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阳初（1890年10月26日—1990年1月17日），祖籍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三江镇中兴村五社，致力于平民教育七十余年，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与陶行知先生并称“南陶北晏”。

晏阳初1913年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香港大学前身），后转美耶鲁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学。晏阳初早期开展平民教育运动时，认为中国的大患是民众的贫、愚、弱、私“四大病”，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民众首先是农民，先教识字，再实施生计、文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以造就“新民”，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著有《平民教育的真义》《农村运动的使命》等。

晏阳初在塾师兼乡医的父亲的教育下，他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谙习时势的父亲也深知“书香之外另有世界，西学乃潮流所趋”。因此毅然将少年晏阳初送到几百里之外的基督教内地会创办的西学堂接受新学。1913年赴香港圣士提反书院深造，后转美国耶鲁大学，主修政治经济。

1918年毕业，获学士学位。1919年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攻历史学，获硕士学位。

1944—1945年，美国锡拉丘兹等三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晏阳初大学毕业后，立志献身平民教育。

1923—1949年，长期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总干事。

1926年，在河北定县（今河北省定州市）开始乡村平民教育实验。

1940年—1949年，在重庆歇马镇创办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后名乡村建设学院）任院长，组织开展华西乡村建设实验。

1950年，离台湾赴美国。

20世纪50年代以后，协助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及加纳等国建立乡村改造促进会。

20世纪60年代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任院长及该院理事会主席。晏阳初还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顾问。

1920年，晏阳初回到中国，在归国前，他立志不做官，不发财，将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回国后他首先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期间编制刊行了《平民千字课》等教材。

1922年晏阳初发起全国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3月他转到湖南长沙组织平民教育讨论会,并在长沙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运动计划》，他将长沙分为52个单位，发动400名小学教师以游行、散发传单等方式宣传平民教育。不久他筹资组建了200所平民学校，先后招生2500余人，在长沙实验的全国识字运动是晏阳初平民教育理论的第一次大规模实验，取得了重大的影响，青年毛泽东就曾经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晏阳初在长沙的平民教育运动，一些毛泽东研究者认为，毛正是受到晏阳初思想的影响才觉悟要以简单、务实和经济的方式真正地打到民间中去。1923年在长沙获得成功的晏阳初来到北京，在文化名人张伯苓、蒋梦麟、陶行知以及时任北洋政府总理的熊希龄的夫人朱其慧等社会名流的支持下于3月26日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总干事。平教会成立后先后在华北、华中、华东、华西、华南等地开展义务扫盲活动。

随着平民教育运动的开展，晏阳初逐渐认识到中国的平民教育重点在农民的教育，平教会设立了乡村教育部，经历了两年的实地调查，平教会选择河北定县作为平民教育的实验试点。1926年晏阳初与志同道合的一批知识分子来到定县翟城村，推行他的乡村教育计划，1929年平教总会迁往定县，全力以赴地在这里开展乡村教育的实践。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愚贫弱私”四大病，提出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大方式结合并举，“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连环并进的农村改造方案。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推行的各项平民教育活动都从农民的切身需求出发，着眼于小处：为减少通过饮用水传染的疾病，平教会指导农民修建井盖与围圈，适时消毒灭菌；训练公立师范学生与平民学校学生进行免疫接种；训练助产士代替旧式产婆，向旧式产婆普及医学常识；建立各区保健所，培训合格医生；从平民学校毕业生中培训各村诊所的护士与公共卫生护士；为村民引入优良棉花和蛋鸡品种；组织成立平民学校同学会，建立村民自治组织；改组县乡议会，改造县乡政府。

20世纪30年代初，晏阳初在定县的乡村教育实践得到国民政府民政部次长的肯定，并决定将晏阳初的经验向全国推广，设立了乡村建设育才院，在中国各省划出一个县进行乡村教育试点，期间先后成立了定县实验县、衡山实验县、新都实验县和华西试验区等乡村教育实验区。1940年乡村教育育才院改名为乡村建设学院，晏阳初任院长。1936年，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步伐步步逼近，晏阳初和平教总会在战争威胁下离开定县，向南撤退。1937年晏阳初接到湖南省政府省主席何键的邀请，希望他协助动员三千万普通民众参与抗日，在任上晏阳初撤销了将近三分之二的县级官员，招募了近五千名学者和科学家参与政府工作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基层政治改造试验。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晏阳初曾试图游说蒋介石为乡村教育投入更多资源，但是由于国共内战的因素而遭到蒋的拒绝，在蒋介石处碰壁的晏阳初转而寻求美国的支持，他游说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国会议员为中国乡村教育运动提供资助，最终美国国会通过了一条名为“晏阳初条款”的法案，法案规定须将“4.2亿美元对华经援总额中须拨付不少于5%、不多于10%的额度，用于中国农村的建设与复兴”。

