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家驹（1871-1938），男，广州汉军正黄旗人，光绪甲午进士。1906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大力推行教育改革，组织大规模的运动会并亲自参赛获得第三名，轰动一时。1909年任驻日公使，深入研究日本政治、法律、财政制度，回国后成为新政、立宪运动的领袖，1911年秋临危受命，出任资政院总裁，推出《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入民国后隐居青岛。

李家驹（1871-1938），字柳溪，号昂若、榖人，广州驻防汉军正黄旗人，光绪二十年（1894）与三水梁士诒、新会陈昭常同榜进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任新开办的京师大学堂提调，与李盛铎等一起赴日本考察学务。二十九年年任湖北学政，三十年调东三省学政，三十二年（1906）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

1907年曾任出使大臣赴日本，此年该派为考察日本宪政大臣，授内阁学士。1909年署理学部左侍郎。1911年兼任协同纂拟宪法大臣，资政院总裁等职。1914年任参政院参政。曾接受袁世凯称帝时授予的封衔。

清朝灭亡前夕的资政院总裁李家驹，本是立宪运动的风云人物，

如今不仅被人遗忘，还“丢失”了故乡，成为异乡孤魂。李家驹在清末趋新阵营中属于十分活跃的人物，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相当于北京大学校长）、考查宪政大臣，积极参与新政、立宪运动，无奈时势变幻，无力回天，鼎革之后，寓居青岛，今日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个地道的广州人。

有一本《东北人物大辞典》竟将李家驹收录进去，出错的原因，可能因为他是个旗人，而旗人祖先大多来自东北。按照清朝制度，“旗籍”和“民籍”分开管理。“民人”有籍贯，如番禺、南海；旗人一般自称属于某旗，如“正黄旗”“镶蓝旗”。汉军旗人的祖先，是早期投效满洲的汉人，老家不一定在东北。清朝灭亡之后，旗人逐渐转入民籍，大多会像汉人那样隶籍于某地，如著名的商衍鎏、商承祚家族，原来也属汉军旗，但现在都公认他们是广州人。

“老夫聊发少年狂”

李家驹（1871-1938），字柳溪，号昂若、榖人，广州驻防汉军正黄旗人，光绪二十年（1894）与三水梁士诒、新会陈昭常同榜进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任新开办的京师大学堂提调，与李盛铎等一起赴日本考察学务。二十九年年任湖北学政，三十年调东三省学政，三十二年（1906）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在京师大学堂任上，李家驹干了一件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的趣事，为北京大学校史添上光彩的一笔。

李家驹早在戊戌年就到日本考察教育，深知体育的重要性。在他上任以前，京师大学堂曾在外籍教师倡议下搞过第一届运动会，但无论参加人数、观众人数还是影响力都乏善可陈。李家驹上任，担任第二届运动会的“会长”，亲力亲为，让中国人担任裁判，首次组织女生参加比赛，轰动一时，观众人数超过万人。比赛的前两天，李校长穿戴官袍，招待来宾。到了最后一天教职员工比赛，只见他急急忙忙来到操场，脱下袍褂，穿着短衣短裤，站到300码起跑线上。发令枪响，李校长健步如飞，在全场一万多人的助威声中，第三个冲过终点。比赛结束，他得意地对旁边的人说：“老夫聊发少年狂吧！”李家驹这一“反传统”的举动，得到当时开明报章的大力揄扬，也带动了中国学校体育运动的发展。李家驹自称“老夫”，其实并不老，这一年只不过30多岁。

光绪三十三年（1907），李家驹出任清朝驻日公使，又一次来到日本，下一年又兼任考查宪政大臣，对日本各项制度作了深入研究，在宣统元年提交了几份重要报告，对清末立宪和官制、税制、司法改革影响深远。他专门编写了《日本司法制度考》，向皇室和官员大力宣扬“司法独立”理念，界定“司法权”与“司法行政权”两者的内涵及区别；当年八月，李家驹“协理资政院事务”。所谓资政院，是正式国会成立前的过渡机构，部分代替国会职能，有点像英国的“上议院”。宣统三年，出任协同纂拟宪法大臣、资政院副总裁。7月初，李家驹和好友汪荣宝躲到道观佛寺，最后又跑到泰山上面，关起门来拟订宪法草案，被称为“李汪宪草。”可惜清朝很快倒台，这份宪法草案终归未能发挥作用。

李家驹根据长期考察的成果，编成《日本租税制度考》10册、《日本会计制度考》4册进呈朝廷，提出整顿和改革财税制度的思路，颇有见地。清廷到了末年，财政困难达到极点，除《辛丑条约》赔款造成的沉重负担外，缺乏关税自主、税种不合理、税基过窄、税负不公也是财政收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再好的政策建议，也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加以实施。征税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牵涉到政权正当性、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问题，并非依靠个别强势高官的压力可以解决。表面上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在执行力递减律、离心力递增律面前，终难摆脱解体的命运；崇祯皇帝如此，摄政王载沣如此，蒋介石也如此。成功逃脱这个“宿命”的，到目前为止只有“西方”国家，以及一些曾被“西方”占领过的国家和地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1年10月30日，李家驹临危受命，出任资政院总裁。1911年11月9日，李家驹以资政院总裁身份上奏，请旨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1911年11月26日，受到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联名通电（“滦州十二条”）压力，资政院紧急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削弱君权、让权于民，希图以此逃过劫难。1912年1月26日，鉴于南北议和的局势，君主立宪无望，李家驹辞去资政院总裁职务，由许鼎霖接任，资政院很快就无疾而终。

