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斯·菲利普·玛丽亚·查士丁尼·申克·冯·施陶芬贝格（德语：Claus Philipp Maria Justinian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1907年11月15日－1944年7月21日），纳粹德国陆军上校，他在1944年7月20日密谋案的行动中是主要执行人物之一。他与汉斯·奥斯特（Hans Oster）和海宁·冯·特莱斯科夫（Henning von Tresckow），密谋刺杀希特勒并把纳粹党清除出政府。他是国防军内的抵抗组织“黑色乐队”核心人员。他加入抵抗组织后，立即采取刺杀行动，其中最后一次行动就是瓦尔基里行动。

陆军上校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伯爵1907年11月15日出生在德国斯图加特附近的小城耶廷根。施陶芬贝格家族世居于此。施陶芬贝格家族是德国南部一支天主教的贵族，其家族渊源可以追溯到13世纪。克劳斯施陶芬贝格的父辈祖辈曾经以教堂管理者、政府职员和高级军官的身份在德国的历史上书下自己的印记，他的母亲也出身于普鲁士最著名的军队改革家格耐森瑙元帅家族。其父母都属于斯图加特的符腾堡宫廷的成员，母亲出身伯爵并且是符腾堡王室的宫女，父亲则是符腾堡国王的将军。

施陶芬贝格在一所私立小学接受了最初的教育，由于品学兼优很快转进斯图加特的精英中学与两个哥哥一起就读。一战爆发时，他刚满7岁，一方面他为德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胜利欢呼，并且写下诗歌颂扬德国精神；另一方面他也见到自己的母亲为在战场上的亲人担忧的神情。施陶芬贝格经历了在贵族家庭的奢华生活，当1918年德国一战失败，帝制被取消的时候，他深深的感到难过，“我的德国不能这样沉沦下去，如果它现在真的沉下去，总有一天一定会重新强大的。”

施陶芬贝格品学兼优，历属第十七骑士团、德累斯顿步兵学院、罗姆冲锋队、第六坦克旅。

对于文学的热爱并不能改变一个沉沦的家族和沉沦的德国的命运，施陶芬贝格最后选择了从军作为振兴家族和德国的道路。1926年他加入了具有悠久传统的第17骑士兵团（班贝格）。他的军官生涯开始于在德累斯顿步兵学校的培训，在学校里他通常是老师的模范学生。1929年他以最优的成绩从军校毕业返回位于班贝格的兵团，并在1930年被擢升为少尉。

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国家社会主义和冲锋队为施陶芬贝格的职业生涯提供了发挥才干的空间。年轻的施陶芬贝格也被纳粹所宣扬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感染，成为冲锋队的成员，反对虚弱的魏玛共和国。他对于帝国军队和民族运动之间的联系深信不疑。1936年施陶芬贝格全家迁往柏林，他也在柏林军事学院接受了进一步的培训（1936-1938），1939年被从第6装甲旅调至总参谋部。

在“苏台德危机”时施陶芬贝格第一次接触到帝国军队内部的“反对派”，对于希特勒的狂妄的口气以及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他都极其反感，这也为他以后发动和团结更多的反对希特勒的高级军官打下了最初的思想基础。在随后的两年内，希特勒的军队横扫欧洲，不可一世，其间“反对派”也曾策划多起暗杀行动，但是总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成功，施陶芬贝格也成为“反对派”发展动员的对象，不过直到1941年之前他对于刺杀希特勒是否能够改变德国的未来并不确定，所以并没有更多地参与暗杀计划。与后来反对希特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希勒特的全面战争计划中，施陶芬贝格因为充沛的精力和工作的优异反而受到了好评和嘉奖。

希特勒的节节胜利让很多高级军官似乎已经闻到了“德国统一世界”的味道，而民间的一些反对希特勒的活动尽管有些声势，毕竟还不能直接接触到“元首”。直到希特勒将枪口掉向之前曾经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苏联，俄罗斯战场的寒冬和残酷的战争事实才说服了施陶芬贝格和其他将领，“希特勒在滥用军队”。帝国军队在占领区肆意杀害当地居民和犹太人也加深了这些将领对于希特勒的怀疑。

