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翠轩集》是晚清著名人士“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的诗歌遗产，由其至友李宣龚编订，于民国乙巳(1929年)首次排印一千部行世；旋为涵芬楼收入《戊戌六君子集》中，风行海内。民国丙子年李氏复从手稿辑录其补遗诗十三首，手简及其应试文字附卷末；增其夫人沈鹊应崦楼补遗诗十四首，并辑诸家题记为一卷。为林氏文集之最完备、最可信者。林诗精研博瞻，取路孟郊、陈师道，以苦涩幽僻为主。首附小像一帧，次民国丙子李宣龚序，次陈衍撰《闽侯县志列传》。

林旭 (1875-1898)：字暾谷，福建侯官人。清朝末年维新派人士。百日维新时，翰林学士王锡藩以“才识明敏，能详究古今，以求致用，于西国政治之学，讨论最精，尤熟於交涉、商务，英年卓荦，其才具实属超群”，将其推荐给光绪帝。遂与谭嗣同、杨锐、刘光第四人被授予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不少变法上谕出自其手笔。变法失败后，与谭嗣同等人被害，时年二十四岁。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林旭《晚翠轩集》系由其同乡挚友、同光派闽派后劲李宣龚（字拔可）在偶然中发现遗稿才得以传世的。李宣龚在《晚翠轩集·序》中记道：“自戊戌政变，钩党祸作，昔之密迩暾谷者，多以藏其文字为危，不匿则弃，惟恐不尽。……越数岁，大舅沈公涛园（沈瑜庆别号）以京兆尹出而提刑粤东，予自江宁来，别诸沪滨。忽于广大海舶行李中见一箧，衍熟视之，知为暾谷故物，不钥而启，则晚翠轩之诗与孟雅（沈鹊应字）夫人崦楼遗稿在焉。既恫且喜，遂请以校刊自任。”迫于当时慈禧的淫威，前期不少诗作散佚。收入《晚翠轩诗集 》的作品，大多写于1894年以后，共存诗作154题计192首（未含科第应制诗），其中五古17首，五律9首，五绝2首；七古13首，七律67首，七绝82首，歌行杂体2首。就林旭各体均涉而言，足见其少年才气纵横，而其在诗歌领域勇于探索和实践的热情亦属难能可贵。

林旭作为爱国维新志士，他的诗作真实反映了他那个时代波诡云谲的时代风貌，折射出御侮图强、革故鼎新的时代精神。例如写于1895年甲午战争期间的诗作《叔峤、印伯居伏魔寺，数往访之》，从到伏魔寺拜访杨锐、顾印伯写起，以白描手法勾画出两书生坐在丁香盛开的窗前枉自叹息的忧国忧民神态。但是书生官卑职微，空怀报国之志，一天到晚只能干些无聊的例行差事。接着诗人笔锋一转，把矛头指向朝廷：有清三百年，将相未尝无人，而今面临强敌，尸位素餐者大有人在，“言战言守言迁都，三十六策他则无”，这是写实，却达到辛辣的讽刺效果。慈禧集团是被洋枪洋炮吓破了胆，面对战事，投鼠忌器，徘徊观望，乃至割肉喂虎，江山不保，这是愤怒地谴责。接着诗人用反问句抒发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思想：国难当头，布衣书生们能为国家出谋献计做些什么呢？结尾通过鲜明对比，把“翰林”平日“慷慨排和议”，而一旦洋人打来，全家逃难，跑得比谁都快的丑恶嘴脸和卑劣行径暴露得淋漓尽致，直与汉乐府“平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有异曲同工之妙，而林诗用白描，似于不经意中道出，讽刺效果更为强烈。

《约游西山，会文学士宅，闻和议成，学士愤甚，余辈亦罢去》一诗写于《马关条约》签约之后。这是一首七绝，全诗如下：“都言踏破西山石，我望西山势不行。争怪忧时文学士，但看烟翠亦何情。”诗写得很含蓄。联系标题，这一群待游西山的文人学士听到订和议的消息，其愤慨之状，罢游之缘，均可不待言而自明。三、四两句貌似平淡，“争”同“怎”，诗人用一个反问，一个转折，把“烟峦迭翠”的西山拟人化了，“物皆着我颜色”，这便显得平淡中的奇崛，诗人运诗功力可见一斑。

