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鼎（1896—1986），男，浙江鄞县（现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为中国水产科研和教育做出杰出贡献的国际著名鱼类学家、中国鱼类学的主要奠基人和水产教育家。1952年以后，历任上海水产学院（今上海海洋大学）教授、海洋渔业研究室主任、鱼类研究室主任、上海水产学院院长，东海水产研究所所长。

朱元鼎一生光明磊落，毕生辛勤耕耘，为祖国的水产科研和教育作出杰出贡献。

他热爱祖国，热爱科学，热爱党。青年时代的朱元鼎就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早在1915年，斐迪中学师生联合组织出版了《国货杂志》，他担任国货调查员，在该刊第一期上撰文疾呼：抵制日货，“不然值此千钧一发，为民者不能竭一己之力以补救之，大局不顾，坐待成败，何异釜舟已破而舟子嬉笑不顾哉！”这就是爱国青年朱元鼎在内忧外患，国势渐堕的旧中国，以天下为己任，动员起来，救国救民的崇高精神。1935年，“华北事变”后，在所谓“日中提携”的幌子下，日本对当时中国的一些名教授格外垂青。朱元鼎自然也成了他们企图猎取的对象。1936年夏，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馆有个日本人给朱元鼎送来“请柬”，恭请出席日本动物学会年会，并邀请他借机赴日讲学，免费游览，享受“特等待遇”。朱以对方请柬来迟，下学期课程已经排满托故回绝了对方的“盛情”。次年又提前几个月寄来“请柬”，这次干脆被回绝了，表现出一个中国学者坚定的民族气节和浩然正气。

他读书于东吴大学，任教于圣约翰大学，都是教会学校，牧师常常来访，宣扬基督教义，利诱入会，但在这种环境里生活了将近30年的朱元鼎始终没有参加教会，他认为上帝创造一切的教义，同生物进化的基本科学原理是格格不入的，这就是一位老实的科学家秉有的思想逻辑。

1958年在周总理召集的上海部分大学院校长和党委书记座谈会上，周总理亲切地鼓励他要把水产教育和科研工作搞得更好。周总理说：“党需要知识分子”，朱元鼎深受感动地回答：“党需要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更需要党啊！”他以努力工作来报答党对他的关心和爱护。

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新中国建立时已年逾半百。他事必亲躬，身体力行。在研究鱼类时反复地做实验，丝毫也不马虎，他戴着老花眼镜，手拿放大镜，对记录上的每句话，每一张图稿都和实物再三对比、核实、修正，直到完全正确为止。进入80高龄后，腿部肌肉萎缩，双手颤抖，操作相当困难，但他坚韧不拔，锲而不舍，在家中看解剖镜下标本，因无转椅，只得站着看，直到累得气喘才休息一下，接着又站起来看。为了正确运用某一学术用语或人名、地名，总得翻阅多本参改书，考虑再三而后定。一篇论文往往数易其稿力求无懈可击。对学术上每个问题都要盘根问底，从不含糊，如在研究软骨鱼类侧线管系统时，为了搞清鳐类的舌颌管背腹支穿连的情况，他反复查资料、观察解剖标本，甚至在吃饭、走路、休息时都在思考，直到完全弄清来龙去脉为止。他高年事、高产科研成果、高质量论著，许多外国来访的学者，都为之感动，表示钦佩，日本京都大学的一个学者说：“如此高龄还在钻研科学，这在日本也是极难得的啊！”

他悉心培育人才，提携后秀，甘为人梯。他对助手注意教导与培养，对刚参加工作的青年科学工作者，他亲自制定了一套培养基本功的计划和措施，提倡搞科研要有锲而不舍的韧性与钻劲。悉心指点，严格要求，不论谁的学术论文，他都亲自过目，反复推敲，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几乎每篇都被他不止一次地退回修改，直到他觉得无懈可击，方被认可，如果发现助手面有难色，他就严肃地说道：“这是千百年大计，要对后人负责啊！”如有一点成绩与进步，即会受到热情的鼓励。他几次提出合作发表论文时要将他的名字署在后面，让青年同志放在前面，有时干脆提出不署他的名字。他为国家培育了大批中青年鱼类学和水产科技人才，其中有的已晋升为副研究员、研究员、副教授、教授。朱元鼎多次语重心长地对助手说：“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我要抓紧一点，为你们铺路搭桥，也算是为国家尽最后一点贡献！”

