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恒璧（1890-1987）药理学家。江苏阜宁人。1916年毕业于上海哈佛医学院。1918年、1923年两度留学美国。回国后，曾任湘雅医学院、协和医学院教师，上海医学院院长、教授。建国后，历任浙江医学院、浙江医科大学教授、药学系主任。1931年参与创建中华医学会，任总干事。五十年代大力提倡并深入研究定量药理学，为药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1890年5月28日生于江苏省阜宁县；

1916年毕业于中国哈佛医学校；

1916―1918年任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现华山医院）内科医生；

1918―191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病理学进修；

1919一1923年任长沙湘雅医学院病理科教员、内科住院医生；

1923―1925年在美国西余大学进修药理学；

1925―1927年任长沙湘雅医学院药理科副教授；

1927―1928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理科讲师、副教授；

1928―1939年任上海医学院教务主任兼药理科主任、教授；

1939―1940年任上海医学院代理院长；

1940―1951年任上海医学院院长；

1953年任浙江省卫生厅技正，兼任浙江医学院生物检定学教授；

1954年任浙江医学院药理学教授、药理学教研室主任、药学系主任；

1963年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血吸虫病专题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卫生实验院药物研究所所长；

1987年8月2日逝世于杭州。

朱恒璧，1890年5月28日出生于江苏省阜宁县一个小商人家庭。从小养成喜爱学习、刻苦钻研的习惯。16岁远离家乡，从私塾转向洋学堂，先后到镇江、上海求学。1910年，毕业于上海青年会中学。次年，他抱着“不为良相，亦为良医”的心愿，考取大清红十字会医学校（后改名为中国哈佛医学校，受美国哈佛大学管辖）。1916年毕业后，进入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现华山医院）任内科住院医生。 作为一个年轻的医生，每当遇到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病情，他感到自己的医学知识不够，尤其是病理学知识不足，常常难以作出准确的诊断。在强烈的职业责任感驱使下，经过2年的临床实践之后，1918年，终于有机会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病理学。1919年回国后，经协和医院院长格林介绍，到长沙湘雅医学院（现湖南医科大学），一边当教师，一边当医生。由于他工作努力，深受湘雅医学院院长颜福庆的赏识，被提拔为教务主任。1923年，朱恒壁获准到美国西余大学进修药理学。在药理学苏尔曼教授的亲自指导下，他对这门学科作了系统的钻研，并按导师拟定的计划，废寝忘食地研究离子对心脏的影响。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他从早到晚做甲鱼心脏实验，连续2天2夜在实验室里观察、记录甲鱼心脏的搏动，直至把实验做完为止。苏尔曼教授深为感动，赞扬他：“不知疲倦的人”。1925年学成回国后，朱恒璧返回湘雅医学院任药理学副教授，成为中国高等医学院校中最早的中国籍药理学教师之一。

1927年，湘雅医学院停办，朱恒璧转到北京协和医学院任教，第一年为客座讲师，第二年为药理学副教授兼药理科代理主任。1928年，他随颜福庆一起到上海主持中央大学医学院（后改名上海医学院、上海医科大学）工作，颜福庆任院长，朱恒璧任教务主任兼药理科主任、教授。在20年代后半叶，朱恒壁在心脏生理方面做了一系列研究工作，发表了多篇论文，影响颇大。1929、1930年被推选为中国生理学会会长。

全面爆发后，上海医学院院址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在这民族危难时刻，朱恒璧受命任代理院长。他不畏艰苦，带领该院师生先后迁往昆明、重庆，坚持办学。为了筹集办学经费，他四处求援，终于在重庆歌乐山修建了校舍，同时通过各种渠道聘请国内外医学专家担任教授和内、外、妇、儿各科主任，把中央医院和中央护士学校作为临床学习和培养护理人员的基地，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继续为国家培养高质量的医学人才。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香港，香港大学医学院有30余名学生流落到重庆，他们无依无靠，浪迹街头。朱恒璧获悉后，深沉地说：“骨肉同胞受难，我们应当尽力解救。”当即决定把这批学生收进学校免费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又让他们返回香港。此事使香港同胞深受感动，英国驻华大使为此特意登门致谢。

