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君论》是东晋鲍敬言在与葛洪论战中关于无君的论述。鲍敬言的生平事迹已不可详考，这部光辉著作的全篇也无法看得到。可幸的是，东晋时期信奉道教的葛洪（286—363）写了一部书，名叫《抱朴子》，其中一篇叫《诘鲍》，这是一篇反驳鲍敬言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保存了鲍敬言的《无君论》的片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鲍敬言与葛洪是正好相反的。从而发展了先秦“异端”思想的一面，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诘鲍》一文开头写道：“鲍生敬言，治剧辩之言，以为古者无君，胜于今世，故共论著云。”这就是说，鲍敬言是一个知识分子，有自己的著述，言论很激烈，认为无君比有君强。可能因为他主张无君，人们把他的著述称为《无君论》，不一定是自题。

鲍敬言的思想特点是无君。他对封建统治者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是一个进步的思想家，在自然观上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魏晋时期攻击君主制的言论甚烈，尤以《无君论》为最著。主要原因是当时以君主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两大阶级斗争尖锐，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突出。据谭家健《略论魏晋时期无君论思想》称，“从公元220年到420年，即三国、两晋、十六国时期，称帝者凡九十人，平均两年多一点出一个皇帝，其中被杀、被废、被俘者六十一人，占三分之二强。”而每次君主的更替几乎都带来一场大厮杀、大灾难，这不仅把广大劳动人民投入水深火热之中，即是中小地主也不得安宁。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君主制的不满、怀疑、批判，甚至否定。

《无君论》从唯物主义自然观出发，批判了君权神授说。地主阶级假借天意对人民进行统治，《无君论》揭穿了这个弥天大谎，指出：“儒者曰：天生?民而树之君。岂其皇天谆谆言，亦将欲之者为辞哉！”即是说，儒者宣称，皇天生下了老百姓，并为他们设立了君主。难道皇天真的这样谆谆告诫人们吗？这大概是那些想做皇帝的人捏造的吧！

《无君论》指出，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应该是平等的，并不像葛洪所说的那样，“天善地卑，以著人伦立体。”天地间的万物是阴阳二气化生的结果，人们各处其位，压根儿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它写道：夫天地之位，二气范物，乐阳则云飞，好阴则川处。承柔刚以率性，随四八（四为春、夏、秋、冬四时；八为主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八节气）而化生。各附所安，本无尊卑也。

这是说，天地以及万事万物都是阴阳二气化生的，各有各的本性，各有各的位置，根本没有什么上下尊卑的等级差别。这就剥去了君主的神圣光彩，论证了君主制以及封建等级制度是没有根据的。

君权既然不是神授，那末，君主制又是怎样产生呢？《无君论》下面一段话回答了这个问题。它说：夫强者凌弱，则弱者服之矣；智者诈愚，则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则隶属役御，由乎争强弱而校愚智，彼苍天果无事也。

这就是说，君主制是强凌弱，智诈愚的产物。强凌弱、弱者便不得不屈服于强者；智诈愚，愚者便不得不事奉智者。这样，便发生了“君臣之道”，人民被统治。当然，这种解释并不正确，但却说明了一个事实，即君主制本身的存在就意味着压迫和欺诈，意味着人民遭殃。

人民反抗以君主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是不可避免的。君主为了维持其统治，设立了官僚机构，建立了宠大的军队。然而由谁负担供奉这批官僚和军队的费用呢？用什么来填塞他们那永远填不满的欲壑呢？这只能是人民，只能用人民的血汗。《无君论》写道：有司设则百姓困，奉上厚则下民贫。壅崇宝货，饰玩台榭，食则方丈，衣则龙章，……采难得之宝，贵奇怪之物，造无益之器，恣不已不欲。非鬼非神，财力安出哉？夫谷帛积则民有饥寒之俭，百官备则坐靡供奉之费。宿已有徒食之众，百姓养游手之人。

《无君论》把君主及其大小官吏比作獭鹰，“獭多则鱼扰，鹰众则鸟乱。”人民不得温饱，不得安宁，完全是这帮禽兽造成的。

在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之下，广大人民没有生活的出路，只能起来造反。《无君论》写道：民乏衣食，自给已剧；况加赋敛，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冻且饥，冒法斯滥，于是乎在？

劳之无休，夺之无己，田芜仓虚，杼柚之空，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勿乱，其可得乎？

当然，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反抗，决不会听之任之，然而他们的一切倒行逆施，只能激起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君主制本身包含不可克服的矛盾，统治者所采取的维护自己存在的一切措施，都将走向自己的反面。《无君论》写道：救祸而祸弥深，峻禁而禁不止也。关梁所以禁非，而猾吏因之以为非焉；衡量所以检伪，而邪人因之以为伪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奸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以静难，而寇者盗之以为难。此皆有君之所致也。

统治者妄想用礼法箝制人民，用刑罚镇压人民，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绳之以礼，整之以刑罚，是犹辟滔天之源，激不测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这就好像用一只手辟开滔天的大水，却又用一撮土、一只掌去堵塞，结果只能被大水所淹没。

《无君论》还看到，君主之所以能够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宰割天下，主要是因为他作为君主有权有势；老百姓也有争心，但由于“势不能以合徒众，威不足以驱异人”，是无能为力的。“若令斯人（指桀纣）并为匹夫，性虽凶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于为君，故得纵意也。”一句话，君主是万恶之源。

《无君论》认为，摒弃罪恶的出路就是不要君主，回到原始的混沌的自然状态。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没有矛盾，没有争夺，也没有战争。因为无君无臣，也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们“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不系，恢尔自得。”不仅如此，人与物之间也不分彼此，不相侵害，以致于“凤鸾栖息于庭宇，龙麟群游于园池。饥虎可履，虺蛇可执，涉泽而鸥鸟不飞，入林而孤兔不惊。”总之，“万物玄同，相忘于道。”这实际上是一种宇宙万物和谐的时代。

《无君论》对封建统治者的揭露和批判是深刻的，虽然它没有能够从私有制的产生和社会划分为阶级说明君主制和国家的起源，没有揭示出广大劳动人民贫困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但在当时条件下，它能够摆脱统治阶级的思想束缚，把矛头指向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君主及其大小官吏，揭露了他们的豺狼本性，是十分可贵的。为了摆脱吃人的社会，《无君论》的作者不是向前看,而把目光转向过去,而是幻想返回到“无君无臣”的原始的自然状态，这虽然可以理解，但却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是错误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无君论》不可能找到一条摆脱剥削，摆脱压迫的更加现实的道路。它把人民看作弱者、愚者，看不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广大而深厚的力量，因此，它的理论也不会为农民起义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