朱元鼎善于借鉴西方科学的精华，绝不崇洋，在学术上走自己的道路，推陈而能出新，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为后人留下了一份极其丰富的宝贵学术遗产，以及深铭人心的学者的崇高风采。

1896年10月2日　出生于浙江鄞县。

1903—1910年　宁波私塾读书。

1911—1912年　宁波恒大钱庄学徒。

1913—1916年　宁波斐迪中学肄业。

1920年　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获理科学士学位。

1920—1925年　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讲师。

1925—1926年　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获理科硕士学位。

1926—1932年　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副教授。

1932—1934年　在美国密歇根大学攻读，获哲学博士学位。

1934—1949年　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兼任生物系（今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主任，研究院院长，理学院院长，代理教务长。

1952—1956年　任上海水产学院海洋渔业研究室主任。

1956年　中苏朝越四国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中国代表团成员、专家。

1957—1982年　任上海水产学院一级教授，院长。

1959年　兼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水产研究所所长（现为东海水产研究所），兼鱼类学研究室主任。

1972年　任厦门水产学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83年　任上海水产学院名誉院长。

1986年　逝世于上海。

1920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1926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34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生物系主任、研究院院长、理学院院长、代理教务长。他是中国海洋湖沼学会、中国水产学会、中国鱼类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动物学会的理事，中国水产学会《水产学报》编委会第一、二、三届主任委员，《海洋与湖沼》、《动物学报》、《水生生物学报》等多种学术刊物编委，圣约翰大学校友会第一任会长。

朱元鼎，著名鱼类学家和水产教育家，中国鱼类分类学主要奠基人。他的《中国鱼类索引》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鱼类分类学专著。他长期从事鱼类分类、形态、比较解剖学的研究，取得突破性成就，一生共发现鱼类48新种、10新属、4新亚科。在鱼类的系统演化和系统发育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多次提出独到的创见，贡献卓著。

朱元鼎，字继炤，号经霖。1896年10月2日出生于浙江省鄞县一个商人家庭里。7岁在当地念私塾，15岁被双亲送到宁波恒大钱庄当学徒。他见一些幼时私塾的同学在中学里念书，十分羡慕，总想有朝一日继续上学。在工作之余，他抓紧一切机会自学。当时辛亥革命胜利，进步思潮有力地影响了世代经商的朱家，在他一再恳求下，加之得到思想开明的叔父的支持，说服了父母，同意他结束学徒生活，进入宁波斐迪中学念书。

宁波是渔业繁盛的地区，又靠近我国最大的渔场——舟山。朱元鼎总喜欢徜徉于码头、鱼肆，徘徊于甬江之滨。他爱海、爱鱼，爱这富饶的土地。恰恰就是鱼类资源问题，老师总是语焉不详，搞不清浙东海里到底有多少种鱼，因为那时还无人写过一部比较系统的有关中国鱼类的书籍。这就是朱元鼎后来同鱼类结下不解之缘的初因。

1916年中学毕业后，朱元鼎考入东吴大学生物系。由于他品学兼优，三年级被选为全校“丽译会”主席，每周举办演讲竞赛，专题辩论等有益于增长知识的活动，深得广大师生的好评。同时还被选为东吴大学学刊编委。在学业上朱元鼎受美国著名生物学家，东吴大学教授齐天锡（N．Gist Gee）影响颇深。直至他晚年还深情地向助手回忆齐天锡教授治学严谨，对学生谆谆教诲，既严格要求又热情栽培的情景。1919年朱元鼎发表了《藻类的经济价值》一文，这是他最早的关于水产方面的科学论文。