1940―1951年朱恒璧任上海医学院院长，对学院的创建和发展，对培养中国高等医药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1953年，被调到浙江省卫生厅任技正兼任浙江医学院（现浙江医科大学）生物检定学教授。两年后转任浙江医学院药理学教授，后又兼药理学教研室主任、药学系主任，浙江省卫生实验院药物研究所所长。此后，他发奋学习现代科学技术，探讨现代科技，尤其是高等数学在医学上的应用。1959年，他在《浙医学报》上发表题为《高等数学在医学上应用的我见》的长篇连载论文，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数学方法在现代医学中已有广泛应用，对中国医药学界很有启发，影响甚深。中国医学科学院情报研究所曾两次派人来访，要他把论文整理补充成书，供医学工作者学习。不幸的是，这部书稿行将付印之际，“文化大革命”开始，终未问世。 粉碎“四人帮”后，朱恒璧精神焕发，老当益壮，查阅大量有关现代生物学与医药学的最新文献，提出了分子生物学对现代医药学发展将起决定性作用的观点。他常对登门求教的中青年科技人员说：“现代科学的基础，不光是数理化，还要加上生物学，应该说是：生、数、理、化！”1980年，他已90岁高龄，但仍然亲自参加浙江省药学会年会，并在会上宣读亲笔所写的《怎样向现代药理学进军》的论文。文章列举了现代药理学研究的最新成就之后，他明确指出：“向现代药理学进军，就是向量子药理学和分子药理学进军。”他号召中青年药理学工作者努力掌握核磁共振、x线衍射、圆二色性研究等新技术。为了帮助大家尽快地掌握这些新技术，他夜以继日地以颤抖着的手，一字一句地写了《核磁共振简介》 、《X线衍射》、《圆二色》等几万字的讲义。字字句句浸透着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一片深情，对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热切希望。

多年来，朱恒璧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1929―1930年，任中国生理学会会长、 《中国生理学》杂志编委；1931年，任国立编译馆药科名词委员会复审委员；1932年，任北平研究院特约委员、中华医学会总干事；1935―1937年，任中华医学会会长；1937年，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常务理事、卫生署成药审核委员会委员；1940年，任卫生署顾问、医学教育委员会药学教育专门委员；1941年，任卫生署医学教育委员会委员；1945年，任上海卫生局顾问；1950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卫生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 《中国药典》编委；1977年，任中国生理学会浙江分会名誉理事长、中国药学会浙江分会名誉理事长、浙江省科技局顾问。

朱恒壁生于清朝末期，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中华民国时期，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走过的道路崎岖不平，但他始终把自己的心血倾注在祖国的医药事业上，在大学毕业至逝世的71个春秋中对中华民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那崇高的爱国心、民族感，他那纯真的职业道德，他那活到老、学到老、奋斗到老的精神，他那高瞻远瞩、勇于进取的学术风貌，将永远为人们所称颂。

朱恒璧曾先后在湘雅医学院、协和医学院、上海医学院、浙江医学院任教。但他主要的业绩是为把上海医学院办成高等学府，苦心经营了20多年，为中国培养了一批批出色的医药学家。 朱恒璧是上海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办学经验主要有3条：

他坚信“名师出高徒”、“强将手下无弱兵”的道理，认为一个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的质量，首先要看这个学校教师的质量。他主持上海医学院工作时，很重视充实先进的教学和科研设备，但尤为关心罗致人才。上海医学院在重庆时，他获悉著名的生理学家冯德培全家流落到重庆，便立即聘请冯为生理学教授，并特地找了一幢房子供其一家居住。当时，上海医学院不缺眼科、X光科教师，但朱恒璧仍然非常欢迎从德国留学回国的眼科专家郭秉宽、协和医院X光科医生荣独山等人来上海医学院任教。有些教师认为这样做会“反客为主”，他严肃地批评了这种门户之见。

他说：“根深则叶茂，源远则流长。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体的结构和功能比世界上任何机器都要高级、复杂。因此，从事医学事业的人才非有扎实的数理化基础及医学基础不可。”在上海医学院，高等数学一直列为必修课。他经常找数学、物理教师了解情况，督促他们给学生打好数理基础。即使学校迁到重庆，在办学经费十分拮据的情况下，他仍特意批准买了一套物理实验仪器，聘请上海交通大学物理学教授周同庆来上课。同时，为了把基础课教活，他要求前期教师有一半时间从事科学研究，不断提高教师自身的学术水平。

学院设有教务委员会，各学科主任都参加，讨论、决定学生的录取、升留级、退学以及课程安排等有关教学大事，任何人不得徇私情。有一年，他的小儿子报考上海医学院，成绩不合格，他就让儿子到燕京大学补习一年，第二年才考进上海医学院读书。为了保证教师能集中精力搞好教学和科研，他严格禁止上海医学院的教师私自挂牌行医。有几个教授就是因为开设私人诊所而被解聘的。

20年代末，中国有两个医学会，一个是“博医会”，由英国人操纵，总部设在济南，另一个是“中华医学会”，是中国人自己组织起来的，总部设在上海。博医会中的外国人看不起中华医学会，盛气凌人，多方排挤。朱恒璧对此极为反感，他想：“这是在中国，不是在英国，你们神气什么呢？！”他与上海骨科医院院长牛惠生商量，要设法取消博医会。有一次，他用探询的口气对博医会负责人麦克斯威尔说：“中国同时存在两个医学会，这不大好，我们两家合作吧！”麦克斯威尔一听便心中有数，讥讽地说：“你要吞掉博医会是不容易的，即使吞下去也消化不了！”朱恒璧听后义愤填膺，自此他东奔西走，努力说服博医会中的中国会员采取“三不”态度：不参加博医会的活动，不向博医会办的刊物投稿，不交纳会费。如此抵制了3年，博医会被迫让步，表示愿意谈判合作。1931年，朱恒璧与牛惠生一起到济南与麦克斯威尔谈判，他们提出：两会合并，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华医学会”，外国人也可以参加，但不能担任会长、总干事和会计的职务。麦克斯威尔只得签字同意。这样，一个统一的由中国医学界人士自己掌握的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华医学会便于1932年在上海成立。来自海内外约400名医学工作者参加了成立大会，大家扬眉吐气，精神振奋。朱恒壁在会上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号召中国所有的医学工作者团结起来，积极参加、爱护和支持中国人自己的中华医学会。大会推选牛惠生为中华医学会会长，朱恒璧为总干事。此后，他更积极组织并参加医学会的活动，历任总干事、总秘书、书记、会长、董事长、董事会主席等职，主持编辑《医学指南》 （第三版），介绍现代医药学的进展。