甲午战后，林旭岳父沈瑜庆写了一首《哀馀皇》诗，诗中表达了对闽籍子弟为国捐躯的赞颂和收复失地的信心。林旭写了《外舅哀馀皇诗题后》?结尾有“分明家国千行泪?词赋江关漫道悲”句对《哀馀皇》给予家国史诗的高度评价。

林旭所处的时代，是西方列强瓜分中国愈演愈烈的年代，御侮图强是一切爱国进步人士为之奋斗的理想。林旭目睹了帝国主义列强的种种暴行，在他心中有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自觉的民族意识，即使在他的纪游诗作中，也不忘对洋鬼子的挞伐。《暑夜泛姜诗溪》之四云：“桥柱孤栽细石平，相将上去卧纵横。不防山贼防洋鬼，犬吠儿啼锣乱鸣。”洋鬼子的势力竟然深入到穷乡僻壤，所到之处，鸡犬不宁，民不聊生，比“山贼”可怕得多，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已可见一斑。光绪二十二年（1896），林旭与友人同游苏州，目睹日人在苏州开辟租界，挖人祖坟，“暴骨千万”?诗原注：“治日本租界?暴骨千万”　的罪行，新愁旧恨一起涌上心头，他在《虎丘道上》第二首写“新愁旧恨相随续”，强盗们肆无忌惮地挖我祖坟，营造他们的安乐窝，是可忍，孰不可忍！此时在林旭心中，爱国情、民族恨，汇成奔涌的江涛，要向强盗报仇雪恨！在七律《无题》一诗中，诗人对日本强盗装出的“亲善”面目，有着比较清醒的本质认识，诗的末四句，写他忧国忧民的情愫，对日人险恶居心的忧虑不安，使诗人肝脾苦酸，歌吟揪心！

关心民生，同情人民疾苦，在林旭的诗作中也时有闪现。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他返榕省亲，正当苦旱酷暑之时，他在七律《还福州海行》第二首颈、尾联写道：“旱疫应知乡事苦，藩柂未识国谋臧。坐窗兀兀争当瘦，不为微生感独长。”关心民瘼真到了不恤身家性命的地步，可见戊戌英勇殉国，确有其深厚的思想基础而不是三分钟热度。

林旭短暂一生的最后，也是最辉煌的日子，给我们留下了熔铸着他的情和思、血和泪、掩卷发人反思的诗篇。《颐和园葵花》、《直夜》、《呈太夷丈》，是他就缚前十日，即维新变法高潮时期的作品。把这三首诗连起来，联系当时的背景解读，意旨便显豁起来。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荐拔维新人士，实施变法。8月29日，经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举荐，光绪帝召见林旭；林旭对光绪帝的“知遇”隆恩，是不惜以“飘落”相报的。他用“葵花”向阳这个诗歌意象，抒发了不仅要抚心无愧，而且要忠贞不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的诗旨。

慈禧太后擅权误国，民族危亡迫于眉睫，晚清亟须一场拯民族于水火的社会变革。维新运动毕竟像一场久旱的秋雨，像长阴秋空的一声炸雷，给神州大地带来一丝生气。诗人在《呈太夷丈》一诗中，不无欣喜地写出了这一政治形势：“寒生晓梦知方雨，雷转秋阴喜渐开”，春寒虽然料峭，但毕竟有淅沥的春雨滋润，阴霾的长空，也终于渐渐露出希望的阳光！他为维新党人终于有了“救伪”兴利、施展“雄才”的机遇而欢欣鼓舞。但是如何救亡图存，如何治国安邦，林旭自觉涉世未深，心中无底，而又重任在身，所以他要向平日师事的太夷先生请教。诗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和虚心求教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狱中示复生》可以说是林旭的绝命诗。全诗如下：“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慨难酬国士恩。愿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诗写得比较含蓄，颇具宋诗技巧。首句用典，“青蒲”典出《汉书》卷82《史丹传》，原指忠臣伏在青蒲团上强谏军国大事，此指事败已无力回天。次句以“国士”隐指光绪帝，意谓即使慷慨就义，亦难酬报光绪帝知遇之恩。“千里草”是“董”字的拆字，暗指董福祥。据载，在变法维新图穷匕见的关键时刻，林旭与谭嗣同在用武上意见不一致。林旭主张动用提督董福祥的部队，而谭嗣同则主张求助于袁世凯，结果被袁世凯出卖。本初是袁绍的字，此借指袁世凯。陈衍评曰：“千里草二语，实有论议而主张之者。但以诗论，首二句先从事败说起，后二句乃追溯未败之前，吾谋如是，不待咎其不用，而不用之咎在其中，如此倒戟而出之法，非平时揣摩后山（陈师道）绝句深有得者，岂能为此，舍暾谷无他人也。”?