1920年朱元鼎大学毕业后，受聘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生物系（今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1925年以学业优异，被学校选送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进修昆虫学，1926年获理学硕士学位。回国后继续在圣约翰大学任教，并晋升为副教授。他除先后讲授昆虫学、鱼类学、遗传学、进化论和比较解剖学等多门课程外，还坚持昆虫学的研究工作。在1928年后两年内先后发表昆虫分类学论文4篇，发现襀翅目昆虫2个新属和9个新种。

在圣约翰大学任教期间，年轻的朱元鼎目睹外国专家将在中国采集的大量鱼类标本带回国去，发表不少有关鱼类新种的文章，将许多中国渔业资源资料窃为己有，甚感痛心。面对中国丰富的鱼类资源，鱼类学的研究领域却被外国人把持，朱元鼎下定“我们要做中国渔业科学的主人”的决心，毅然放弃研究多年的昆虫学的工作，转而研究鱼类。1930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鱼类学论文《中国鱼类学文献》。1931年出版了他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系统的鱼类学专著《中国鱼类索引》。

1932年朱元鼎被选送美国密歇根大学，在该校动物博物馆著名鱼类学家C．L．赫伯斯（Hubbs）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由于他的努力，原定2年的进修任务，一年半就完成了。1934年2月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被圣约翰大学聘任为教授。1935年发表博士论文《中国鲤科鱼类之鳞片、咽骨与其牙齿之比较研究》，在国内外获得广泛的重视。

从抗日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十余年中，尽管朱元鼎坚持开展鱼类的研究，但终因战局动荡，困难重重，收效甚微。

1952年，中国第一所水产高等院校——上海水产学院成立，朱元鼎担任海洋渔业研究室主任，专心致力于鱼类的研究，不断做出新的成绩。1956年被推荐为中、苏、朝、越四国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多次出席会议，宣读论文。

1957年朱元鼎被评为一级教授。11月，国务院任命他为上海水产学院院长。1959年，东海水产研究所成立后，他兼任所长和鱼类学研究室主任，更是全力投身于科研和教学事业。在1960—1963年的短短4年中，完成了《中国软骨鱼类志》、《南海鱼类志》、《东海鱼类志》、《中国石首鱼类分类系统的研究和新属新种的叙述》等专著，基本上摸清了中国沿海鱼类资源的种类和区系分布，为我国开发和利用海洋鱼类资源作出了贡献。在他领导下建立起来的院、所鱼类标本室不断得到扩充完善，成为中国研究鱼类的重要基地之一，深受国内外学者称羡。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完全剥夺了从事正常科研工作的权利。但朱元鼎还是排除了各种困难和干扰，默默地在家里继续进行研究，于1973年与王文宾合作完成了《中国动物图谱·鱼类》的编撰工作。

粉碎“四人帮”后，朱元鼎不顾年迈多病，到处奔走，呼吁上海水产学院复校。终于在1979年经国务院批准迁回上海复校，他仍被任命为院长。1983年因年事过高卸任实职，而荣任名誉院长。朱元鼎十分痛惜过去十年失去的时间，他在美国的儿子想接他去休息，但他说：“工作未了，我不能去”，不顾垂暮之年，继续奋战在科研第一线。在1977—1986年间，先后和助手、其他专家合作完成《南海诸岛海域鱼类志》、《福建海洋经济鱼类》、《中国软骨鱼类的侧线管系统以及罗伦瓮和罗伦管系统的研究》、《福建鱼类志》等专著和论文25篇。

1986年11月，91岁高龄的朱元鼎卧床不起，虽病魔缠身，仍不忘《中国鱼类志》的研究工作，召集助手于病榻前研讨如何早日完成。12月初，某大学教授寄来一篇关于鳜鱼研究的论文请他审阅，此时他身体已十分衰弱，但还坚持要助手将全文念给他听，并提出修改意见。这是他去世前二周审阅的最后一篇论文。1986年12月17日卒于上海。他生前把私人珍藏的图书、资料近2千份提供公用，身后全部献给了国家。有关单位为了表彰他献书的爱国热忱，给予5万元奖金，但家属深知朱老生前提携后生之宿愿，将全部款项捐献给了上海水产大学，建立朱元鼎奖学金基金，永志纪念。