清末立宪如今是史学界、政治学界、法学界乃至“时评界”共同的热门话题。从早年立宪派、革命党和国民政府到当今官方著作，指责清廷“假立宪”的骂声不绝于耳；近三十年我们又听到清廷立宪富有诚意的声浪。这对立的两种观点都免不了“主题先行”的弊端。清廷下决心立宪，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其出发点有二：一是“制度万能论”，二是用立宪抵制革命，保住大清江山。“制度万能论”由康梁发起其端，朝中趋新官员大张其军，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之后，这批趋新人士用以说服清廷改革的逻辑简单到了极点：日本立宪，所以战胜；俄国专制，所以战败。清廷在铺天盖地的言论大潮之下，无法抵挡。预备立宪的出发点，乃是企图用外来的制度来实现富国强兵，延续清朝统治寿命。趋新人士就这样给了清廷一个虚幻的希望。

清廷掌权者本身还是相对务实的，知道一项事关重大的制度引进，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做充分的准备，有大量的配套改革措施，观念的转变也需假以时日，定的调子是“预备立宪”。不务实的一方，反而是朝野那一批掌握舆论的趋新人士，其基本观念就是：越快越好，再迟就要亡国了。一个朝代过了两百多年，按中国历史上的周期律，倒台的几率趋于无穷大；引进一项可能“水土不服”的外来制度，就能打破周期律？趋新人士这种“死马当作活马医”的心态，说到底是不负责任。

今日我们获得了“历史的纵深”（黄仁宇常用语），回头看看清末民初的“宪政”，无法否认：这是一项失败的试验。北洋时期有宪法、有议员议会、又有“责任内阁”的那一套暂时行不通，何时能行得通，尚是未知之数。文化和制度，是社会的一体两面，难以截然分割。制度以文化为基础。不能揉合两种传统，对制度框架作适应性调整，没有观念、行为模式的转变，盲目照搬，引进的制度可能只是空洞的符号，如北洋时期那样，成了各派势力弄权谋私的工具。

革命党人刘成禺为人滑稽诙谐，曾假借著名文士于式枚之名，写成一阕《浣溪沙》嘲笑袁世凯的亲信，有两句是“包揽杀人洪述祖，闭门立宪李家驹”。把李家驹与暗杀宋教仁的凶手洪述祖骂在一起，有些过当，但嘲笑李家驹的“闭门立宪”，到今天仍有意义。欧美系国家，其立宪成功各有其条件，日本当时的立宪不能算是成功，否则也不会出现军国主义。李家驹只知道照抄日本现成的条文，不开眼看国内的现实，“闭门立宪”，出门撞板，也难辞其咎。

李家驹和袁世凯私交不错，但袁氏当上大总统，李家驹即离开北京，并非趋炎附势之徒。1914年，在徐世昌一再劝说下，李氏担任过短期的参政院参政，一旦识破袁世凯的真面目，也就辞职不干，悠游林下，终老青岛。不回原籍定居的原因，一是民国初年的广州对前清遗老并不友好，二是有一批趣味相投的遗老集中在青岛，所谓“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1933年，京师大学堂一南海籍学生，回忆当年李家驹当校长时一则趣事，令人绝倒。李氏生长在广州，酷嗜粤菜。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后勤部门管事的，竟把全校的厨师换成广东人；食堂饭菜，也“一律粤化”。一日，厨师精心炮制“咖喱鸡”名菜，本以为能博得全校师生满堂喝彩，谁知北方学生从未见过，由咖喱汁联想到大粪的颜色，大倒胃口，聚众大哗，纷纷端着菜盆找杂务质问，说：我们这最高学府，怎么能供应此等菜式？杂务请示庶务提调（后勤处长）金梁，金梁先是愕然，继而大笑，说：这是粤菜里面的名菜，从西洋仿制来的，诸君不要这么老土啦！（1933年《民族》杂志）

李家驹虽是旗人，但生于斯，长于斯，认广州为故乡。他在给很多书作序时，署名都写上“广州李家驹”。特别是1924年为廖凤舒《新粤讴解心》写序时，慨叹“乡音之感人”，回忆早年广州繁华盛景，写下一段真挚文字，思乡之情，溢于言表：“当夫夕阳欲下，华灯始张；茉莉香温，葡萄酿熟；珠娘妆竟，开玳瑁之筵；疍女船来，弄琵琶之奏。一声乍起，四座无言。……抑或酒阑人静，烛炧漏长，凉月堕于床前，曼声发于水上；扬之则孤雁嘹空，抑之则潜鱼出听，辄唤奈何。此又一境也。盖虽静噪不同，固亦顽艳均感者焉。阅世百年，沧桑屡变，莫闻嗣响，曷尽物情？”翰林才情，游子心曲，沧桑之感，读之酸鼻。在李家驹离世七十多年之后，我们对这个“失去故乡的人”，似应高歌一曲：“魂兮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