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晏阳初辗转到了台湾，从此晏阳初和他的乡村教育运动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

晏阳初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致力于平民教育七十余年，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与陶行知先生并称“南陶北晏”。他20世纪20-30年代在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实践为定县乃至河北留下了大量有形和无形的财产，据20世纪80年代的统计，定州（即定县）是河北省内唯一一个无文盲县；20世纪20年代晏阳初引入的良种棉花、苹果、白杨等作物和引入培育的良种鸡等仍然广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另外20世纪70年代普遍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以及相关的培养计划，皆承袭自晏阳初在定县的实验内容，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国大陆部分农村推行的村官直选等政治体制改革的试点，也无不是在重复当年的定县经验。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在农村建设方面大量借鉴晏阳初的定县经验，农村的进步成为日后台湾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础。

在河北省定州市东亭镇还有以晏阳初先生的名字命名的一所综合公立高级中学。学校始建于1995年，位于定州市东亭镇东亭村东五百米。

晏阳初离开中国大陆后不久即离台赴美，在美国他协助南美洲、非洲和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推进平民教育运动。

1956年在晏阳初的帮助下菲律宾建立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并实现了真正的民选议会。国际乡村改造学院运行，专门向第三世界国家推广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协助第三世界国家培训平民教育教师。

晏阳初移民美国后，致力于向世界推广他的乡村教育理念，并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顾问。在他的协助下，菲律宾、加纳、哥伦比亚等欠发达国家纷纷推行类似计划。

晏阳初因其对社会底层的关心以及身体力行地深入农村开展乡村教育的行动受到广泛的尊敬，获得很多荣誉。但是在晏阳初的故乡，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人们对晏阳初的贡献几乎一无所知。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的人们才开始逐渐认识晏阳初和他的平民教育理论，一些从事农村问题研究的社会学者如温铁军等将晏阳初在中国大陆中断的乡村教育运动继续下去，成立了晏阳初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委员会、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晏阳初研究会等非政府组织。总体而言，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和民间正在逐步重新认识晏阳初和他的教育理念。

河北定州市有以晏阳初命名的中学以及晏阳初故居。晏阳初在1943年和爱因斯坦等人一起被评选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晏阳初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或者1955年晏阳初被《展望》杂志评为“当代世界一百位最主要人物”，晏阳初得到里根总统的高度评价等等。

1917年，晏阳初在当选耶鲁华人协会会长期间，结识了纽约华人牧师许芹的女儿许雅丽。许雅丽1920年来到上海，在女子体育师范任教。1921年9月23日，晏阳初与许雅丽结为伉俪。1980年8月8日许雅丽突发心脏病医治无效逝世。

在晏阳初的晚年，经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的邀请，他重新获得机会回到中国大陆，于1985年获准访问河北定县，会见了一些亲戚、同仁和校友，并受到了当时政协主席邓颖超的接见。1987年他再次回国访问，1990年1月17日病逝于美国。

1993年，晏阳初的长女晏群英遵照遗嘱将他的一部分骨灰送回巴中安葬。1997年，晏阳初的陵墓在巴中东郊的塔子山建成。

在晏阳初看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话虽旧，“实有至理。人民委实是国家的根本。”然而，当时中国虽号称有四万万人民，但其中80%以上是文盲。而且中国以农立国，这些“有眼不会识字的瞎民”的绝大多数是在农村。因此，为平民办教育，尤其是到乡村中去为农民办教育，“开发世界最大最富的‘脑矿’”，这是关系到“本固邦宁”的根本问题。从1926年以后，晏阳初把平民教育的重点从城市转到农村，教育的对象也由城市平民变为乡村农民，心甘情愿“给乡下佬办教育”。晏阳初从事乡村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进行实验研究。他根据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状况，主张以一个县为实验研究的基本单位。在进行广泛、深入、科学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最终选择河北省定县作为实验区。在中国乡村教育运动中，首创以一个县为基本单位从事乡村教育实验研究。在乡村教育实践中，提出“四大教育”“三大方式”。所谓“四大教育”，即是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四大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当时社会存在的四大问题。其中文艺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知识力，解决“愚”的问题；生计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生产力，解决“穷”的问题；卫生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健康力，解决“弱”的问题；公民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团结力，解决“私”的问题。推行“四大教育”，必须采用“三大方式”，即学校式、家庭式和社会式。晏阳初还主张要“化农民”，必先“农民化”。晏阳初认为，知识分子到乡村去，为农民办教育，要“化农民”，自己首先必须“农民化”。要虚心向农民学习，“给农民作学徒”；要与农民共同生活和劳动，只有在同他们广泛深入的接触中，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需要，更好地为他们服务。晏阳初的教育思想，反映了他的拳拳爱国之心，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社会影响，而且在当下也仍有现实意义。