朱元鼎曾历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一至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苏、朝、越四国太平洋西部渔业研究委员会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国鱼类学会、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水产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动物学会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水产分支》主编，《中国水产学报》主编等职。

鱼类分类学研究

30年代初，朱元鼎就广泛整理了中国的鱼类及有关中国鱼类学的研究资料，先后发表了《中国鱼类学文献》和《中国鱼类图说》，首次较全面地反映中国的鱼类资源和鱼类学研究的概况。1931年他撰写出版《中国鱼类索引》。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中国鱼类分类学专著。该书对收集的1533种中国鱼类的原始报道、研究文献、采集地等按照分类系统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奠定了中国鱼类分类学研究的基础。由于该书在中国鱼类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上的创造性和重要性，于1939年获北平自然历史学会的金质奖状。这部著作至今已历经半个多世纪，但仍然是国内外学者研究中国鱼类分类必备的参考书。

30年代以后，鱼类分类学的研究一直是朱元鼎工作的重点，并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成就，为鱼类分类学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一生共发表了64部（篇）专著和论文，洋洋数百万字。他发现鱼类新亚科4个；新属10个；新种48个。其中：猫鲨科11种，真鲨科4种，铠鲨科1种，角鲨科1属5种，鳐科2种，无刺鳐科1种，魟科1种，扁魟科1种，六鳃魟科1种，牛鼻鲼科1种，鳗鲡科3种，新鳗科1种，蛇鳗科3种，鲤科7属，长尾鳕科2种，鲹科2种，石首鱼科4亚科2属4种，石鲈科1种，鰕虎鱼科2种，弹涂鱼科1种，魨科1种等。不仅大大丰富了鱼类分类学的内容，而且为我国鱼类分类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鱼类分类学的发展，从外部形态特征区分，逐步深入到内部解剖特征的区分。朱元鼎将他精湛的比较解剖学的造诣，运用在鱼类分类学的研究上，从而发现了大量新种、新属、新亚科，提出和建立了有关鱼类新的分类系统，并在鱼类的演化和系统发育方面屡树创见。

关于鲤科分类上的贡献

30年代前，我国内陆水域的最主要鱼类——鲤科鱼类的分类，还没有进行过系统整理，或只是初步零星的工作，种属系统相当混乱。1932年朱元鼎在美国进修期间，就着手用比较解剖学的方法，对鲤科分类进行深入研究。1935年他的博士论文《中国鲤科鱼类之鳞片、咽骨与牙齿的比较研究》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广泛重视。他在这篇论文中，深入地研究了中国鲤科鱼类鳞片、咽骨和牙齿的构造，探讨了这些构造在系统分类中的价值，以及形态变化和鱼类演化的关系，从而提出了中国鲤科鱼类分类系统的意见，并发现了7个鲤科鱼类的新属。为开拓鱼类分类学研究领域与鱼类分类的新途径作出了贡献。该论文所具的独创性的见解，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当时，日本的鱼类学学者用“元鼎骨”指称鲤科鱼类的咽骨。至今该论文仍是国内外研究鲤科鱼类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文献。

