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都新田以平望、牛村、台神三座古城组成了宫城，今平望、牛村高大的宫殿台基为公宫。宫城之东千余米，都由东西或南北两座小城组成。宫城东西，分别是宗庙和社稷地；宫城之南、之东南，为晋国公室控制的手工业作坊区；在汾河之东的平望—西高村、浍河之北的上马等地为贵族、国人墓葬区，而公室墓地则在浍河之南的峨嵋岭北麓的柳泉。

曾经创造了辉煌春秋历史的晋国，在公元前376年被韩、赵、魏瓜分。两千年过去了，人们眼中的晋国，早已面目全非，留下许多无法分不清是真是假的传说，如《说苑》、《东周列国志》。就是公认比较真实的史籍《史记》、《左传》、《国语》，其后的各个注解也众说纷纭。

对于晋国和晋文化来说，在现代考古学即将诞生的前夜，有两个清初学者需要提及，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和智断曲沃县“人熊案”的张坊。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响亮口号，终老曲沃；张坊是乾隆年间的曲沃县令。顾炎武考证出叫嚣了多时的晋始封于太原的谬误，而谬误的始作俑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西晋杜预，指出“窃疑唐属之封以至侯缗之灭，并在于翼”。晋景公迁都新田在何处？众望所归，即曲沃古城，也称为凤城古城，张坊则通过实地考察，确定的新田所在地，多年后已成考古发掘所证实。天堂上的张坊，自应欣慰。

对于侯马晋国遗址来说，应当记住1952年发现它的崔斗辰，时任山西省文化厅厅长。他热爱文物，每到一地，总要转转，也就是现在的考古调查。当他看到西侯马、白店地里有很多瓦片、陶片时，敏锐地意识到，这里是古晋国的重要地方。由此拉开了侯马晋国遗址调查、发掘、研究的序幕。1957年被确定为晋国最后一个都城新田，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所做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在全国同时期也最多。

晋国都城唐、翼、故绛，仅有记载和传说，到现在为止，确定的也就是侯马晋国遗址。而且，1961年公布国保时，明确指出是晋国遗址，这在国保、省保甚至县保，也不多见。

在东周列国都城发现与研究中，独有侯马晋国遗址遗迹类型多和发掘面积大，发现成果也就多。有活人生活和生产的城址、宫殿、居址、手工业作坊，有祭祀天地、祖先及盟誓的祭祀坑，有人死后的墓葬和墓地等。

以宫城为主体，左祖右社，注重军事防御、手工业生产、祭祀活动等构成了晋都新田的筑城模式，反映了当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背景，但不设郭城，颇为另类。

铸铜作坊遗址和侯马盟书，至今为其他国家所无法媲美。东周时期，晋式铜器占有了北半个中国，一平方公里的铸铜作坊于世界，都是少见的。东周时期或先秦时代，出盟书的就两个地点，一个是侯马盟书，另一个在河南沁阳，据有的专家考证侯马和沁阳互为对立，都是同一时间的，在侯马盟誓场面中，要防止或诅咒的人，他们在沁阳也在防止或诅咒在侯马的主盟人和参盟人。

这里出土有很多精美文物，现在已在国家、省博物馆展出，如盟书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上马的庚儿鼎和铜壶在山西省博物馆等，展示晋都新田的辉煌。建晋国古都博物馆，就选在晋都新田，古文化氛围更浓重、更强烈，而且，在馆址四周星罗棋布地分布着保留至今的地上、地下文物遗迹，更容易体味出别具一格的千年风采。

1950—70年代，以晋都新田为核心研究 “晋国”。据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回忆，1979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苏秉琦老先生已经给他的学生讲“春秋时期，南边有个楚文化，北边有个晋文化”。1980年以后考古学界开始提出晋文化。1985年晋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侯马召开，1994年丁村文化暨晋文化学术研讨会又一次在侯马召开，2001年晋国新田文化学术研讨会在侯马召开，2003年 “晋学”的提出晋国古都文化节在侯马举行，一步步走向深入。晋国终结地侯马两千多年后，成为新兴且富有生命力的“晋文化”诞生地。