1939年，当德国以进攻波兰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施陶芬贝格开始怀疑希特勒：在他看来希特勒不过是一个小市民，傻子指挥战争。作为帝国军队的军官他陷入了两种感觉的斗争中：一方面要在战争中证明作为士兵的价值，而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希特勒在军队准备并不充分下实行的“闪电战”的危险性。希特勒的胃口愈来愈大：在成功地占领了波兰之后，1940年初开始攻打法国，一年之后开始进军苏联。施陶芬贝格对于希特勒的“领袖才能”作如此评论：作为士兵我们首先得赢得战争（士兵的职责），当我们凯旋的时候，我们要清除家里的瘟疫（希特勒）。

1943年初，施陶芬贝格远赴北非突尼斯战场指挥一个装甲师。1943年春的一天早上，几架美国战斗机从突尼斯的一条海岸公路上空呼啸掠过，将雨点般的机枪子弹倾泻在德国的一列车队上。卡车燃起了熊熊烈火，滚滚的浓烟飞散在沙漠上空。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倒在尸体堆上，施陶芬贝格上校是德军中一个善战的人物，很受非洲军团司令隆美尔的欣赏，此刻他受了重伤，正挣扎着试图保全性命。

施陶芬贝格立即被送往了慕尼黑的一家医院，并得到了最好的治疗。然而，他在这次袭击中失去了左眼、右手和左手的两个手指。他的双腿也严重损伤，医生们担心他再也不能重新走路了。从死亡边缘捡回一条命之后，施陶芬贝格决定战胜残疾。他拒绝服用任何止痛剂，学会了自己穿衣服、洗澡和用剩下的3个手指写字。夏天还没过完，他便要求回部队。医护人员对这位病人的顽强都感到十分惊讶。但是施陶芬贝格上校顽强的争取康复并不是为了再替纳粹头子希特勒卖命，他打定主意要设法暗杀希特勒。他曾经拥护纳粹，但是纳粹的种族屠杀行为以及希特勒使欧洲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做法让他感到厌恶。希特勒正在拙劣的指挥战争。在一次伤亡惨重的战役之后，施陶芬贝格曾问一位朋友：“希特勒的大本营里难道没有一位军官能够用枪杀了那头野兽吗？”躺在医院床上，施陶芬贝格意识到这件事应由他去完成。希特勒认为施陶芬贝格很有个人魅力和顽强的精神，因此任命他为德国本土兵团的参谋长。

本土兵团是德国军队的一个单位，其士兵全驻扎在德国国内，它还负责征兵和训练。施陶芬贝格参与了兵团副司令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除掉希特勒、接管德国政权的秘密活动。由于本土兵团的一些特殊权利，密谋者们的工作进行的还算顺利。但是纳粹搞了一个叫做“瓦尔基里行动”的计划来防止内部出现叛乱。其构想是：在叛乱发生时，本土兵团将受命控制政府的各部门以及重要的无线电台和或火车站，从而迅速地镇压叛乱并阻止事态扩大。这是一个大好机会，于是施陶芬贝格和奥尔布里希特决定利用这个计划为他们服务，在干掉希特勒后，趁乱实施“瓦尔基里行动”计划，逮捕所有的纳粹头目以及他们的追随者。