关于石首鱼类分类上的贡献

石首鱼类由于它头部有一对晶莹洁白的大型“耳石”而得名，是世界经济鱼类，尤以中国产量最大，如大黄鱼、小黄鱼、鮸等均具重要经济价值。但长期以来中国及世界石首鱼类的分类颇为混乱，且存在一些错误，其原因是当时国内外学者仅从其外形进行分类，因而有许多问题长期未能得以解决，尤其对石首鱼类的演化研究更是一个还无人涉及的空白。1963年朱元鼎同罗云林、伍汉霖根据长期研究成果，撰写出版了《中国石首鱼类分类系统的研究和新属新种的叙述》。该书根据作者多次在中国沿海各地所采集的石首鱼类标本，总结过去一百余年来有关中国石首鱼类的分类学资料，详细研究了中国沿海产的石首鱼类，率先从内部解剖，以鳔和耳石的形态和式型的比较分析，最早发现了石首鱼类鳔的分枝和耳石形态的变化规律，并结合前人所习用的外部形态特征作依据，从而发现4新亚科、2新属和4新种，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弄清了石首鱼类的亲缘隶属关系，使其分类系统更科学化，更接近自然状况。该书不仅充实提高了中国石首鱼的分类系统，解决了过去在分类上所存在的紊乱问题，而且其研究方法为中国鱼类分类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因此，引起国内外有关鱼类学家的关注和重视。巴西学者将其译成英文，于1975年在荷兰出版。其后国外相继发表的鱼类学专著中，凡涉及石首鱼类分类研究时，均大量引用该书的研究方法、学术观点及具体种类的有关资料。该书发表已26年，至今仍是研究世界石首鱼类的重要参考文献，它对促进鱼类分类学科的发展有较大的科学意义，被列入《上海市1960科学技术研究论文选集》，并获得1978年福建省科学技术成果奖。

在中国软骨鱼类比较解剖学研究上的贡献

朱元鼎与孟庆闻合作，于1979年撰写出版《中国软骨鱼类的侧线管系统以及罗伦瓮和罗伦管系统的研究》专著。该书分“总论”、“各论”、“结论”三部分。总论介绍了研究简史、研究方法，侧线管、罗伦管系统的区分及命名问题，侧线管各管道、各罗伦瓮群和管群在不同种类的变化和特征。各论综述了73种中国软骨鱼类的2个系统的整个结构。结论探讨了2个系统的变化性质和鱼类形态与生态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依其形态结构特征调整了一些科、属、种的分类位置，增设若干分类阶元，叙述了软骨鱼类各分类阶元的主要形态特征，探索了中国软骨鱼类的系统演化。朱元鼎等在对73种中国软骨鱼类的侧线管、罗伦管和罗伦瓮的结构研究基础上，对以前没有定名的肩圈、腹管、颅圈、背侧圈等都予以定名，使这2个器官的研究更臻于完善。鱼类分类过去除外部形态特征，内部解剖特征较多地应用骨骼系统作为分类依据之一，但软骨鱼类的骨骼系统尚不如侧线管系统和罗伦管系统能具有各分类阶元的明显特征。他们通过内部解剖的比较研究，分析和观察各分类阶元侧线管和罗伦管系统的变化特征，清楚地看出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其亲缘关系和演化趋向获得深刻启示，并参考了古鱼类学的资料，提出了一个新的中国软骨鱼类分类系统，侧孔总目新增设须鲨目、真鲨目、扁鲨目、锯鲨目；下孔总目新增设锯鳐目和鲼目。对软骨鱼类这种高级器官的研究在鱼类进化理论方面是一个超越前人的突破，对于鱼类形态学、分类学，以及进化理论方面都有广泛的影响，本研究在国内属首创，在国际上也是先进的，因而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擘画中国鱼类志

朱元鼎毕生最大的宿愿是要完成中国鱼类志书。他晚年主要精力集中在分区域的鱼类志书的著述，为最终完成《中国鱼类志》宏图铺奠了主要基石。

年逾花甲的朱元鼎旨在总结自世界著名分类学家C．林奈（Linnaeus）1758年以来的繁多而分散的中国软骨鱼类资料，并根据过去近十年中多次从中国沿海所采集的大量软骨鱼类标本，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在1960年出版《中国软骨鱼类志》。这一关于我国软骨鱼类比较全面和完整的专著，记载了中国沿海所产软骨鱼类126种（其中发现7新种），分隶于60属，28科。对每一种鱼类详述其形态特征、分布、习性、采集地、异名等。这本书是国内外鱼类学界研究中国软骨鱼类资源、区系、分布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书。1964年，他与王幼槐合作又共同发表了《论中国软骨鱼类的地理分布和区系特征》等论文。