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教育思想。它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其后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后又由晏阳初本人将其收获的种子播于全世界贫瘠的土地上，继续浇灌几十年，结出了极为丰硕的成果，为中国和世界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培养了一大批平民教育专家和乡村建设人才。晏阳初这位中国四川巴中市人的名字，也在世界各地享有盛誉，被称作“世界平民教育之父”，被联合国聘为终生特别顾问。

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有其自身的特点。他根据“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古训，将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联环扣合、整体推进，创造出一大发现、两大发明、三种方式、四大教育、五个结合的平民教育思想，形成了相当完整的体系，值得高度重视。

一大发现，是指晏阳初在一战时为在法国战场上当“苦力”的中国东北、华北招募去的华工服务当翻译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国有一个巨大的“脑矿”。“脑矿”一词是晏阳初的一个大发现，也是一大创造。它比什么“金矿”、“银矿”都重要。

1918年，晏阳初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第二天，他就应募以教育秘书的身份远涉重洋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的法国战场为在那里的20多万华工服务，当翻译。那时战争快结束了，华工思念祖国、家乡和亲人，但是他们不识字，不会写算，要通信就由晏阳初代他们写。晏阳初目睹华工被美国、英国、法国的官兵瞧不起，称华工为“苦力”。就是这些“苦力”，在战场上很勇敢。挖战壕、救伤员，其中有几千人受到了表彰，表现了中华民族勇敢，坚定、沉着的献身精神，获得了如铁十字等各种勋章。他们并不“笨”，并不比外国人差，只是他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而已。晏阳初想起“人人皆以为尧舜”的道理，重视和尊重他们。他意识到应该把知识教给他们，使他们也能象他一样写算和认识中国的文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征得在法勤工俭学的领神李石曾的支持，为华工办起了“识字班”，亲自选择中国简易文字，用白话文形式编写了《华工周报》。经过三个多月每晚一小时的学习，其中有40多名华工学习较好，获得了识字班毕业证书。晏阳初曾收到法国战场上的一封来信，信中称晏阳初为“先生大人”，说：“你自办报以来，天下事我都知道了，但你的报太便宜，恐怕以后不久会关门，我愿把战争中存下的365个法郎捐给你办报。”这件事对晏阳初思想震动很大，使他认识到中国人并不笨，他们所缺乏的不是“救济”，而是“发扬”，他们不是不可教，而是无教。这20万华工代表了占四亿中国人的80%以上的劳苦大众，他们是中国未来的希望。

过去一般士大夫阶层都认为，普通老百姓属于所谓“下等”阶层，这些人绝大多数都住在农村，他们没有“受教育的资格”，只能做工当“苦力”，他们“不可教”。但晏阳初在办华工识字班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所谓的“苦力”，他们不在于苦力的“苦”，而在于“苦力”的潜在力，只要发掘出来，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1985年9月，晏阳初在阔别40多年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他在成都地区原乡村建设学院校友会欢迎会上深有感触地说：我有一个发现，“即三四千年来所未发现的，我发现了‘苦力’的力。”他还说：在六十年前，“我发现了一个新人物，这个新人就是‘苦力’”。“是‘苦力’教训了我。我不但发现了‘苦力’”的苦，还发现了‘苦力’的力，‘苦力’的潜伏力。他们最需要的不是救济，而是发扬──发扬他们的潜伏力。五十年前回到中国，生意人知道开金矿银矿的重要，忘记了脑矿。世界上最大的脑矿在中国。我们中国一般知识分子没有这个知觉，……几亿中国农民穷在什么地方。为何穷得没饭吃。便是没有发现‘苦力’的力，没有发现他们的潜伏力，所以埋没了他们。许多中国的象林肯、爱迪生、杜威这样的英雄豪杰被埋没了，活埋了。考古学家发现了‘北京人’，那是若干万年的死人，我们发现的是活人，是这世界上有史以来的最大发现。”[1]他认为，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是“苦力”，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都是“苦力”，整个非洲、中美洲、亚洲90%以上皆是苦力。发现这个“苦力”的“力”之后，对于晏阳初来说，这决定了他一生的志向和事业，他说：“我当时发现了苦力的力，我从此有了志愿，回到中国不发财，不升官，我找到了这个大矿。”并且一生要努力开发这个“人矿”、“脑矿”。

