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
天桥、天津的
三不管、南京的
夫子庙是全国最著名的三块明地。虽然是“风来吹，雨来散”、“刮风减半，下雨全无”的明地，但也有其衍变发展过程。
艺人们在天津的撂地演出，最早大约是在庚子年(1900)前后，北城根、西城根(今北马路第二中心医院至西南角)是天津最早的两块明地。当时在此演出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艺人、流浪艺人和本埠的座底艺人(即没班没户的零散艺人)，以及艺术虽高但没有机会进园子的艺人。他们都为了养家糊口而走到一起来了。
撂地用行话说叫“圆黏子”或“划锅”，即用白沙撒字或瓦茬在空地上画一个圆圈，以作观众与演员的界线，观众站在外面看玩意儿，演员在这个“锅”里卖艺挣钱。这种形式把观众与演员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更加强了演员与观众的沟通，也锻炼了演员处乱不惊的演艺和临场的即兴发挥。比如，一次万人迷在南市说相声，正说到结婚时新娘子进婆家门之前要“迈火”，以求驱除邪气，也预示着将来的日子过得红火，但有时也会弄巧成拙，酿成火灾出了人命，把喜事办成丧事。正说着，从后面过来了一辆响着铃的救火车，观众们听到动静都循声看去，万人迷就现场抓哏说：“老几位看看，这又指不定谁家娶媳妇着火了！”赢得场内的一片笑声。
随着艺人们不断涌入津城，天津明地的曲种也空前的繁荣多样，但同时出现了艺人多、园地少的矛盾，于是艺人们就随意扩展老明地，开发新明地，短短的数年间，就出现了相当规模的八块明地：三不管、鸟市(大胡同西)、谦德庄、小营市场(北站新大路西口)、北开(东至金钟桥，西至北营门，南至三条石大街北面，北至铁道根)、三角地(西门北往西一直至画眉店)、新三不管(也叫六合市场)和地道外。此外，也有一些零星的地方，但不成规模。这些明地也被称为“锅地”、 “杂霸地”，就是说这些地儿来得人杂，三教九流无一不有。
在这八块明地中，占地最广、艺人最多、曲种最杂、游人最多的当属三不管、北开和地道外。每天早晨八点一过，这三块明地就百行齐作、百戏杂陈、游人如织了。艺人们虽都是撂地糊口，但也不乏身怀绝技之人，如相声界的万人迷、张麻子、焦德海、焦少海、于福寿、
常连安父子以及郭荣起之父郭瑞林，说评书的赵连璧、胡连成、吴志子，还有改怯大鼓为京韵大鼓、鼓王刘宝全的业师王庆宏等人，他们都曾在这几块明地上演出过。
艺人的明地演出，使一些从未进过戏园子的穷苦老百姓也能欣赏到各个地方曲种的艺术，培养了一大批欣赏各个曲种的观众群，使各个曲种植根于广大群众之中，深入人心，这些观众经常聚集在一起，对其喜爱的曲种、演员进行评比议论，进一步促进了他们欣赏水平的提高，同时也促使演员不断提高演出水平和艺术水平，以此来满足观众。因为早期明地演出的多为曲艺节目，所以天津形成了庞大的曲艺演出和欣赏群体，使天津成为“曲艺之乡”。
20世纪20年代前后，明地由圆形变成了长方形，并逐渐设置了条凳，中间摆上了“迎面桌”，演员身后由客座变成了演员休息、候场区域，于是三面观众的剧场趋势大体形成。明地的艺人竞争相当激烈，因争夺客人发生口角甚至大打出手的事时有发生。为了尽量避免争斗，艺人们就想出了立竿占地、扯绳为界的办法，随后又在自己的“锅地”架起了篱笆圈，拉起布棚，也有建成简陋房屋的。
随着艺人的日益增多以及明地的不断扩展开发，大棚、茶园也便应运而生。特别是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段时间，天津的大棚、茶楼、书场如雨后春笋，遍地皆是，最多时达一百七八十处。虽然戏园子、茶楼比比皆是，但明地演出的艺人仍大有人在，一直到解放后，天津的明地仍然存在，但规模已经小多了，在那里表演的，也多为杂耍和一些打把式卖艺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