛跋涉，考察了白龙江中游地区。在此基础上，李先生写成了“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观察”一文。文中指出，这个地区的农民，“但知辟地为田，不知植林牧草，以养其田。故以言白龙江流域之土地利用，过重农业，忽视林牧，实为一不平衡之发展……”，“植树保土当为本区今后急需的农村建设工作”。可见，40多年以前，李先生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协调人地关系的宝贵意见。而且，在这篇文章中，还明确地提出：白龙江是我南北重要分界线——秦岭淮河线的向西延伸，又是中国东部农业区与西部牧业区的分界。这一见解成为解放后制订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和划分地理界线的依据。

1946—1947年，李先生应聘到美国马里兰大学作访问教授。在此期间，他认真研究了中国的地理区划问题。在谈到区划问题时，李先生激动地说：“当时地理区划已成为各国地理学者的重要课题。尤其是中国，由于国土辽阔，地理状况复杂多样，要进行科学的地理分区殊为不易，不少中外学者都争相涉足于这个问题。我吸取了当时国外地理学中的先进方法，进行了独立的、综合的地理分区，把整个国土作为一个巨大的人地单元，既考虑诸如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各种自然要素，又考虑人口、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人文要素，在深入研究中国人地关系地域分异的基础上，写成了‘中国地理区之划分’一文，发表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汇刊》上。”认为，李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所提出的具体区划界线，至今仍不失它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将自然与人文综合起来划分地理区这一思想，当时在中国实属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李旭旦先生于1947年底从美国回国后，仍在中央大学地理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当时正值全国解放前夕，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李先生旗帜鲜明地支持进步学生的正义斗争。1949年初，国民党曾打算把中央大学迁去台湾。在全校师生员工积极的支持下，他反对迁校，担任了“应变委员会”工作，保护学校免遭损失。他奔波劳碌，为中大平安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

阳光终于驱散了乌云，给祖国人民带来了新生。李先生趁这大好时光争分夺秒地工作，他编著了《苏联经济地理》，翻译了《苏联地理》等书。并同施雅风、吴传钧等先生一道，在1950年创办了《地理知识》，并亲任主编达7年之久。为了更好地培养新一代地理教育工作者，在院系调整中，他毅然辞去原任职务，主动要求由南京大学转到南京师范学院创办地理系，开辟新的育人园地。缅怀往事，李老谦逊地说：“我当时只是摸索着做了一些工作，不过是在为后人开辟的道路上铺了一颗石子而已”。

在李旭旦教授的履历表上，最简单的时期是从1958年到1979年，20多年的时光，只要用两个字即可概括“右派”。 正直的学者，坦白的襟怀，出于对党对人民深诚的爱，他的心上是容不下半粒沙子的。李先生和那一年代许多人一样，在政治上遭到了不幸。他困惑，他委屈，但很快他就感到心地坦然了。天地之广阔，历史之久远，个人的一切荣辱得失何足道哉！重要的是应为祖国，为人民多做工作。于是，他把个人的不幸放在一边，陶醉于地理教学和科研的王国，始终关注着国内外科学的新动向。60年代初，外国提出了新的大地构造学说——新的大陆漂移理论。他敏锐地意识到：这一学说必将会给地理学带来巨大的推动力。因此他立即翻译了这一学说的主要代表作，魏格纳的《海陆的起源》，将这一新兴理论及时引进国内。令人遗憾的是：在当时极左思潮之下，这一新学说并未受到重视，直到10多年以后，人们才真正认识到了它对于地理学的科学价值。

李旭旦教授说：“自1979年底我卸下背负了20年之久的沉重包袱之后，心情异常舒畅。在1980年初广州召开的第四届中国地理学会代表大会上，我提出了必须复兴人文地理学。这一呼吁，犹如投石击水，有人担心，有人茫然，有人反对，然而更多的是赞同。因为在建国初期，在学习苏联地理学的过程中，对人文地理学就产生了偏见，认为它是‘反动的学说’，是‘伪科学’，因此以经济地理学取代了人文地理学。从那以后，‘人文地理’这一名词竟成了地理科学中的禁区。现在要复兴人文地理还得经过一番努力。”