他们的计划有两大障碍。由于希特勒总有贴身的警卫保护，想干掉他相当困难。还有，本土兵团的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将军拒绝加盟。像其他军队中的人一样，他曾宣誓效忠希特勒，对背叛希特勒有所顾及。弗洛姆同时担心一旦计划失败，会遭到希特勒的报复。没有弗洛姆的帮助，想要利用“瓦尔基里行动”计划来推翻纳粹将会更加困难。可是他们并没有气馁。施陶芬贝格决定亲自出马物色同盟者。他将这次暗中的行动称为“秘密德国”——这是德国作家斯特凡·乔治一首诗的名字，乔治是他非常敬仰的作家。许多军官加盟进来，可是也有许多人犹豫不决。虽然其中多数人厌恶希特勒，但是却跟弗洛姆一样，他们感到效忠后有压力，或者害怕丢掉性命。为了德国的自由，施陶芬贝格的决定去劝说隆美尔。1944年的春天战局对德国越来越不利，施陶芬贝格利用到法国的机会，他在抵达巴黎郊外的一个简易机场和隆美尔碰了面，两个人似乎都知道对方的期待，但是隆美尔没有做出直接赞成，他只是希望事情能够比较顺利。施陶芬贝格于是返回德国，继续准备。

1944年7月11日，施陶芬贝格带了一个炸弹，与希特勒和戈林在一起待了半小时，但他没有拨动炸弹开关，因为希姆莱不在场。他们曾决定最好将纳粹三魔头（希特勒、希姆莱、戈林）同时杀死。

第二次机会是在7月15日，希姆莱和戈林都不在场。施陶芬贝格离开房间打电话通知伙伴，虽然只有希特勒一人，他也决定启动炸弹装置。可是当他返回会议室时，希特勒已经离开。

7月19日，施陶芬贝格突然接到通知，要他次日13时到希特勒藏身的地堡“狼穴”报告关于编组新的“人民步兵师”的进展情况。这一次，施陶芬贝格决定不论另外两人是否在场都要炸死希特勒。

7月20日早晨，阳光灿烂，天气很热。施陶芬贝格带着自己的副官哈夫登中尉飞往“狼穴”。他在公文包里放了3样东西：两枚炸弹、一个定时引爆装置和一件衬衫。11时，施陶芬贝格准时到达“狼穴”。一位负责接待的副官发现他的皮包非常重，施陶芬贝格神态自若：“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谈。”

12时过后，施陶芬贝格走进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的办公室。凯特尔告诉他，因为墨索里尼要在14时30分到达，原定13时召开的会议提前到12时30分。时间已所剩无几了。很快，凯特尔和施陶芬贝格出发，路上施陶芬贝格借口东西没带而赶到凯特尔办公室的卫生间，左眼失明，左手只有3个手指的施陶芬贝格匆忙开始组装炸弹。盛夏的高温加上过分紧张，使施陶芬贝格的动作变得迟缓。凯特尔十分担心迟到，他连忙赶回办公室，在凯特尔不断的催促下，施陶芬贝格只好把原定的两枚炸弹减为一枚，定时装置设为12分钟。

在路上，施陶芬贝格得知会议由地堡移到了一个大会议室，这个会议室有3个大窗户，因此他请求离希特勒近一点，希特勒的副官同意了这一请求。在进会议室前，施陶芬贝格告诉电话员，过一会费吉贝尔将军打电话时要通知他，即便他和希特勒在一起（这话是说给凯特尔听的）。

会议已经开始。希特勒正坐在桌子一边的中央，背对着门，一边听着陆军副参谋总长兼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的汇报，一边摆弄着他的放大镜。桌子四周还站着20来个军官。施陶芬贝格站到桌子旁边，把皮包放在了桌子下面，离希特勒的腿约两米远。此时是12时37分，再有5分钟，皮包里的炸弹就要爆炸了。施陶芬贝格借口费吉贝尔电话来了，趁机溜了出去。他身旁的一位军官俯身到桌上，想更清楚地看地图，发现施陶芬贝格那只鼓鼓囊囊的皮包碍事，就用一只手把它拣起来放到桌子那个厚厚底座的靠外一边。这样一来，在炸弹和希特勒之间就隔着这个厚厚的底座。也许就是这个看来不经意的举动救了希特勒的命，也改变了之后的历史。

