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昭陵六骏石刻是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立于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唐太宗昭陵北司马门内的6块大型浮雕石刻，分别名为“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一作特勤骠）”“青骓”“飒露紫”。其中，“飒露紫”和“拳毛騧”两石刻在1914年时被盗，辗转于文物商之手，最后流失海外，后入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块也曾被打碎装箱，盗运时被截获，现陈列在西安碑林博物馆。

昭陵六骏石刻原本在陵园最北端的玄武门东、西庑廊对称排列，总体呈阶梯状，由北向南渐次升高，马头都是朝向南方的祭坛。“昭陵六骏”选用精细石材，六块石材外尺寸大小基本一致，每块石刻宽约2米，高约1.7米，厚约0.4米。每块石的四周均先预留凸起状的石边框，姿态神情各异的六匹骏马均取侧面像，采用雕凿石表达15厘米之深的高浮雕形式，其中三匹做直立状，三匹为奔驰状。史传唐太宗还令书法家欧阳询将每一匹战马的名字和御制颂词誊写于纸上，令工匠镌刻于石雕之上。虽然每一幅石雕上都留有一尺见方的凿字处，但字迹已严重风化。据记载，李世民为六骏的亲题赞语分别如下：

特勒骠：应策腾空，承声半汉；天险摧敌，乘危济难。

青骓：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

什伐赤：瀍涧未静，斧钺申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

飒露紫：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詟三川，威凌八阵。

拳毛騧：月精按辔，天驷横行。孤矢载戢，氛埃廓清。

白蹄乌：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

“六骏”是指唐太宗李世民在建立唐朝和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所乘过的六匹骏马。唐太宗在隋唐之际南征北战，驰骋疆场，冲锋陷阵，与战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贞观十年（636年）十一月，他在为自己营建昭陵时，想到了曾经与他屡立战功的六匹战马，决定用青石雕刻六骏的形象，并亲自为之作“赞”，以展现六骏的雄姿，同时炫耀他的武功。据传，唐太宗令画家阎立本先把“六骏”形象画出，然后令石刻家阎立德刻在石屏上，这些骏马雕成以后安置在昭陵北面献殿前的东西两厢，故人们在习惯上称之为“昭陵六骏”。昭陵六骏即特勒（勤）骠、飒露紫、青骓、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这些马的名字大概都是唐太宗起的。

1914年，法国人戈兰兹将“飒露紫”“拳毛騧”剥离开来准备偷运。不料被当地农民发现，拦住。然而这“二骏”又落入当地军阀之手，后来又运到北京被当时中国国内的古董商卢芹斋以12.5万美元盗卖到国外，现藏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1918年，美国人毕士博准备盗走另外四骏石刻，运输之前他令人将这四件石马碎成数块，但运输过程中被陕西当地民众发现并拦截，后被运往陕西图书馆保存。1953年，陕西省博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成立的时候，接收了这四件石刻，后来对它们进行拼合修复。1961年4月，石刻工艺师谢大德又依照照片和拓片复制出了“飒露紫”和“拳毛騧”，连同现有的四骏陈列在碑林博物馆“西安石刻艺术室”。

2010年，中国国内专家受邀至美国参与修复“拳毛騧”“飒露紫”，使其已达到了可以全球巡展的基本要求。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九嵕山的绝峰上。昭陵的建设从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首葬到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3年），昭陵陵园建设持续了107年之久，地上地下遗存了大量的文物。它是初唐走向盛唐的实物见证，是了解、研究唐代乃至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难得的文物宝库。昭陵同时也是唐太宗李世民和文德皇后的合葬墓，墓旁祭殿两侧有廊庑，“昭陵六骏”石刻就列置其中。

六骏浮雕在形象塑造上通过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客观描绘对象，其严格程度相当惊人。

首先，就雕刻的形象而言，六匹骏马形态各异，或站或作奔驰状，健硕有力，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唐代西域马的形态。从每匹骏马的描绘中使观者获取不同的情感体验。

1.疏密结合

疏密结合的表现集中体现在马头部的刻画中，作者为突出马的这一情感中心，着力刻画马的头部，使其无关及装饰进行具体而详细的刻画，而马鬃的刻画上则极为简练，有几个大面所组成体积就够了，这不是“偷工减料”，而是为了避免喧宾夺主。这种强烈的对比较好地体现了马头这一主体。

2.线面结合

线面巧妙的结合构成了六骏特有的艺术效果。六骏是由无数条线集合而成的面。从任何角度进行观看，它的外轮廓线都清晰可见。“线”流畅而相互呼应，如昂起的头部，脖颈之间相连侧面弧线，富有弹性而内外呼应。坚挺的胸膛，线条刻画充满张力，像要崩开一样，外轮廓线之内的线条微起微伏，感受到了一种线刻的内在力量，将每块肌肉交待得清楚而不琐碎。通过大体、大面和线条之间的起伏变化的描画，让人深刻感受到“骨法用笔”的味道，柔中见刚。

