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著名学者、藏书家。字谷孙，又字师郑，一字懿斋，号叔彦，晚号复礼老人，又号新罗仙吏，室名复礼堂，江苏苏州人。

官太史、翰林院编修。兄曹元忠，亦为藏书名家。少时写卷子，一“灶”字占三格，人戏称其“三眼灶”。辛亥革命后，闭门谢客，不与外界接触，以卫道士自居,攻击革命者“无父无君”,赞美“礼为国家之命”，至死仍留着清朝的小辫子入葬。一生研究礼学，他认为：“六经同归,其指在礼，《易》之象,《书》之政,皆礼也”。与著名藏书家梁鼎芬、刘承干关系非同一般，藏书2万余卷，多稿抄校本。卒后，由苏州文教厅及文管会点收。著《笺注十三经》、《礼经校释》、《周易集解补释》、《经学开宗》、《周易学》。所著有《孝经学》七卷、《礼经学》七卷、《礼经校释》二十二卷、《周易郑氏注笺释》十六卷、《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四十卷、《复礼堂文集》十卷、《复礼堂述学诗》十五卷。

先生生而奇慧，三岁，祖父教以八卦奇偶，颇能辨别。四岁，父亲教以易本义前卦歌，及四子书，群经已能通晓大意。

1881年以童试第四名进入学宫受教。元和（即苏州）训导唐毓和阅先生之卷，心生佩服，乃将女儿许配于他。

1885年入江阴南菁书院肄业，向黄以周问学。当时大江南北才俊贤士云集南菁书院，朝夕切磋学问，先生尤与张锡恭、唐文治交往甚笃。同年夺得拔贡生第一名。江苏学政黄体芳亦是非常赞赏，在先生卷后加批：“他日当以经济气节名世。”不久先生夺得本省乡试第二十七名。

1886年赴京参加会试，于黄体芳客座结识孙诒让，与孙诒让论礼甚为满意，并与黄体芳之子黄绍箕建立昆弟交。

1889年，母亲逝世，先生非常悲伤，撰《北堂侍立记》以志懿德。居丧时，先生对历年读礼之条记进行整理，撰成《礼经校释》二十二卷：校者，校正经、注、疏之讹文；释者，阐释经、注、疏之隐义。“自唐朝贾公彦疏至清代胡培翬正义，都只是顺其上下，推其本意，正讹补脱，逸衍改错。其说之异于注者，推其致误之由以订正之，务求按之经而合，问之心而安。”

1891年刊成行世。当时学者李慈铭、王颂蔚评价颇高。

1894年会试中选。因为眼疾没有参与廷试，1895年补考殿试，当时殿廷试崇尚书法，习以成风，先生自幼因为过于勤奋，眼疾严重，不能作楷书，阅卷者既把他的卷子列为二等。御史熙麟参奏，奉旨提卷呈览。翁同龢面奏说“曹元弼虽写不成字，实大江以南通经博览之士”，最后因字迹模糊，降列为三等五十名，委以内阁中书之职。翁同龢叹息说：“经生安能与时流争笔画之工哉！”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延揽其为广雅书局总校。1895年，父亲逝世，先生同样悲伤。

1897年，张之洞转任两湖总督，又延聘先生主讲两湖书院。先生撰《原道》、《述学》、《守约》三篇，向诸生展示治学之方。在书院先生与梁鼎芬（梁文忠公）一起辑成《经学文钞》，而相与论学者，则有马贞榆、陈宗颖、胡元仪、陈庆年、王仁俊、杨守敬、桑宣、蒯光典、姚晋圻。随后张之洞要求编修《十四经学》，建立治经提要钩玄之法，约以明例、要旨、图表、会通、解纷、阙疑、流别七目，先生认为此事体大物博，任重道远，于是“发愤覃思，闭户论撰，寝食俱忘，晷刻必争”，希望尽快编成。已刻成的有《周易学》八卷、《礼经学》九卷、《孝经学》七卷，未刻成的有《毛诗学》、《周礼学》、《孟子学》各若干卷，《论语学》则改题为《圣学挽狂录》刻成。

1900年与伯兄曹元恒因捐钱得到“行走”之职（卖官捐钱在清末很普遍）。

1907年，张之洞又电招他为湖北存古学堂总教。当时清廷设礼学馆，编纂《通礼》，先生故交张锡恭、钱同寿，及从兄曹元忠，皆入馆任分篡。礼部尚书溥良奏保先生来京，先生因存古学堂之聘，仅列顾问。

1908年，江苏巡抚陈启泰荐举先生通晓经学，品德端正，并以其所著《礼经校释》进呈御览，奉旨赏给先生翰林院编修，原书发交礼学馆。同年江苏奏设存古学堂，延请先生为经学总教，仍兼存古学堂职务。同时叶昌炽为史学总教，邹福保及王仁俊、唐文治先后为词章总教，孙宗弼、沈修、孙德谦为协教，皆一时硕学通儒，师资力量雄厚。