朱恒璧是中国最早的药理学家之一，早年在药理学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晚年率先倡导数学药理研究。早在1925年、朱恒璧就在湘雅医学院讲授药理学，任药理学副教授。而后，相继在协和医学院、上海医学院以及浙江医学院从事药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协和医学院任职期间，陈克恢发掘麻黄素的研究工作对他启迪很大，使他认识到研究中药大有可为。于是，早在30年代初就与他人合作，致力于中药药理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中国乌头（草乌头）之药理作用》、《闹羊花毒呕吐作用之地位》、《蚯蚓中之扩展支气管成分》、《麻黄素降压作用之反转机构》等论文。1939年，他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和研究成果，编著并出版了《药理学》教科书，其中专门写了《几种国药的研究》一章，介绍了延胡索、麻黄、当归、闹羊花、丹参、人参、洋金花等近20种中药的研究成果。这是由中国药理学家编著的第一本药理学教科书。 从50年代起，朱恒璧在深入探讨现代科学与医学的关系时，深感药理学与高等数学的关系日益密切，数学方法正在成为药理研究不可缺少的工具。1959年，他在研究抗血吸虫病药物时，首先运用数学方法对血锑浓度的动态变化作了初步的定量分析和处理，计算了半衰期、清除率等药物动力学指标。60年代，他已70高龄，仍孜孜不倦地钻研关于药理作用机制的受体学说，探讨统计力学、量子力学、量子生物化学在药理学中应用的前景，更进一步体会到药理学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能有效地揭示一系列药理学定量规律。1963年，他把自己的心得整理成《药理学中量的问题》一文，并在大连召开的全国生理科学学术会议上亲自宣读，指出：“药理学中许多问题，如药物的吸收、分布、排泄和代谢，药物的作用机制，药物中毒的处理，药物剂量的调整，药剂的稳定，以及药物的检定等等，越来越多地用‘量’来处理。用‘量’来处理也就离不开动力学、热力学及统计学。”他着重论述了动力学、热力学及量子力学在药理学中应用的问题，并预言量子化学的发展将衍生出量子药理学。这是中国药理学家首次对数学药理（即定量药理）这一新兴研究方向所作的系统的论述。量子药理学已正式成为药理学的一个新分支，药物动力学和药效动力学已在中国得到普及。1982年，在黄山召开了全国首届数学药理学术会议，研讨了药理学中动力学的问题。与会的老专家、老教授回想起大连会议上朱恒璧的报告，无不赞叹他高瞻远瞩，认为这次会议正是他“数十年夙愿的实现”。大家一致推选他为全国数学药理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委员。这是对他率先倡导定量药理研究的充分肯定。

1朱恒璧．哺乳类动物之心脏切片之自动的节律搏动．中国生理学会宣读论文，1928．

2朱恒璧．季节、动物之种类及体状对于心脏之紧张波之影响．中国生理学会宣读论文，1930．

3朱恒璧．钾与钙对心肌节律之对敌性．中国生理学会宣读论文，1930．

4朱恒壁，闹羊花毒呕吐作用之地位．中国生理学会宣读论文，1932．

5朱恒璧．药理学，上海：中华医学会，1939．

6朱恒壁．测定解热药效能时影响实验的几种因素．浙医学报，1958，1（1）：43―49．

7徐学峥，卢凤英，朱恒壁．家兔一次静脉注射酒石酸锑钾后所产生的血球血浆锑浓度、清除率及其排泄途径．浙医学报，1959，2（2）：102―110．

8朱恒壁．高等数学在医学上应用的我见．浙医学报，1959，2（2）

9朱恒壁．药理学中量的问题．全国生理科学学术会议宣读论文，1963．

10朱恒壁．合并用药．见：张毅主编．药理学第一卷总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137―151．

11朱恒璧．怎样向现代药理学进军．中国药理学会浙江分会宣读论文，1980．

12朱恒璧．怎样提高医学教育质量．医学教育研究（浙江医科大学），1982，（2）：7―8．

13朱恒璧．努力促进药理学的定量研究．生理科学进展，1983，14（2）：97―99．

14朱恒壁． 《数理医药学》序言．见：周怀梧编著．数理医药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