这些都是由于侯马有晋都新田，晋国和晋文化变成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新田、晋都、晋文化在人们心中植根。

以侯马为起点，晋文化溯源工作是1979年调查天马——曲村遗址开始的，虽然在1963年进行过小规模的发掘，收获甚微。1980年开始连续多年的发掘，现在晋文化侯马之紧接着就是天马——曲村。今天轰动国人的晋侯墓地，是侯马晋国遗址发现四十年后的1992年因被盗而被发现。

追流工作就更多了。长治分水岭、太原金胜村251墓即赵卿赵简子墓，临猗程村、万荣庙前、榆次猫儿岭、长子鲍店等，特别是长子鲍店，应当是晋公从侯马迁到屯留或端氏的墓葬。

东周时期，王权分裂，僭越现象时有发生。强大的晋国赋予了晋文化的丰富多彩，在同一时期的周、秦、楚、燕、齐、鲁、吴、越、郑及戎狄文化中，都有晋文化的文物发现。战国时期，瓜分了晋国的韩、赵、魏都在晋文化的基础上有了新的进步，中原考古学文化被称为三晋两周地区，足以说明。2001年陕西省秦始皇兵马俑中出土了一件大铜鼎，完全是侯马铸铜遗址的风格，甚至就是出自侯马，秦国是没有的。

提到东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不能不提及侯马晋都新田。研究先秦时代的历史和考古学文化，如果缺少了晋国和晋文化，就如同王冠上缺少了镶嵌最美最大的明珠。

因为有了侯马有晋国遗址，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心侯马，华国锋、钱伟长、李铁映曾亲临侯马，郭沫若没有来过侯马，但他写过两篇文章研究侯马盟书。来侯马踏寻的知名人士不计其数，吴玉章、田汉、常香玉及许多国际友人。

在考古学界，来到侯马参观、考察的人不计其数，亲自工作过的知名考古学家就有几十人，升至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黄景略，现任考古专家组组长，上世纪六十年代大会战时，他是队长，以侯马发掘的经验和教训基础，在他手里，八十年代形成了《田野考古操作规程》，约束和指导全国各地的考古工作。

晋都新田就是侯马最好的名片。

1993年4月，田建文为山西省考古学会第三届年会提交了《新田模式—侯马晋国都城遗址研究》的论文，是他对侯马晋国遗址的基本认识。15年过去了，《上马墓地》《侯马铸铜遗址》《晋都新田》《侯马乔村墓地1959—1996》陆续面世，使再度研究成为可能。

早在1995年编写《晋都新田》时（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编《晋都新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我参加了第二章“城址”除“白店古城”外的全部写作并整理了《新田晋都古城》，后者是牛村、平望、台神、马庄四座古城勘探、试掘工作的总结。当时就意识到宫城的废弃时间要早于晋国彻底灭亡的公元前376年（《史记·晋世家》：“静公二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灭晋后而三分其地。静公迁为家人，晋绝不祀。”这一年为公元前376年）。具体说：

1.牛村古城 1957年在东城墙南端做过小面积的发掘工作，并发现打破城墙的M1，随葬陶鬲、盖豆各一件，“年代为铸铜遗址或侯马晋国遗址分期的中期，约公元前470年左右。”（《晋都新田》第二章1985年）南城墙发掘后，通过与其南石圭作坊遗址陶器分期比较，认为古城年代在公元前500～前420年左右。“据此，我们初步认为牛村古城兴建于公元前六世纪下半叶也即晋都新田绛都初期稍晚。废弃时期约在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也即晋都新田绛都中期之末。”（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山西侯马晋国遗址牛村古城的试掘》，《考古与文物》1988年1期。）这一断代，其上限下限都需要再做延伸，但作为牛村古城的繁荣期则是恰当的。

2.平望古城 “大型夯土台基（公宫）东南的3号夯土之南不远，1976年发掘了两座南北向土圹竖穴墓……M1随葬陶鬲、盖豆、壶各两件，M2除随葬陶鼎、盘、鉴各一件，盖豆、壶各两件外还有铜车軎、带钩、玉蝉、骨饰等……这二墓年代在春秋晚期偏晚阶段，约铸铜遗址Ⅳ段，墓主生前可能属下大夫一级……公元前500年前后各四、五十年应是平望古城的繁荣期。”（《晋都新田》）