晏阳初在为华工服务过程中发现了中国有一个巨大的矿藏“脑矿”之后，就立志要开发这个大矿，他说：“第二点便是发明。发明开人矿、脑矿。”

他的第一发明就是开脑矿的工作──“平民教育”。

1920年，晏阳初从法国战场上回到祖国，看到各方面仍很落后，非常难受。他原在美国是学政治经济学的，对这些问题特别关注。过去一般留学欧美日本的青年回国后不根据中国的情况，只知道照搬照抄别人那一套，结果“救国”无门。晏阳初认为，中国有句古训，叫做“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本不固，则邦不宁。他认为，中国人必知中国，然后才能救中国。因此，他回国后就积极进行社会调查，游历19个省，调查中国平民教育现状。1926年4月，他在《“平民”的公民教育之我见》一文指出，对于教育，要适合各自国家的情况，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有我国的历史文化和环境，亦当有我国所特有的公民教育，方能适应我国的需要。要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公民教育，非有实地的、彻底的研究不可”[2]。

中国的教育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国情就是经济落后，人口众多，80%以上住在农村，他们差不多都是文盲。晏阳初指出，我国过去办教育，成效甚小，一个大的原因就是从事教育的人奴隶式的抄袭外人，漠视国情。他并不反对外国好的东西。他认为，对于本国的历史文化环境务必彻底研究，求得公民教育的根据；对于外国的东西，亦可引为参考，以期适应世界的潮流。

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和探索，晏阳初研究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平民教育”计划和方案，并说服各省有关当局重视平民教育，特别是农村青少年教育。根据当时中华教育改进社的统计资料，全国有八千万学龄儿童，只有七百万就学，且大多是富家子第。此外还有一亿多青壮年，他们都已超过入学年龄，他们都不识学或识字不多。平民教育就是对十二岁以上不识字及识字而缺乏常识的全国男女所施的教育。这些儿童和青壮年是“平民教育”的重点。据此，晏阳初动员了一大批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归国留学生与晏阳初一道， 1923年8月23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由朱其惠任董事长，晏阳初任干事长，陶行知等任干事，负责具体部门工作。从此，中国平民教育终于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以下称“平教会”）成立后，就立即根据中国平民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的历史文化特点编写教材。晏阳初、陶行知与陈鹤琴等人从中国常用汉字中选择最常用的1300个，编成四册《平民千字课》，每册24课，每晚学习一课，为一小时，共96小时学完四册，就能看书读报了。他们在编写教材时，注意到农民为生活而奔波，没有多少时间学习，经济情况低下，没有钱买更多的书，他们就以白话文形式编写这套《平民千字课》，注意以“最短的时间，最小代价、获最大限量词汇”，将四册《平民千字课》在四个月内学完。普通未上过学校的平民学习了这套教材后，就基本掌握了识字的工具。它的目的是：一、认识千余个基本汉字；二、输入这千余汉字所能代表的基本的知识；三、引起平民的读书兴趣。这三点中又以引起读书兴趣更为重要，目的是使他们能够接受平民的“继续教育”。后来，晏阳初又根据实际情况编成《市民千字课》、《士兵千字课》在城市和部队中推行，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第二大发明是晏阳初发明了“乡村建设理论”。它是在“平民继续教育”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和“平民教育”联锁进行、整体推进的理论。

1923年“平教会”成立后，晏阳初他们就选河北定县为“平民教育”整体推进计划的实验县。他们把四十万定县农民分成若干挡次进行识字教育。“平教会”当时的口号是“除文盲，作新民”。他们在扫除文盲的基础上进行平民的“继续教育”。晏阳初根据他所总结出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病症，计划施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它的目标有三：其一是养成自读、自习、自教的能力；其二是灌输公民常识，培养国民应有的精神和态度；其三是实施生计教育，补助、指导、改善平民的生活。1926年，“平教会”从北京迁到定县，1929年晏阳初及其同仁又举家离开大城市，迁到定县，调查和实施“平教会”的“平民教育计划”。晏阳初认为，“要想普及中国平民教育，应当到农村去”，对农民进行以扫盲为目的的“识字教育”。但识字教育只是给了平民以识字的工具，有了工具而不会应用也等于零。必须和乡村改造与建设结合起来。