林旭是维新志士，同时也是“同光体”闽派的重要诗人之一。在诗歌创作上，林旭“喜从乡人郑孝胥、叶大庄、陈书、陈衍讨论”，而且得到同光派闽派首领陈衍及其伯兄陈书的具体指导。由于沈瑜庆与陈衍交谊甚笃且有姻亲关系，其子女皆受业于陈衍，故林旭请益于陈衍。林旭也最服膺陈衍诗，常诵不绝口；尤其是从1894年至1898年间，陈书“徇沈兵备瑜庆之招，出而游江宁、池州、淮北、颍州、滁州、苏州以至作宰”，陈书云：“晚岁做客得暾谷（林旭字）与言诗，得孟雅与言词，所谓差强人意矣。夫二子者之作，必传无疑。”?另据沈瑜庆本传记载：1896年沈瑜庆“榷盐皖岸及正阳关与同里陈县令书女夫林京卿旭日课一诗，不数月成正阳集一巨册后并为涛园集”??。就在这四、五年间，林旭、沈鹊应、李宣龚等师从陈书，言诗论词，在陈书的直接指导下进行诗歌创作。林、沈、李三人现存诗集中的作品均为1894年以后的创作，这一点即是明证。言诗课词之余，林旭常与闽派诗人相互唱和，其中，林旭与陈书之间的酬唱诗作就有《八月十五夜呈陈冯庵》、《九月十六日雪和冯庵》（陈书号木庵、冯庵）等十余首；还有《效太夷丈》、《申前意呈石遗》、《张园呈石遗即效其体》等效郑孝胥、陈衍体而作的诗。对于林旭的诗歌，闽派诸元老评价不尽相同：“孝胥以为如啖橄榄，大庄以为似袁昶，衍以为春夏行冬令非所宜。”?

?陈衍《重刻晚翠轩诗叙》云“暾谷力学山谷、后山，宁艰辛，勿流易；宁可憎，勿可鄙。”?

?指出林旭诗歌的艰涩凄苦之处，但林旭的诗风并非一成不变，陈衍又云：“游淮北年余，所作数十首，则渊雅有味，迥非往日苦涩之境。方滋为暾谷喜，而遂陷不测之祸矣。”??

李宣龚在《晚翠轩诗集·序》中指出：“暾谷论诗，虽以涩体为主，然其宗旨在乎能驿众派，不欲妄生分别，为道之大于此可见。且其诗精妍博瞻，虽从后山、涪翁入手，渐亦浸淫蝉蜕于昌黎、临川之间，偶为晚唐，自谓不让韩致光，其自命为何如者。至若五言古七言绝，则无一不深得宛陵、诚斋之家法……求其造诣于古人，视王广陵犹有过无不及。”对林旭的诗作给予很高的评价。

林旭有一首《送春拟韩致光》诗，是步晚唐诗人韩偓（字致光）的《惜花》韵而作的七律。然而在诗旨与造语上，似略胜韩偓一筹。《惜花》是对春去花落的一曲挽歌，亦即送春之意。而林旭的拟诗以文入诗，以叙点明暮春，以议直抒胸臆，体现了宋诗的特点。两诗颔联、颈联均写落花，韩诗写得悲凉、伤感，而林诗写得豪壮。韩诗对春归是被动的，无可奈何的，而林诗却说，早些日子池塘边就已是一派生机勃勃的绿色世界了，这还是未逝的春天，暮春与初夏连成一片，景观并不冷落呵。既然昨日的辉煌连着今天的绿阴和迟暮的花枝，又何必发出伤春的嗟叹呢？可见，在诗歌意境的营造与遣词的独到上，林诗较之韩诗确略胜一筹。