众所周知，晋都新田的“宫城”由牛村、平望、台神三座古城呈“品”字形构成，牛村古城发现的打破城墙的公元前470年左右的墓葬和平望古城城内在春秋晚期偏晚阶段已经有墓葬分布了，说明最迟在“三家灭智氏”的公元前453年之后，新田作为晋国都城已开始进入衰落甚至废弃阶段了，也意味着同一时期的柳泉墓地四组大型墓葬不属于“品”字形宫城。

柳泉墓地位于新绛县峨嵋岭北、浍河南柳泉南坡上（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新绛柳泉墓地调查、发掘报告》，《晋都新田》），发现四组大形墓，每组有一大两小并列一处，大者居中，两边者较小。其中两组大墓上，保留有大于墓口、高2米的经夯打过的封土。发掘的M301，墓口长15米、宽12.6米，深16.8米，积石积炭，一棺一椁。残存的铜盘、鉴、编钟和石磬、玉器、瓷器、陶鼎等，时代在公元前400年前的战国早期，墓主非幽公莫属，M302为其夫人。其余三组有可能是出、敬、哀、烈、孝、桓公中的三位及夫人。

既然公元前453年之后“品”字形宫城衰落甚至废弃，至少是埋葬在柳泉墓地的四位晋公，生前居住在哪里？这就使我们自然而然考虑到侯马晋国遗址中最晚的凤城古城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1960、1988年凤城古城遗址、墓葬发掘报告》，《晋都新田》）。

凤城古城位于侯马市凤城与曲沃县城之间浍河北岸台地上，分外城和内城，均近方形，内、外城南部都被浍河水冲毁。外城东城墙被日军侵华时修建的飞机场破坏，东北角被曲沃县城覆压，现在仅残存北城墙和西城墙。经勘探，北城墙残长3100米，西城墙残长2600米。1960年试掘时发现外城的西城墙外有宽25米、深3米左右的城壕。外城东、南城墙若依西、北残存城墙计算，周长就是11400米，也就是说凤城古城外城城圈至少在11公里以上，这还不包括浍河水冲毁的部分。内城位于外城中部略偏东南，北城墙长1100米，东、西城墙分别残长600米和1000米。1960年试掘的陶片没有整理就散失了，1988年在北城墙外中部偏西现曲沃机电厂发掘探沟一条。据此认为：“凤城古城外城建筑年代，应始于战国初期或更早些……凤城古城内城，包涵遗物多为西汉时期的瓦类。据调查所知，内城应略晚于外城，似为西汉时期的宫城。”古城及其附近也发现了一些遗存，以1959年以来陆续发掘的战国早期至东汉时期的乔村墓地最为著名。乔村墓地位于古城西城墙外2公里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乔村墓地1959～1996》，科学出版社2004年7月），到1996年发掘墓葬1032座，其中战国早期33座、中期626座、晚期（含秦）260座，汉墓81座、不详32座。除外，1988年曲沃机电厂曾清理10座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墓葬（《晋都新田》）。反映了凤城古城的使用和兴衰情况。

“凤城古城从现有材料分析，无论内城还是外城，营筑年代都偏晚，绝不可能是古曲沃或新田，它是秦、西汉的河东郡绛县县治，到东汉改称绛邑县，北魏孝文帝时期被废。”（《晋都新田》）而“战国初期或更早些”的外城年代引起我们的注意。先看时间和地域上相近的两座古城。

1. 赵康古城 位于襄汾县赵康、北柴、杨威、史威四村之间（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山西襄汾赵康附近古城址调查》，《考古》1963年10期），也分大、小二城。大城平面呈长方形，周长8480米，城外有护城河。北城墙保存最好，全长1530米。小城倚大城北部正中间而建，周长2700多米。该城建于春秋时期，延用到汉代，是汉代河东郡临汾县。