1933年7月，晏阳初在山东邹平县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报告中指出：“在定县乡村办平民教育，我们觉得仅教育农民认识文字取得求知识工具而不能使他们有用这套工具的机会，对于农民是没有直接效用的。所以从那时候起，我们更进一步觉悟，在乡村办教育若不去干建设工作，是没有用的。……不谋建设的教育，是会落空的，是无补于中国农村社会的。”[3]晏阳初及其同仁从1926年冬开始在定县进行大规模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工作。他们进行了三项重要的工作，这就是：农村教育，送知识下乡，传播农业基础知识，改良品种、防治病虫害；进行农民教育的研究与调查，离开大城市知识分子的象牙塔，钻进“平民”的泥巴墙，和他们生活、劳动在一起，研究他们受教育的状况和他们对知识渴望的心理；搞农村普查工作，进行农村的社会调查、工业调查、农村人口调查，农村概况调查等。这些调查结合农民生活实际，材料可信。正如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附录三指出的那样：“定县的调查工作由于结合改善生活、办学治病、推广农技来进行，所以取得农民信任，调查对象愿意告诉真实情况，资料可靠。”[4]晏阳初他们经过调查研究和定县实验，找到了适合中国农村特色的治国方略，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要建国，先要建民；要强国，先要强民；要富国，先要富民。”这就是以教育为工具，推动经济、政治、卫生、文化全面发展的乡村建设理论。

建设离不开教育。通过教育，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教育与社会、教育与人生、教育与文化发展、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开拓了农村教育改革的新路子。平民教育思想和乡村建设理论是一种新的思路，后来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乡村改造和建设运动。1988年，晏阳初在谈到乡村改造十大信条时指出：“国际乡村改造运动，沂其历史，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战区的华工教育，后来演变为中国的平民教育运动，成熟于定县实验时期。从五十年代起，以中国定县实验的基本理论为基础的乡村改造运动，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推广开来。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我们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实践与理论又有了很大的发展。”[5]而乡村改造的目的，不只是使人们摆脱困境，增加生产。如果只是为生产而单纯地抓生产，不同时策划乡村的平民教育，不努力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与生产技能，不加强人们道德观念和社会认识方面的工作，不提高人们的民主意识与自治能力，不注意提高人们的健康素质，不注意巩固和提高的措施，即使生产一时上去了，也是不能巩固和持久的。因为“人的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需要都是多方面的，并且彼此之间互相联系，满足了一个方面的需要，只是解决问题的某一方面，只是使各方面的发展需要都得满足时才能得到均衡的发展”。[6]

平民教育运动的对象是全体民众，通过教育，使他们成为具有“知识力、强健力、生产力和团结力”的“新民”。晏阳初他们采取三种方式对民众进行教育，即：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

学校式：就是采用平民学校的形式。具体办有“初级平民学校”、“高级平民学校”和“平民大学”。初级平民学校主要针对十二岁以上已超过入学年龄的文盲，进行扫盲工作。进入高级平民学校后，这些学员已掌握了识字的工具，并且脑筋灵敏，思想活泼，可以对他们进行比较系统的训练，以培养乡村领袖。晏阳初等人在定县创立了“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抗战时期在重庆歇马场进一步完善，改为本科性质，定名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由张群任董事长，晏阳初任院长。本世纪六十年代，在菲律宾又由晏阳初创办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其目标和宗旨是为乡村建设培养专门人才。要达到的目标是：1.“劳动者的体力”：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亲自参加劳动，使身体素质得到锻炼和提高；2.“专门家的智能”：要有“一技之长”，有了知识还要能应用；3.“教育者的态度”：因为“人皆可以为尧舜”，作人师的要有“诲人不倦”的精神，才能使受教育者“学而不厌”；4.“科学家的头脑”：因为过去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不好的心惯，叫做“遇事马虎”，遇事只注意皮毛，不重视深刻了解，所以，“要我们的民族能生存在这样科学的世界里，我们就要有追求真理的精神”；5.“创造者的气魄”：“中国人最爱享现成的福，自己却缺乏创造的精神，墨守成规，不求进步”，因此，要培养青年学生的创造精神，以“创造国家民族的新生命”；6.“宗教家的精神”：“我们做一件事，必须要有相当的忍耐力，钉子愈碰得多，愈不要灰心，在中途不变节，只要有坚忍力，总会成功的。”

