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政治”的原型是“民族政治”。据
林来梵教授考察，“nation state”在日本宪法学界翻译为“国民国家”，尽管有
循环定义之嫌，但似乎也折射出“
nation”在概念发生学上的
多义性，概念接受上的偶然性，以及
宪法学对“民族”译法的回避态度——尽管
日本是
单一民族国家，不存在内部“民族政治”问题。近来又有不少学者主张弃用“民族”，改用“
族群”，而与“国家”等位之最大群体则称为“
国族”。可以说，由于“民族”在汉语学界学术内涵的特定化，以及“
民族自决权”和“民族国家”理论的强势影响，理论界在“民族政治”问题上的思考能力基本已经穷尽，这是“概念”的力量，也是制造“概念”的人类的无奈。
政治修辞学的简单切换代表着一种学术内部的精英共识，其社会成效如何，有待检验，但“转向”已经发生，我们的工作必须转化为如何提供一种更加严整的理论与制度框架，回应本为“民族”的“族群”对宪法与国家统一性的挑战。
所谓集权控制模式，是指在
中央集权体制下控制族群关系，具体表现为中央任命其所信任的当地人担任族群领导、限制族群的
发展权、通过征调全国的力量援助族群的
基础建设、在没有经过
平等协商的情况下征用当地资源等现象。集权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中央主动积极地干预族群关系，一般只可能发生在中央集权的
单一制国家。
所谓平等融合型，是指中央并不主动干预族群关系，而是通过实施宪法平等原则促进各族群的相互交往与自然融合。采取平等融合模式的国家既可以是
单一制(如
法国)，也可以是
联邦制(如
美国和
德国)。
所谓族群联邦制，是指主要为了解决族群冲突而采取联邦制的
宪法结构。虽然族群联邦制的国家宪法也承认平等原则，但是“平等”在那里获得了不同解读——不是各族群都同样湮没在同一个文化“大熔炉”(melting pot)，而是各族群相对独立地保留自己的语言、文化和宗教传统。这种安排固然有助于保留各族群特色，但是也给族群团结和国家统一产生了特殊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