1911年，先生辞去存古学堂总教，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江苏存古学堂停办，先生 “心摧气绝，饮恨吞声”。唐恭人常密访先生，先生问何故，唐恭人说：“主辱臣死，君素志也；但自裁无益，守死善道，以存书种，效贞苦节妇何如？”先生长叹说：“天乎！与子偕隐，矢死靡他。”自此闭户绝世殚心著述。所往来者，只有叶昌炽、邹福保、张锡恭、朱祖谋、王季烈、刘锦藻、刘承干几位先生而已。 其后袁世凯设礼制馆，以书币来聘，先生立即拒绝。孔林被战乱毁坏，清东陵被盗掘，先生竭尽家财捐修。

平时先生为诸弟子讲授经义，毅然以守先待后为己任。先生对于“洪荒初辟以来，中国圣教王道所自始，人类所以孽生不绝之由”，反本复始，潜心学易，认为前儒之说，犹有未尽，所以他更定体例，以郑注为主，采荀、虞诸家及古易说为之笺，而以己意贯穿惠栋、张惠言、姚配中及各家之说进行阐发。先生由先儒之说以通经传，由经传以定先儒之异同得失，如不满意，则“十易其稿而犹未已，必心安理得而后写定”，历十七年成《周易郑氏注笺释》二十八卷，又怕文繁语绕，学者查阅不易析别，为《周易集解补释》十七卷，自序超过万言，仍然惓惓于学易，“改过迁善，以消杀机，而返元气”。

先生认为《大学》、《中庸》二篇，乃孔门论礼至极精粹之言，郑注简而精，朱注详而明，所以隐括条理，由博返约，成《大学通义》一卷、《中庸通义》二卷；又认为孔子行在《孝经》，“立人伦之极，致中和，赞化育之仁，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其本尽在《孝经》”，汉代郑玄笃信好学，非礼不行，故依经立注，为学者尊崇，而现在所传郑注，后人疑难百端， 千载之后，直至陈澧据《礼记·郊特牲》之正义，引王肃之《孝经》注，定为礼堂写定之文，聚讼纷争才平息。于是先生据臧庸、严可均辑本，撰《孝经郑氏注笺释》三卷，并校正注、疏、脱、误为《孝经校释》一卷。先生曾于1917年综括数十年治经心得，对每部经都赋诗若干首，提挚纲维，以示后学者。这些诗共有六百数十首，“先举大义，正宗旨也；次详源流，明传信也”，但是“经义渊深，经师家法，源远末分，百家得失，参错不齐”，又不可不注明其意，所以先生于1936年开始博引群书，稽撰其说，三年而成《复礼堂述学诗》十五卷。

1939年先生为诸弟子讲说《礼经》，认为“威仪三千，乃政教典则之详，人伦日用之实，上下通行，师儒讲习，《礼记》则其传，冠昏诸义，皆七十子会通经文，亲受圣旨，提纲掣领，为后学举隅”，于是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为《礼经大义》二卷。继而又认为先前所著《孝经学》、《孝经郑氏注笺释》，语义过于深奥，难以教育学生，所以取旧时论著，删繁就简，仿朱子注四书之法，集合郑玄之后百家之注加上自著之书，融合而成《孝经集注》二卷。

先生完成述学诗已有七十五岁。其间世祸之烈，门庭之痛，使先生产生“不如无生”之感，但是一息尚存，仁为己任，先生没有松懈，“所欲著书甚多”，认为“《尚书》为前圣施于政治，道济天下之实”，于是在1941年四月创稿，以郑注本为据，集合《大传》、《史记》、《说文》、谶书古文、马氏佚注及《礼记》、《左传》、《论语》、《孟子》周秦诸子、两汉书等所载关于尚书的学说，为其笺释，先生博观约取，师法胡、江、王、段、孙、陈、王、皮诸家之义，反复深思，“弥缝变易释之，义若丝毫未惬，辄数易其稿，必问心无憾而后已，耳校口授，谆复不厌，必一字无误而后已”。先生年老，困病缠身，目暝意倦，著书之苦，可想而知，历十年而成《古文尚书郑氏注笺释》四十二卷，总共五十余万言，又别著《孙氏尚书今古文注疏校补》，《太誓》以下未完成，遗命以此二书稿交于其弟子王欣夫（大隆）。 其所著《复礼堂文集》十卷，二集、三集各八卷，《诗存》若干卷。

先生说经，以高密郑氏为宗，而亦兼采程、朱二子，平质通达，与番禺陈澧相近。而著书二百余卷，总三百余万言，则又过于陈氏。同县吴文安曾说：“吾苏二百六十年前后得两人焉，昆山则有亭林先生，吴县则为吾叔彦先生，振纲常，扶名教，为宇宙间特立独行之真儒。”识者谓为千古之公论。先生家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祥和之气，充溢门庭，吴中孝弟家风者，必以曹氏为首。自辛亥以来，历世多变，优伤憔悴，至抗战更至穷乏，衣食不继，而先生惟以著书立教，孜孜不倦，虽疾病呻吟也不离简札。真可谓守死善道者！先生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丁卯正月初八日酉时，卒于农历癸巳（1953年）九月十五日丑时，享年87岁。先生元配为六合唐氏（唐毓和之女），继配为同县王氏、上虞柴氏。

先生专精三礼，奄贯五经，门下高足亦各有成就：经学家沈文倬、文献学家王欣夫、诗词名家钱仲联、古文字学家唐兰、书法家王蘧常、文史学家吴其昌、经学家毕寿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