社会式：它是以高级平民学校或平民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各种活动为中心，使毕业生按照四个方面继续受教育。这主要针对成年人和妇女。青年农民在平民学校毕业后加入“毕业同学会”（或校友会），他们可以利用“流动图书馆”，阅读农民周刊，并向该报投稿。此外还有：组织戏剧社和辩论俱乐部，为村民办无线电广播，传播农业知识；举办墙报、板报、刊登当天新闻及知识技能；调解民事纠纷。还有植树、修路、农业展览、反毒品买卖、禁毒拒赌运动等等。“同学会”会员还可当“表证农家”，向广大农民表演与解说农村建设的知识技能。

家庭式：家庭式教育是中国的特殊教育方式，它主要是“联合各个家庭中地位相同的分子施以相当的训练”，使在家庭中的老少男女都能得到相当的教育，分别有户主、主妇、少年、闺女、幼童五种组合。这种方式常与学校式、社会式结合进行，目的是帮助改良家庭的日常生活，帮助解决家庭与学校之间的矛盾，扩大家庭的责任感，减少对上学青年、儿童的反对和阻力，使家庭社会化、增进家庭的社会责任。

四大教育是晏阳初在定县实验中总结和发展起来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整体推进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晏阳初认为，中国的平民普遍都具有“愚、贫、弱、私”四大疾病，这是定县调查研究的结论。他说：“在定县，我们研究的结果，认为农村问题是千头万绪。从这些问题中，我们又认定了四种问题是比较基本的。这四大基本问题，可以用四个字来代表它，所谓愚、贫、弱、私。”[8]

所谓“愚”，是指那时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不但缺乏知识，甚至目不识丁，他们普遍认为读书只是“读书人”的事，与普通老百姓无关，他们中80%以上都是文盲。所谓“贫”，是指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贫困，不少人是在生与死的夹缝里挣扎。所谓“弱”，是指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是无庸讳辩的“东亚病夫”，人民的生死存亡只得付之天命，所谓科学治疗、公共卫生根本谈不上。所谓“私”，是指中国最大多数人民不能团结，不能合作，缺乏道德陶冶和公民常识，可说是“一盘散沙”。这几个缺点不治，就根本谈不上乡村建设，广大民众只会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

针对以上四大病症，晏阳初他们研究出“四大教育”之法，这就是：以文艺教育攻“愚”，培养平民的知识力；以生计教育攻“贫”，培养生产力；以卫生教育攻“弱”，培养强健力；以公民教育攻“私”，培养团结力。文艺教育包括文学和艺术教育。首先用《平民千字课》教育农民，扫除他们中的文盲，使他们掌握识字的工具，通过文学艺术教育，使平民能应用识字工具，丰富其文化生活。培养平民的知识力，以适应复杂的现代生活。生计教育是指普及科学知识，改善其生计组织，以提高其生活水平。由于农村生产力低下，生产技术落后，经济上又无通力合作的组织能力，只有普及科学知识和技能，使其具备科学头脑，才能解决生计困难。卫生教育是指普及卫生知识，培养卫生习惯，用公共的力量创办公共卫生事业，以提高其健康力，使人人成为强健的国民。公民教育在四大教育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是努力培养民众的团结力，公共心，使受过平民教育的人无论处在任何团体，皆能努力成为一个忠实而有效率的分子。另一方面要在人类普遍具有的良心的基础上，培养和增强民众的判断力，正义感，使受过平民教育的人皆有自决自信、公是公非的主张。这实际上是对公民进行的中华民族自强自立的道德训练。

晏阳初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的特点是紧密结合农村实际，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联环扣合与整体推进，以达到改造乡村实际，创造新的生活，使广大人民成为有创造力、有知识力和公德心的“新民”的目的。归纳起来有五方面的结合：

第一是教育与农民生活、乡村建设相结合。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的目标是适应、改良、创造实际生活，以全体人民的全部生活为起点，以改造民族（或民族再造）为目标。所以，在农村办平民教育，仅仅教农民识字取得工具而不使他们运用这些工具进行乡村建设是没有用的。“不谋建设的教育，是会落空的，是无补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的。”[9]。

第二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晏阳初一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为教育而教育”的作法。一方面使教育者先受教育，主张知识分子与农村实际相结合，与农民相结合，深入农村，向农民学习，“从农民生活中找材料”，根据农民需要编写适用的教材。另一方面，“教育的内容就是建设的需要，教育的过程就是建设的过程，教育就是建设活动”。教育者必须将自己的知识简单易行地教给已识字和正在识字的农民，并且身体力行地示范。这样使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教育者不仅对农民进行知识的灌输和技能的训练，同时注意到使农民运用其知识技能以谋乡村的建设，使教育的结果成为乡村建设的力量，推进和促进新民社会的实现。这就是晏阳初“以教育为经，建设为纬”的平民教育思想。

