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领导建立的民主政权。1941年7月7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辽县（左权县）桐峪镇召开。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建议，会议同意将鲁西33县划入本区，临参会遂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会议选举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杨秀峰为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戎伍胜为副主席。全边区划为21个专区，190余县，人口2500余万。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挑起内战。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了重组根据地和成立新的中央局的战略大调整，8月20日，宣布成立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简称中央局和军区），与抗战时期成立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简称边府)同驻河北涉县。

因战事紧张，边区领导投入到上党战役中，战役尚未结束，刘邓便挥师东进，把邯郸(平汉)战役的指挥所设在了靠近战场的峰峰。邯郸战役的结束，挫败国民党内战部署同时，边区保卫抗战果实的斗争宣告胜利。

边区机关为适应形势需要，进可攻退可守的武安，成为迁驻地的最佳选择。11月11日至13日，中央局在河北峰峰召开了全体（扩大）会，明确了边区党政军今后工作的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会后调整和理顺了边区各直属机关。

各机关先后由涉县、辽县（左权县）、峰峰等地转入到太行山下的武安县。中央局和边府及直属机关驻伯延镇及附近村庄，有些厅局驻武安城（建设厅、工商总局等）；军区及直属机关先驻午汲、下柏树，后驻龙泉村。

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经过艰苦谈判，达成停战协定。和平建国初显一缕曙光，解放区人民欢欣鼓舞。2月8日，边府在武安召开各界人士5000多人参加的庆祝和平民主大会。边区领导诚实地履行国共双方军调处代表达成的协议，在伯延镇为释放后的马法五、刘世荣二位国民党将军饯行。国民党释放新四军叶挺军长等人。

1945年下设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行署，22个专署，154个县，东起津浦路，西至同浦路，南抵陇海路；北接石德、正太线，包括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的部分地区。全区面积1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2551万。

人民日报创刊，边区机关于1946年3月初，相继由武安县迁往邯郸市。中央局和军区驻市西南郊庞村一带，边区政府驻城内日伪县政府旧址。边区机关驻邯郸期间，围绕着减租、生产、练兵，开展政治、经济、文教卫生等项事业建设，召开了边区一届二次参议会，创办了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6月23日，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在占领张家口之后，全面发动内战，扬言要占领邯郸，消灭边区。边区领导遵照毛泽东主席战略部署，以退为进。边区机关陆续撤离邯郸返回武安。9月以后，中央局和军区机关驻冶陶镇一带；边府及各机关驻三王村及附近村庄。这样就使主力部队减轻了保卫邯郸的沉重负担。1946年12月12日，以水东军分区等为基础建立豫皖苏军区。

《人民日报》从1946年5月15日创刊到1948年6月15日终刊，发行746期，还出版了民主革命时期篇幅最多，内容最丰富的《毛泽东选集》一部。

1947年是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边区机关在邯郸的活动更加紧张和繁忙。3月，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撤离延安后，牵着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在陕北周旋。5月15日，刘邓在冶陶镇主持召开了南征会议。6月30日，12万大军一举突破了国民党视为可抵四十万大军的黄河天险，千里挺进大别山。7月至9月边区代表团参加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制定。10至12月召开边区土改整党会。这一年的确不平凡，从延安转移来的一大批学者、专家和延安保小的学生，工作学习生活得到了保证。著名的国际友人斯特朗和柯鲁克夫妇等来邯郸访问后，编辑出版《中国人征服中国》和《什里店—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书籍，在西方国家发行并产生了巨大影响。

1948年，国共两党战略大决战前夕，驻邯郸的边区党政军等机关奉命陆续撤离，迁入平山及附近各地，并入华北解放区各机关，接受中央委以的重任：做好进城准备，在成立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上，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晋冀鲁豫边区建置于同年5月撤销。

1941年10月15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布施行了《晋冀鲁豫边区公布奖励生产技术的办法》。该办法主要内容有:凡有规定条件的依本办法奖励。有重大发明的，给以特别的奖金。受本办法奖励的发明及改良、政府得公布全边区采用。有正确设计而无力试验者，请求政府给予试验费或试验场所。请奖人呈请奖励时，须附呈其发明品物样或图案与新方法的说明书。如果有冒充、顶替、骗取奖励者，经发现后得追缴其奖励金。

消灭封建土地制度，边区机关驻邯期间，中央局把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当作保卫解放区大事之一，在全国率先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

1945年11月，中央局在全区掀起了以反奸、清算、诉苦、复仇为主的群众运动，敌伪在农村的残余势力很快被催垮。1945年12月，武安县召开4万人的公审大会，枪毙了李茂斋、韩老三等8个汉奸恶霸。1946年初，中央局发布了《关于晋冀鲁豫区进一步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将群众运动引导到减租减息的斗争上来。继而全区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性减租减息、清算租息、迫使地主拿出土地赔偿积欠的农民运动。当时武安县的群众运动，在中央局的直接指导下，成为全区的典型，至2月，全县188个村的农民得地135896亩。

