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耍蒙太奇的含义是选择具有强烈感染力的手段加以适当的组合，以影响观众的情绪，使观众接受作者的思想结论。20世纪20年代初，由前苏联蒙太奇学派代表人物谢尔盖·爱森斯坦在戏剧与电影创作实践中采用并在理论上提出的一种结构演出的方法。

杂耍，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其间一切元素都是为了促使把导演打算传达给观众的思想灌输到他们的意识中，使观众进入引起这一思想的精神状况或心理状态中， 以造成情感的冲击。

杂耍蒙太奇在内容上可以随意选择，不受原剧情约束，促使造成最终能说明主题的效果。

与表现蒙太奇相比，这是一种更注重理性、更抽象的蒙太奇形式。为了表达某种抽象的理性观念，往往硬摇进某些与剧情完全不相干的镜头。

譬如，影片《十月》中表现孟什维克代表居心叵测的发言时，插入了弹竖琴的手的镜头，以说明其“老调重弹，迷惑听众”。

再如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中著名的“敖德萨阶梯”一段，运用杂耍蒙太奇，既有画面的分解又有集中；既有全景又有特写。节奏快，有窒息感。突出表现了沙皇军警屠杀和平民众的血腥暴行。

对于爱森斯坦来说，蒙太奇的杂耍性无论如何不限于造成艺术效果的特殊方式，而是表达意图的风格，传输思想的方式:通过两个镜头的撞击确立一个思想，一系列思想造成一种情感状态，而后，借助这种被激发起来的情感，使观众对导演打算传输给他们的思想产生共鸣。这样，观众不由自主地卷入这个过程中，甘心情愿 地去附和这一过程的总的倾向、总的含义。这就是这位伟大导演的原则。

1928年以后，爱森斯坦进一步把杂耍蒙太奇推进为“电影辩证形式”，以视觉形象的象征性和内在含义的逻辑性为根本，而忽略了被表现的内容，以至陷入纯理论的迷津，同时也带来创作的失误。后人吸取了他的教训，现代电影中杂耍蒙太奇使用较为慎重。

60年代初，苏联电影导演罗姆著文为之申辩，认为选取具有强烈影响力的手段(杂耍)是处理戏剧、电影作品结构可取的、甚至相当普遍的方法。他说：“艺术总是应该能够激起人的惊异，吸引住人，迫使人看下去或听下去，并且充分体会创作者所要表达的东西。”影片《罢工》(1925)结尾，枪杀罢工工人的镜头和屠宰场宰杀牛群的镜头交替出现，构成“人的屠宰场”的经典隐喻，是杂耍蒙太奇理论的著名实例。

杂耍蒙太奇

爱森斯坦在《杂耍蒙太奇》一文中解释说：

杂耍是“任何这样的因素，它能使观众受到感性上或心理上的感染……以给予感受者一定的情绪上的震动为目的，反过来在其总体上决定着使观众接受演出的思想方面，即最终的意识形态结论的可能性”，“不是静止地去‘反映’特定的、为主题所需要的事件，不是只通过与之相关联的感染作用来处理这一事件，而是提出一种新的手法——把随意挑选的、独立的(而且是离开既定的结构和情节性场面而起作用的)感染手段(杂耍)自由组合起来，但是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即达到一定的最终的主题效果，这就是杂耍蒙太奇”。

这一理论长期被苏联文艺界当作形式主义理论加以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