第三是科学与农村实际相结合。晏阳初认为，民众教育的对象应该是全体民众，而中国最大多数的民众是在农村里的农民。农民是国家的基础，是民族生命的源泉。“使农业科学深入民间”，这是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深知，过去的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大都在城市，“农业科学家与农夫，各自为谋，不相闻问”。还在1923年“平教会”成立之初，晏阳初就动员一大批农业科学家、教授去定县农村实地调查研究和实验，使科学与农村实际相结合，从农民的实际生活中找出切肤之问题，应用科学的实验，以求答案，加以推广。

第四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民族的新生命，塑造民族的新人格，促进民族的新团结。平民教育的“平”字，一是人格平等，二是人人均有受教育的机会，三是治国平天下。因此，平民教育的目的，不只是使受教育者取得识字的工具，取得相应的知识技能，解决生活上物质上的要求和问题，而是要通过平民教育这种手段，达到改造民族生活，使民族再造成为有觉悟有道德有公共心有团结力的新民族。

第五是个人与集体相结合。晏阳初知道中华民族的伟大与智慧潜力，我们的祖先曾对世界文明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但近百年来，由于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官僚地主的压迫剥削，使得他们大多数人变得愚昧无知、自私自利、贪图安逸、不求上进。因此，晏阳初在“公民教育”中创立出一套提高民族自觉心的“组织教育”的方法。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民教育思想，其根在中国。他1985年和1987年以90多岁的高龄远涉重洋回祖国参观访问，他“五体投地”称赞今天的中国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访问期间，他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邓颖超、万里、周谷城的亲切接见，他仍然关心农村的建设，他说：“科学不应是少数人享受的，而应是全世界劳苦大众都享受的，应该成为他们的知识，成为他们的技能，使专家的所有科学知识能够打入到民间去。”[12]他表示：“我们愿意把我们70多年在乡村深入民间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协助人民解决问题所取得的一点知识献给祖国。”[13]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理论，在中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农、科、教结合建设新农村的实践中仍有借鉴意义。

注释：

[1][5][6][7]《晏阳初全集》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第482─483页、557页、566页。

[2][3][8][9][10][11]《晏阳初全集》第一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第65页、246页、247页、246页、320页、423页。

[4]张世文《定县农村工业调查》，1935年第一次印刷，四川民族出版社1991年9月再版，第473页。

[12][13]晏阳初1987年7月10日在北京欧美同学会上的讲话，见《晏阳初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309页、308页。

1945年11月13日被美国旧金山市授予“荣誉公民”称号。

1955年10月，美国《展望》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VIP:The World's 100 Most ImportantPeople”，这篇文章将晏阳初列为当代世界100位最主要人物之一，尊称他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真正的哲学家和人道主义者”。

1967年5月2日被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授予最高平民奖章“金心奖章”。

《平民教育概论》（1928年）

《农村运动的使命》（1935年）

《十年来的中国》（1937年）

《九十自述》（晏阳初口述，李又宁著，未完成）

晏阳初乡村建设之“道”

晏阳初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学家，一生致力于落后地区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事业，被尊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曾被联合国聘为终身特别顾问。1943年，晏阳初当选“世界上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名人”之一，与爱因斯坦等同获殊荣。晏阳初曾将自己比作平民教育的传教士：“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为了这一目标，他放弃都市优越的工作条件与舒适的生活环境，“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和农民同起同居”，成为一名乡村的“科学布道人”。

晏阳初从小熟读儒家经典，又接受过系统的西方现代教育。1918年，他远赴法国，任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在20万旅法华工中开展卓有成效的识字教育活动，使其中38%的人摘掉了文盲帽子。回国后，晏阳初全心致力于平民教育活动，并于1923年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担任总干事。他认为，中国平民教育的关键在乡村，而“欲化农民，须先农民化”。为此，他先后组织同人深入长沙、定县、北碚等地推进平民教育。其中，定县实验历时最长（1926—1936年）、影响最大。在定县推行平民教育的过程中，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当地农民，晏阳初于1929年毅然携碧眼金发的年轻妻子许雅丽女士及襁褓婴儿离开北京，举家迁入偏僻艰苦的定县，“穿粗布大褂，住农民的漏雨的房子”，在这里安家落户，一住就是八年。他有一段真诚自白：“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按照晏阳初的说法，教育并不是高高在上的“训育”，而是“到乡间来求知道”，“努力在农村作学徒”。在他的感召下，有部分知识分子也怀着一腔真诚，举家迁居定县，脱下西装，换上农民的粗衣布衫，长期跟农民一起生活，传播知识，形成了令人瞩目的“博士下乡”同农民为伍的亮丽风景。