一位年逾古稀的学者，为了人文地理学的复兴，不顾多病的身体，多次应邀在国内外讲学，出席各种会议。他奋笔疾书，在报刊上为人文地理学撰文呼吁。他翻译了近100万字的外文书刊，介绍国外地理学，尤其是人文地理学的新理论、新动向。为了培养人文地理学的新生力量，他更是呕心沥血。每当他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后，在志于人文地理学的青年们的求教信像雪片般飞来，只要身体许可，他大多要亲自答复，为了满足高年级学生对人文地理学的求知欲，他拖着病体先后为他们作了10多次讲座。1982年，他还亲自招收了两名研究生。为了适应广大青年学习钻研人文地理学的需要，他不辞辛劳，为大百科全书主编了《人文地理学》分册，并翻译了詹姆斯的《地理学思想史》。

经过广大地理工作者的数年艰苦努力，人文地理学终于迎来了它的新生。党和政府充分肯定了人文地理在四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决定在全国高校开设人文地理课程。并在六五计划中把人文地理学列为加强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几年来， 许多有志于人文地理学的青年们纷纷向李先生写信求教治学方法，李老常因身体不佳不能一一作答而深感遗憾。为了促进人文地理学的迅速发展，李老坦率地对说，他想借此采访机会，谈谈自己的治学体会。他说：“我是一个书呆子。我认为，书是人类精神财富的宝库。许多书是其作者几十年探索自然、博览群书、毕生心血凝结而成的。有的书甚至是人类社会几百年知识的结晶，而通过阅读，花几天或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大致掌握它。地理学具有广博性、综合性的特点，它极端需要经常补充大量的信息。信息越多，新观念、新思想的形成越有可能。纵观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位学者能避开勤奋读书这条道路登上科学之巅的。但是，仅仅在书桌上还出不了地理学家。 地理科学是以地理环境为研究对象的，它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对地理环境的探索。”说到这里，李老深有感触地回忆起一件往事。那是1936年，当他进入英国剑桥大学地理系攻读研究生时，导师问他是攻读三年制的博士还是两年制的硕士。经过严肃考虑，他选择了后者。这样，他利用省下的一年时间和三分之一的留学经费，孤单一人横渡英吉利海峡，周游德、法、瑞士、荷兰等国，登上阿尔卑斯山之巅，后又横渡大西洋，踏上美国国土，从东向西横穿美国，最后横渡太平洋回到祖国。这一环球旅行，使他观察、了解了许多国家的自然环境、社会状况、观察到了沿途人地关系的地域分界，大大增加了世界地理的感性认识。现在，许多青年，虽然能勤奋读书，但不愿走向野外去观察、去实践，实在是一种缺欠。因为地理学永远是一门与生产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科学。

最后，李老谦逊地说：“治学之道，人各有异。我只想强调一下前人已讲过的八个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及其近今趋向”，《南京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82年，第2期。

“什么要学习地理和怎样自学地理”《地理知识》，1982年，第3期。

“美区域地理学的新动向”(附作者给日本广岛大学石田宽教授的信件译文)，《中国地方史志》，1982年，第1期。

“大力开展人地关系与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地理学报》，1982年，37卷4期。

《地理学思想史》，(美)普雷斯顿·詹姆斯着.李旭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7月第1版。

“江苏省农村聚落的整治问题”，李旭旦、金其铭，《经济地理》，1983年第2期。

“如何进一步开展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南京师大学报》(人文地理文集)，1984年。

“世界各国人文地理学流派”，《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地理专辑)，1985年第1期。

《人文地理学概说》，李旭旦主编，科学出版社，1985年。

《人文地理学论丛》，李旭旦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