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律令制是基于律令的社会制度。是古代日本的中央集权制度，其律令是仿效唐朝的法律体系编撰施行的。在日本，律令制也叫“律令体制”或“律令国家”。虽然律令制度在古代东亚很普遍，但真正有实证仿效中国建立起完整律令制度的仅有日本。日本的律令制借鉴自隋唐制度，之后中国的制度发生了变化，而日本的制度没有随之改变。

日本律令制是中国古代思想衍生的王土王民思想（也叫王土王臣思想，即土地和人民都必须服从君主的支配）这一理念具体化的体制。另外，王土王民的理念和「只有君主才有统治权，在君主面前人人平等」的「一君万民」思想成为互为表里的关系。

律令制下，本着王土王民和一君万民的理念，国君一律平等地给予人民土地，反过来人民对于国君也一律平等地履行租税、劳役、兵役的义务。为了保障这套秩序无差错的执行，国家颁布了高度体系化的法令，并依照这套法令建立起官僚体系。这套官僚体系是保障社会秩序的工具。

日本律令制大约实施于公元7世纪后期（飞鸟时代后期）到10世纪。这之中，8世纪初期到中后期是其黄金时期。 据《日本书纪》记载，推古11年12月5日（604年1月11日），开始实行包括制定冠位十二阶在内的国制改革。从646年开始，孝德天皇和中大兄皇子等人积极推进政治改革，在大化改新中提出了四项施政方针。这些方针都受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强烈影响，内容如下

到20世纪中后期，人们都认为大化改新将日本带入律令制社会，但是1967年12月，藤原京北的外濠出土了上写有「己亥年十月上捄国阿波评松里」的木简，解决了郡评论争，证明改新诏书在《日本书纪》中被更改，大化改新诸政策经过了后世的添加和更改，之前的观点就被推翻了。学术界普遍支持《日本书纪》中的那种程度的改革和向律令制的过渡并不属实，之后，改革停滞了。

日本正式进入律令制社会是公元7世纪60年代之后的事。663年，日本在白村江之战中战败，随即与唐和新罗的关系恶化，日本朝廷深感国际局势对日本不利。于是为了增强国防实力，使危机感笼罩下的统治阶级团结起来，当时的天智天皇改组豪族，迅速整顿了官僚体制，进行了举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加强了大王（天皇）的权利，这个时期编写并施行的近江令，被认为是这些法令的统称。天智天皇的政治制度改革时期，在全国形成了令制国的行政区划。这样一来，对地方人民的统治就进一步强化了。670年左右，在这个背景下，日本历史上最早的户籍《庚午年籍》完成。户籍是律令制诸多制度施行的必要因素。

700年，天皇命刑部亲王、藤原不比等、粟田真人、下毛野古麻吕等19人撰定律令。参与编撰律令的19人中有伊岐连博德，唐人萨弘恪以及白猪史骨、黄文连备、田边史百枝、田边史首名、山口伊美伎大麻吕、调伊美伎老人等大陆移民的后裔，皆是当时优秀的法律学家和汉学家。《大宝律令》基本修成于701年。第二年开始全面施行。《大宝律令》的制定，是大化改新以来，各朝法制建设的必然归结，也是对吸收和消化唐制的结果，标志着日本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完善。至此，日本已成为一个法式完备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

8世纪末期，律令制的实效性减弱，逐渐变成难以实施的制度。这套机制的运行，成为律令政府在人力和财力方面的沉重负担。为此，当时在位的桓武天皇废止了这项制度，实施大规模的行政改革，用简单有实效的制度取而代之。这次改革，虽然是为了重振律令制，但是让律令制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在桓武天皇时代，都城由平城京迁至长冈京、平安京，也对虾夷积极应战。这些事件构建起与以前性质不同的统治体制，被多数人认为是律令制的再次形成。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桓武天皇时期之后是律令制实际已经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