在定县实验中，晏阳初逐渐形成乡村建设的整体思路。他将中国农村的问题归为“愚、穷、弱、私”四端，主张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分别加以医治。在定县，“平教会”的知识分子们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和喜欢的方式，编写了600余种平民读物；选编了包括鼓词、歌谣、谚语、故事、笑话等60万字的民间文艺资料，搜集民间实用绘画、乐谱等；组织歌咏比赛、农村剧社，举办各种文艺活动，以救农民之“愚”，培养他们的“智识力”。他们进行农业科学研究，创办实验农场，改良猪种和鸡种，对农民进行“生计训练”，开办生计巡回训练学校，训练比较热心、能干的中青年农民“志愿者”作“示范农户”，来带领其他农户使用新技术。还组织农民自助社、合作社、合作社联合会，开展信用、购买、生产、运输方面的经济活动，以治农民之“贫”，培养他们的“生产力”。他们实施卫生教育，普及卫生知识，培养卫生习惯，还创建农村三级医药卫生制度，村设保健员，联村设保健所，县设保健院，以救农民之“弱”，培养他们的“强健力”。他们对农民进行公民教育，以救农民之“私”，养成他们的公共意识与合作精神。

晏阳初对于农民的公民教育特别重视，指出：“假使农民的知识已经培养起来了，生产技术也改良了，科学化了，体格也强健了，要是没有团结力，所谓民力培养，完全失去目的，也是枉然！”他将公民教育作为平民教育的中心，创立了一套提高民族自觉心的“组织教育”的方法，如将历史人物的故事汇编成小册子发给村民读，通过岳飞等农民耳熟能详的人物故事培养他们的民族意识；让农民在平民学校里接受简单的教育后，发动他们组织同学会，使中国农民第一次有了自发组织的社区生活，后来这些同学会成了晏阳初对农村进行民主改造的基础。与此同时，晏阳初还在定县领导建立了乡县议会组织，通过招募一些积极热心的人组建公民服务团，让农民进入乡镇的公民大会，或县、镇里的管理委员会以及农村改造委员会，通过介入公共管理培养他们的公共意识。

“科学布道”过程中，晏阳初最大的创造，是将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紧密结合、整体推进。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的目标是适应实际生活，改良实际生活，创造实际生活，实现民族再造。所以，在农村办平民教育，如果仅仅教农民识字和掌握一些技能，而不教会他们运用这些技能进行乡村建设是毫无助益的：“不谋建设的教育，是会落空的，是无补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的”。为了进行乡村建设，晏阳初进行了三项重要的工作，一是加强农村教育，送知识下乡，通过传播农业基础知识、改良作物品种、防治病虫害等举措，“使农业科学深入民间”；晏阳初深知要提高农民的素质，就必须使“农民科学化”，要使农民科学化，就必须使“科学简单化”。为了改善定县农民的经济生活，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比如改良棉花的选种、提高母鸡的产蛋率等。二是进行农民教育的研究与调查。晏阳初反对“为教育而教育”，主张知识分子要“从农民生活中找材料”，和农民生活、劳动在一起，研究他们受教育的状况，根据他们的需要编写适用的教材，使教育的结果成为乡村建设的力量，推进和促进新民社会的实现。三是进行农村普查工作，先后完成了农村的社会调查、工业调查、农村人口调查、农村概况调查等，为乡村建设的展开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

定县改造是晏阳初为了推进全国性的平民教育和社会改进运动做的重点试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在乡村自治的基础上，定县在中国第一个实现了“宪政精神”框架下的县级自治，推而广之，河北省也成为“自治”模范省。作为一个可以推广、可以复制的模型，定县模式对当时其他地方的乡村建设起了示范作用。据1980年代初河北省的调查材料，由于平教会的工作，定县在抗战爆发前已成为无文盲县，消灭了天花；而平教会当年引进的良种猪、优质白杨和良种苹果，依然享誉河北，致富于民。

晏阳初常说，“三C”影响了我一生。他说的“三C”，就是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具体来说，就是来自中国古代的传统儒家民本思想，来自西方的基督教精神和来自基层的民间疾苦和民众智能。他告诫世人说：“世界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晏阳初很早就许下诺言：“不做官，不发财，把我的终身献给劳苦的大众。”观其一生，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