2. 禹王城 位于县城西北约7.5公里处，先为战国时期魏国都城，即魏都安邑，亦为秦、汉及晋的河东郡治。由大城、中城、小城和禹王庙组成（陶正刚、叶学明《古魏城和禹王古城调查简报》，《文物》1962年第4、5期）。大城略呈梯形，除北城墙外，其余三边均不是一条直线。西城墙全长4980米，随地形起伏而曲折，是弯曲最多的一边；南、北城墙长3565米、2100米，东城墙仅存北段残长1530米，现存周长12175米，复原周长15500米；中城位于大城内的西南部，形状略城方形，周长6500米。小城在大城的中央，周长3270米。大城城内中部有战国时代的遗迹，遗存较丰富。中城和小城的城内及附近，也有战国遗存。

建于“战国初期或更早些”的凤城古城外城，其规模超过了赵康古城，也超过了禹王城，至少与它不相上下。更远远超过了稍早的晋都新田“品”字形宫城中的任何一城；由于规模相差悬殊和时代稍晚，也可排除类似马庄、呈王、北坞古城作为某一晋国卿大夫的“卿城”的可能。规模上考虑只能是晋公才能有此级别，同时期还正好发现有柳泉晋公墓地。

进而再看侯马晋国遗址，就可以发现这个遗址由东、西两组构成。西组是晋都新田的主要内容，“品”字形宫城、“卿城”、包括“左祖右社”和部分墓地等；东组是凤城古城和乔村墓地等。最迟在公元前453年到公元前376年，“品”字形宫城被废弃说明晋公离开了宫城搬进凤城古城。由于两地为邻无所谓迁不迁都，柳泉墓地随之出现晋公墓葬。

凤城古城有没有名字？这要从晋幽公说起。《史记·晋世家》：“幽公之时，晋畏，反朝韩﹑赵﹑ 魏之 君。独有绛﹑曲沃，余皆入三晋。”“绛”是晋都新田，“曲沃”是古曲沃，在今闻喜上郭一带，当年“谋去”的“故绛”和“翼”已经不属于晋国公室所有了。“十八年，幽公淫妇人，夜窃出邑中，盗杀幽公。”条下索隐：“《纪年》 云 夫人秦嬴贼公于高寝之上。”这条记载的“邑”值得关注。

“邑”，《礼记·祭法》：“天下有土，分封建国，置立都邑。”郑玄注：“建国，封诸侯也。置都立邑，为卿大夫采地及赐士之有功者之地。”所以《国语·晋语四》便云：“公食贡，大夫食邑。”至少到了春秋时期“邑”与“都”有了区别，“凡邑，有 宗庙先 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孔颖达疏：“小邑有宗庙，则虽小曰都，无乃为邑。为尊宗庙，故小邑与大都同名。”（《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再看晋国，自“昭侯元年（公元前745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曲沃邑大于翼。翼，晋君都邑也”后（《史记·晋世家》），就不见“邑”作为都城的代名词了，代之以县，从公元前627年“晋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县赏胥臣”开始（《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以后就更多了，如公元前514年“晋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很少有再称作“邑”的了。

再看晋幽公，夜晚应当住在“宫城”中，可记载他夜里偷偷地出了“邑”，最后被反叛者杀了，说明这个“邑”不是“宫城”或“宫城”的某个地方。在他的“独有绛﹑曲沃”中，只有“凤城古城”时间及其规模都与之相应。是故，凤城古城就是战国时的“绛邑”。其实乔村墓地战国晚期出土器物上屡见“降（绛）亭”戳记，依照汉代惯例为“降（绛）邑市亭”之省，参考东汉时期将“绛县”加一邑字为“绛邑县”，可以证明“绛邑”由来已久，断非无由之物。

晋国哪个公搬进凤城古城？也就是“绛邑”。《史记·晋世家》，“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孙骄为晋君，是为哀公。哀公大父雍，晋昭公少子也，号为戴子。戴子生忌。忌善知伯，蚤死，故知伯欲尽并晋，未敢，乃立忌子骄为君。当是时，晋国政皆决知伯，晋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强。”最有可能是晋哀公元年的公元前457年到三家灭知氏的公元前453年，搬进的原因当是“知伯欲尽并晋”和“晋国政皆决知伯，晋哀公不得有所制”。惜乎没有建设“绛邑”的任何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