1946年4月，刘少奇在延安召集薄一波和华中分局的邓子恢、山东分局的黎玉参加的汇报会。薄一波作了“一条批准九条照顾”的发言，提出照顾中农利益，照顾富农的自耕部分，照顾“军干属地主”（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之家属中属于地主成分者），等等。5月4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后称“五四指示”，是指导解放区农民运动的纲领性文件。

1946年6月10日，中央局在邯郸市召开土地会议，传达“五四指示”和毛泽东主席有关的重要指示，提出了贯彻执行的意见。全区经过七八九三个月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三分之二的地区，两千多万人口基本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1947年6月，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中央于7至9月举行了全国土地会议。会议讨论了土改和整党两大问题。大会研究制定并最终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简称《大纲》），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大纲》是中国共产党面向全国公开高举的一面旗帜，它和解放区已经实行的土改，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广泛的政治影响。

1947年10月2日至12月26日，由中央局召开的边区土地会议在武安县冶陶镇举行，1700多名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了会议。会后全区开展了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边区成为同国民党大决战的大后方。

在战争条件下，边区机关把发展生产摆在重要位置，有力地支援战争。

在土改运动中，用党的政策保护城镇工商业。解放初期边区内的城镇迅速收复，土改中发动起来的农民，不仅分土地分浮财，而且要求分地主工商业。由于基层干部的政策界线不清，沿用农村的“雇佃贫”，在城镇搞起了“工店贫”运动，导致工商业者关门停业，市场萧条。对待这一问题，中央局从政策上进行分析，弄清汉奸、恶霸、官僚的含义，对真正的汉奸、恶霸、官僚资本进行没收，对私营工商业严格区分。中央局和边区政府利用会议、报纸等各种形式，大力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端正干部群众思想，鼓励工商业者打消顾虑，积极经营。1946年6月8日，边区召开职工总会二届二次会议，果断地停止了“工店贫”运动和联合斗争地主工商业的错误，市场形势得以好转。

受中央委托召开华北财经会议，为发展解放区经济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机遇。1947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晋冀鲁豫中央局负责筹备和召集华北财经会议的指示。中央局成立了由薄一波、杨立三、杨秀峰、戎伍胜组成的筹备处。3月10日至5月11日华北财经会议在冶陶镇举行，会议座谈讨论的内容涉及到华北财政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3月25日进入正式会议阶段，主要任务是解决财政困难，保证战争所需要的财力供给。各区代表在会上作了本区财经工作情况的报告，集思广益，作出了《华北财经会议决定》，并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会后，各解放区的财经政策得以统一，缓解了财政困难，增强了经济实力。

深入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制定发展工商业政策。华北财经会议后，中央局审时度势，把恢复和发展工商列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议事日程，作出了调整工商业政策和扶持发展的具体措施。调整工商业政策中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有力地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大发展，带动了各项事业的繁荣。1948年4月19日，薄一波给中央写出了《关于发展工商业的报告》，毛主席于4月29日批转给中共中央东北、华东、西北、中原局及热河、晋绥分局，请各地领导研究并参照办理。边区经济建设的实践成为贯彻“十六字方针”的典范。

晋冀鲁豫边区的历史虽过去60多年，但3000多万边区人民为中国革命胜利所做的贡献永垂青史。

1941年10月26日，晋察冀边区

在战争期间，边区人民一边土改生产，一边参军支前，不仅成为刘邓、陈谢、陈粟、徐帅各路大军的力量源泉和坚强后盾，还对东北、西北、中原战场作出了有力支援。

支援晋冀鲁豫野战军，三年解放战争，全区参军农民达148万人；军区成立战勤指挥部，在作战区设分区、县、区、村四级，统一组织战勤工作，按实际需要调度县区民工、担架、粮食等开展支前活动；抽调干部接管刘邓大军解放的新区，刘邓大军和陈谢兵团执行不同方向的反攻任务，中央局先后抽调四五批干部调入新区，1948年6月，4700名解放区干部到达中原。

扩充内线野战军解放山西。晋冀鲁豫野战军展开外线作战后，内线所剩无几，可阎锡山的军队还占据着以太原为中心的大片地区。1947年秋，在延安养病还未痊愈的徐向前，向中央请战出山，被任命为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他来到军区司令部驻地武安县冶陶镇，向中央局提出了扩充内线野战军解放山西的问题。薄一波当即表示同意，从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抽调地方主力整编成3个野战纵队和3个独立旅共5万人，归徐帅指挥，解放山西的整个过程是由外围向太原中心逐渐推进。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攻坚作战，晋中以外的据点全部攻克。1948年5月17日，临汾战役取得胜利。一个月后晋中战役结束。