在六骏的画像石中，引人注目的还有一处：马匹头部上方留有大小不等的方形块面，在艺术的表现形式上似有不完整性，且位于头部上方有种压抑感，但这绝不是作者的失误。据推断作者很有可能是为题赞所留的位置，在汉魏烈女、功臣壁画中，均有此种题赞形式的出现，工艺家便将这种传统手法运用于此。

六骏马，其雕法是将石分刻如屏，每方石屏四周留下边框，且大小间距相等、位置设置左右对称，连续排列，营造出纪念碑式的效果。在有限的空间中塑造形体，与其他的陵墓雕刻拉开了距离，通过形态紧张的形象描绘表现出空间的张力，使观者的感受不只局限于四方之内，四周的边框更是加强了石屏装饰感，与外部区别，更为明确地彰显主题。

在中国古代艺术中，无论是绘画抑或是雕刻，所追求的艺术审美是“以形写神”，外在的形态再相似也毫无意义，只有深藏于形体之内气韵，才具有生命力且永恒。工匠师们在“六骏”的塑造中大胆突破，巧妙布局，刻画形象高度概括极富个性，雕刻手法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手法相结合，使“昭陵六骏”最终成为中国古代石刻艺术史中的珍品。

李世民组织创作浮雕“昭陵六骏”，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纪念战马，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人类历史上，马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家畜。由于它与人类的密切关系，古今中外以马为题材的艺术作品经常出现，并逐渐有了深厚的文化内涵，是时代精神气质的反映。唐初的“昭陵六骏”不是直接对实际纪念者进行正面的描绘，而是以其所骑之马作为代替、象征来表现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以写实手法和象征意义，充分显示了大唐王朝的盛世雄风。

唐代注重美术的政教功能，尤其是在早期。与“昭陵六骏”性质最接近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像”（今已不存），李世民为了表彰开国功臣，将他们的形象绘制在凌烟阁中，一方面肯定了他们的功绩，另一方面在社会上树立起忠君的榜样。“昭陵六骏”的出现与上述作品的出现道理是相同的。李世民本人善于向当时人以及后人夸耀自己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位开国“明君”。最终他做到了这一点。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在许多方面采取措施，比如历史文献记载以及用艺术作品表现。“昭陵六骏”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首先，他突出自己的功业，淡化父兄的影响。起兵建立唐王朝是李渊父子共同完成的，李世民在自己陵前设置“六骏”，其目的在于向世人突出自己在开国过程中的作用。

“昭陵六骏”是一组集历史、考古、艺术视赏、社会价值于一身的文物精品，是中国封建社会综合国力最强盛时期的历史产物和历史见证，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充满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的物质载体。唐以后，“六骏”美术广泛流行，原因则在于“昭陵六骏”高超的艺术性以及后人对盛唐雄风的仰望。唐代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顶峰时期，受到后人的推崇。2013年8月19日，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青骓”“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四骏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2001年10月28日，为了展现中华民族石雕艺术风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套《昭陵六骏》特种邮票。

关于“拳毛騧”“飒露紫”二骏是如何从西安运送到北京的，历来争论不一。

有人认为1914年美国文化劫掠分子毕士博，受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派遣，披着“汉学家”“考古学家”的外衣，假借考察之名来华，勾结当时陕西督军陆建章及地方官吏，以24万银元盗卖了六骏中最优秀的两骏，即“飒露紫”和“拳毛騧”。盗运时向群众谎称将此两骏运往省城保存。就这样，在反动军阀的庇护下，两骏被美帝国主义盗运而去，现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1918年又来盗窃其他四骏，从渭水用筏载之东下，被西安政府骑兵追至潼关截获。盗掠者为了便于装运，掩人耳目，竟将完美石雕无一例外地击成小块。

也有人认为是毕士博勾结中国古玩奸商黄某，在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和袁世凯的特务头子陆建章的包庇下，于1914年把“飒露紫”和“拳毛騧”两块石雕运到美国去了。

据学者陈重远先生考证，毕士博重金收买了北京琉璃厂遵古斋老板黄鹤舫（一作赵鹤舫），此人结识许多达官贵人，与袁世凯之次子袁克文关系密切，传说与袁拜过把兄弟，借袁克文之手取得了袁府运送物品的专用封条。黄拿着袁克文写的一封信来到西安，找到袁世凯的亲信、外放陕西当督军的陆建章。信中说大总统要修袁氏花园，用昭陵六骏放在园中点缀。陆建章觉得六骏都拿走恐怕不好办，就从中挑了最好的两骏“飒露紫”和“拳毛騧”，打断成数块装箱，派兵护送，畅通无阻地运到北京，转手交给毕士博。而在几个月后，二骏神乎其神地到了文物商卢芹斋的手里。

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至今仍没有统一说法。但不管是通过何种途径，最终这二骏都落到卢芹斋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