林旭不但自谓不让韩致光，而且还可与深得王安石器重的王广陵（王令，字逢原，广陵人）相比肩。这不仅是由于两人均才高命蹇，英年早逝，而且在诗歌内容、风格上也有不少相似之处。王诗风格近于韩愈，出入卢仝、李贺、孟郊之间，磅礴奥衍，苍劲峭拔。林旭诗“取路孟郊、贾岛、陈师道、杨万里，苦涩幽僻……”?陈衍则认为，“广陵古诗雄肆强力，非暾谷所遽及。”??

由此可以说明，林旭虽属“宋诗派”，但能驿众家，转益多师，因此，后期诗歌克服了“涩”的倾向，有较高的成就。这一点，还可以从他写得情趣盎然的纪游诗中得到证实。

五古《马房沟》就是这样的一首佳作。诗的开头，颇似民谣：“昨日老子山，雨打又风吹。今日高邮湖，过湖日未迟”，明白如话，老妪能解。接着诗作描写“露筋祠”的宏伟辉煌：“金葩扬翠盖，空中见参差”。写溪行见闻更是令人拍案叫绝：“千载苎萝溪，人言浴西施”。描写小火轮“如何杀风景”，如何破坏了溪流的自然宁静，简直出人意表：“何殊铁如意，打碎赤琉璃。刀劙织女锦，车裂文君肌。抇泥断萍根，吹灰黏柳须”，化美为丑的夸张手法运用，令人触目惊心。最后写夜泊：“柁楼得晚饭，新月正如规。焚楮舟谢神，鸣锣官税釐。荷香不见花，暗里勾我诗。风浪一回首，既往亦勿思。”结尾写得何等轻巧、洒脱！然而其所包含的诸多意蕴却耐人寻味。无怪乎钱仲联先生高度评价此诗：“通首精力弥满，有古图画之景色，有古美人之风致，有古子部之恢诡，有古衣冠之伟异。一结亦有千钧之力，非湛思者不办。”??

林旭的诗作，有时还带有游子的浓浓乡情，令人在醇美中陶醉。《二月三日出游》、《友人送末利栽之，谓不活矣，近渐有萌芽，祝之》、《还福州海行二首》等诗，都抒发了对乡土深深眷念、无限热爱的情怀。

梁启超评林旭诗：“孤涩似杨诚斋，却能戛戛独造，无崇拜古人意。”?

?正因如此，在林旭的诗作中，多有清新可人的佳句，诸如：“一鸟能遗音，岂必奏丝竹？一花可慰眼，岂必陈绮毂？诵诗味芬芳，闻香气清淑。领略信靡穷，我亦我能慉。”（《病起漫书》）用叙述、反问相迭的排比句式，增强了诗歌的情感张力，水到渠成地引出结尾两句。《效太夷丈》诗：“松生依涧谷，上为干霄枝。摇落尚不与，繁华岂尝知”；《感秋》诗，在写了梧桐“飘叶聚其根”后，接着写道：“我将种长松，不与时推迁。小庭数盆花，青青亦堪怜。但觉凄清意，莫向西风前”；《张园梅花》：“芳波照影知谁见，斜日攀条却独来”；《窗前细竹》：“相遇惟期共岁寒，雨风也获一窠安。觉来便有凌云思，莫作娟娟墙角看”，托物言志，别出心裁，志向高洁。反复吟咏，确能给人以“孤绝高俗、波澜老成”之感。

综观林旭近二百首诗作，不论是议论时事的篇什，还是托物言志、纪游抒怀之作，都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现实性，绝非无病呻吟、脱离现实者可比。他学古而不泥古，有变化，有创新，有些诗作已达到相当高的艺术境界。

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将林旭封为天雄星豹子头林冲，不论作为戊戌烈士，还是作为同光体闽派青年诗人，这顶桂冠授予林旭，当之无愧。其诗云：

东市朝衣更莫论，弃繻才气误高轩。

当前若语谁能会，欬唾人天万劫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