适应战局调整，供应陈粟野战军。1947年9月，华东野战军主力六个纵队在陈毅、粟裕率领下，越过陇海铁路，执行外线作战任务。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陈粟野战军受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陈毅、粟裕、张云逸、邓子恢加入中央局委员。邓小平为中原局书记兼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薄一波为中央局第一副书记兼代理书记，陈毅为第二副书记。中央局接到党中央战局调整和要求边区供应陈粟野战军的电报后，派滕代远和杨立三立即前往并住在冀鲁豫区，负责给陈粟野战军送粮食、衣服、补充兵员，组织民工支前等。中央局和边区政府商议，立即筹款，每天保证陈粟大军25万元经费（每万元折合小米900斤）。刘邓、陈粟两大野战军，1948年会师淮海，取得了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

阐述妇女运动，1943年4月22日，彭德怀在晋冀鲁豫四区党委妇委联席会上发表演讲，肯定了华北根据地妇女工作的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阐述了妇女运动的指导思想和方向:一、妇女运动的基本纲领是解除妇女本身所受的特殊的封建束缚和压迫，以便达到协同抗日的总任务，妇女必须要有单独的组织;二、在新民主主义政治下、真正做到男女政治平等、经济平等、人格平等;三、农村的妇女运动必须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提出不同时期的妇女运动恰当的中心口号;四、根据地和游击根据地的妇女工作应以生产为中心，青年妇女是妇女运动中的基本力量，反对妇女救会中的党化作风，不能把妇女救会看成党的组织一样等等。

将军岭位于司令部旧址西北角百米处，1986年以后，刘伯承。

邓小平故居，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涉县赤岸村。当年曾被称为129师家属院，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二女儿邓楠在这里出生。南房5间为129师司令部作战处。七十年代被村民拆除，伙房仅剩断壁，两遗址2000年被重新修复。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涉县赤岸村。

门前是刘华清题写的“刘邓旧居”匾额，中院是首长住宿处兼办公室。南屋是刘、邓首长的旧居。东屋为二层楼房，是李雪峰的宿舍和办公室,上院是司令部作战室，为机关办公地，院东南角有一防空洞。后院的刘伯承、邓小平、太行区党委书记赖若愚的宿办室，当年曾被称为129师家属院，邓小平的大女儿邓琳和二女儿邓楠就出生在这里。

晋冀鲁豫烈士陵园，位于河北省邯郸市陵园路中段，新中国第一座大型烈士陵园。1946年3月奠基，1950年10月落成。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题词，以志悼念。陵园占地320亩，分南北两院，是中国建筑最早、规模最大、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题词和碑文最多的烈士陵园。国务院批准为第一批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在此安葬着副参谋长左权、冀南银行行长高捷成（我国金融事业奠基者）、《新华日报》社社长何云、北方局政权工作部秘书张衡宇、冀南银行第二任行长赖勤及其夫人、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张兆丰、朝鲜义勇军领导人陈光华和石鼎、抗日英雄范筑先等烈士。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从1937年冬开始创建，到1948年8月与晋察冀边区合并，有着11年光辉战斗的历史。

1986年10月，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经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公布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保护单位，1995年被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确定为“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年，被民政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刘邓大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由下、下、后三个具有北方民族风格的农家四合院和一个防空洞组成，现存有司令部会议室、军政办公室、作战处办公室及刘伯承、邓小平、李达、李雪峰、赖若愚等师首长的宿办室和警卫室、伙房等旧居及原物陈列。下院有当年师首长刘伯承、邓小平、李达亲手栽种的丁香和紫荆树。1996年11月，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司令部旧址被中宣部公布为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晋冀鲁豫抗日殉国烈士公墓是我国第一座安葬中韩抗日烈士的墓园。

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持兴建的“晋冀鲁豫抗日殉国烈士公墓”在涉县石门村莲花山落成，并举行了左权将军诸烈士公葬大会。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李大章、八路军副参谋长腾代远、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朝鲜义勇军代表崔昌益及太行各界代表人士五千余人出席公葬大会。

大会通过决议：电慰中韩抗日死难者家属。1982年，晋冀鲁豫抗日殉国烈士公墓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韩建交以来，前来祭拜的韩国游客不断增多。石正烈士的家乡――韩国密阳也经常组织团队前来开展“朝鲜义勇军太行山抗日遗迹寻访”活动。来自韩国的游客已占邯郸海外游客的一半以上。全面记述了中韩抗日烈士并肩作战，共同抗敌的光辉历史。它的建成，将成为太行山红色旅游的一个新亮点。

朝鲜义勇军总部旧址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涉县五指山附近，由朝鲜义勇军纪念馆和朝鲜义勇军总部旧址组成。

1942年七月，朝鲜义勇军司令武廷率领朝鲜义勇军进入河北省涉县南庄村的五指山附近，义勇军司令部选在群众王书文家中，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斗生活中，朝鲜义勇军在当地创办太行纺织厂、朝鲜义勇军医院（又名朝鲜大众医院）、“31”商店、义勇军照相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