朱元鼎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鱼类学家自1954年起共同对南海鱼类区系进行了5年的调查、采集，历经8年的辛勤研究、整理编写，于1962年出版《南海鱼类志》。朱在该志中承担板鳃亚纲的撰写。《南海鱼类志》是中国现代海洋鱼类区系调查专著，共记述采自广东、海南岛及西沙群岛的鱼类860种，分隶于26目、164科、434属，按分类系统记载了这些鱼类的形态特征、地理分布和经济价值。书中反映出南海鱼类区系的特点是大多数种类属热带和亚热带，在种类组成上与印、澳海区的区系有着很多相同的地方。另一特点是主要经济鱼类的种类繁多，生长季节长，因而鱼类资源蕴藏量丰富。对中国海洋鱼类区系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料，也为我国南海渔业区与群岛渔业区的海洋鱼类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1960年，朱元鼎组织国内主要鱼类学专家对东海沿岸及各岛屿鱼类区系进行调查研究，根据所采集鱼类标本编写成志，并亲自审稿、定稿，由朱元鼎、张春霖、成庆泰主编的《东海鱼类志》于1963年问世。该志共记述东海海区鱼类442种（其中发现7新种），分隶于29目、152科，300属，按分类系统记载了这442种鱼类的形态特征和地理分布，各分类阶元均有总的描述和检索表，每一种类附采集地、标本量度、异名等。阐明东海鱼类区系的特点，因受强烈暖流影响，大多数鱼类为热带和亚热带种类，又因沿岸寒流的关系，亦有少数寒带种类。为我国东海渔业区海洋鱼类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基础资料。

1984—1985年，90高龄的朱元鼎主编出版《福建鱼类志》上、下卷，这是他晚年最后主持编著的一部200余万字的鱼类志书巨著。福建省位于东南沿海、台湾海峡西侧，鱼类资源十分丰富，国内外学者对这一地区鱼类的研究已有百年历史，也曾发表过一些零星报告，但缺乏完整、系统的区系研究资料，有些地方还是空白。为了加速发展福建渔业生产，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鱼类资源提供完整的、系统的基础资料和科学依据，福建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于1975年下达了“福建鱼类资源调查”的科研任务。年届80高龄的朱元鼎亲临厦门，主持召开了协作会议，组织省内有关专家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用5年时间完成了对福建各江河、湖泊、水库、沿海渔场的区系调查，采集鱼类标本25000余号，然后又历时3载余，进行室内标本整理、鉴定，主持编写成《福建鱼类志》上、下卷。该志研究范围包括海、淡水鱼类共815种，几占全国目前已发现鱼类总数的1/3弱，先后发现了9新种，国内新记录12种。特别是采用了最新的鱼类分类系，它是结合近年来国内、外鱼类分类系统的研究成果加以修改补充的，使其水平大为提高，这在国内尚属首次。台湾海峡南北鱼类交汇，种类繁多，以往没有对这一海区进行过系统的调查研究，该志填补了这一海区（台湾滩、台湾浅滩）鱼类区系分布的空白，在学术上具较高价值。

该志并具重要的实用价值，对已出版的同类志书中鉴定错了的种类作了纠正，对各种鱼的异名均作记述，为后人查阅资料文献及澄清分类学上的疑难问题提供科学依据。每种鱼尤其是经济种类均概括地描述其形态特征、地理分布、生态习性、经济意义及渔业利用等，已不同于以前已出版的国内外同类成果仅作单纯的分类形态描述。

《福建鱼类志》是一部很好的学术性和应用性相结合的科学专著，代表我国目前鱼类志的先进水平，达到国际鱼类分类水平。曾作为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在香港举办的中国书展的参展书籍，引起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和好评，获第四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

在60年代中、后期，朱元鼎曾先后与专家或助手合作，相继发表许多同类论文和著作，如《中国鰕虎鱼类动物地理学的初步研究》、《中国杜父鱼类的地理分布和区系特征》、《中国鲀形目鱼类的地理分布和区系特征》和《南海诸岛海域鱼类志》等等。反映了朱元鼎晚年为实现著述中国鱼类志的宏图，集中主要精力，加倍工作，科研成果累累。为编著《中国鱼类志》这一巨大繁复的“工程”，铺垫了广泛的、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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