12时42分，炸弹准时爆炸。一声巨响后，24名与会者中4人当场死亡。但刺杀的目标希特勒却逃过一劫，仅烧伤了大腿、烧焦了头发、震坏了耳膜。

巨响之后，施陶芬贝格看见了建筑物冒出浓烟和火舌。他毫不怀疑屋内所有人或被炸死或受重伤。虽然警报立即拉响，施陶芬贝格还是顺利通过四道党卫军的检查哨所，抵达了附近的飞机场，飞往柏林。

施陶芬贝格抵达柏林后随即命令启动“瓦尔基里计划”，企图夺权。然而，几个小时后，他们得到消息：希特勒没死。埃瓦尔德·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急忙向施陶芬贝格汇报：“我们现在遇到了麻烦，你要想想办法。”

18时，希特勒发表讲话：“一伙野心勃勃、毫无理智的军官企图篡夺领导权……可天意让我继续为人民服务。”气急败坏的希特勒随即展开了血腥报复，他拘捕了约7000名“涉案男女”，并处决了其中约5000人，这些人大部分没有直接参与暗杀。施陶芬贝格和克莱斯特的父亲都被枪决，但他们已经比较幸运，许多人惨遭“盖世太保”（德国秘密警察）酷刑虐待，然后用钢琴上的金属丝吊死，或者用铁钩子钩死。部分过程还被拍摄下来，供希特勒“欣赏”。

7月21日午夜，施陶芬贝格最终也被抓获，和另外4名同伴被判以死刑，立即枪决。他在最后一刻还拼命为同伴开脱，高喊：“我们神圣的德意志帝国万岁！”枪声随之响起，施陶芬贝格跌倒在地，年仅36岁。施陶芬贝格的尸体被埋在刑场附近，但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下令把尸体挖出来焚烧，并把骨灰撒入污水中。

如今，德国有数千街道、学校、广场甚至火车站都以“施陶芬贝格”命名。但对他的评价一直都充满争议。

在纳粹统治时期，绝大多数德国人对反抗运动很不理解。甚至到了1952年，也只有20%的德国民众赞同反抗纳粹统治。战后，仍有不少德国人将施陶芬贝格视为“叛国者”，认为他破坏了德国人“忠于职守”的传统。

德国前总统约翰内斯·劳在1994年曾这样说，“不要把1944年7月20日的那些人视为英雄，而应把他们作为在矛盾中的人去理解。重要的是，对于他们的错误和疏忽不要视而不见。”

但在2004年6月，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在诺曼底登陆60周年仪式上宣布，施陶芬贝格等人的行动证明，早在德国战败前一年，一些德国人已在试图结束纳粹统治。言下之意，德国人也有自己的反纳粹英雄。

2004年7月20日，德国为这次未遂的暗杀行动举行了60周年纪念活动。施罗德称赞施陶芬贝格等德军军官为所有德国人做出了榜样。

施陶芬贝格被枪决后，留下了5个孩子。长子伯特霍尔德，父亲遭枪决时，他只有10岁。2007年，伯特霍尔德首次面对媒体。谈到父亲，伯特霍尔德的感情很复杂。他很崇拜父亲，但对父亲的了解甚少。

1943年，施陶芬贝格因伤回国。那一年的圣诞节，他回家看望孩子。此后，伯特霍尔德仅见过父亲两次：“一次是在一个葬礼上，一次是父亲在1944年6月休假时。通常，我们根本见不到他，他几乎从不回家。”

父亲被处决时，伯特霍尔德同母亲、奶妈、女仆、弟妹以及母亲娘家的一大帮亲戚，生活在德国中南部城市班贝格。他回忆说：“我从收音机中听到一起刺杀希特勒的阴谋失败了。广播中并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名字。我想知道更多的情况，但家人此后就不让我再听收音机了。”

“后来，还是我母亲捅出了这个消息。她说，那次刺杀行动是由我父亲实施的，他已被处决。听到这个噩耗，我感觉就像晴天霹雳。我不停地问，为什么要暗杀元首？母亲回答说，为了德国，父亲必须这样做。我当时并不理解母亲这番话的含义。”

“当时，我不能理解任何试图刺杀元首的人。元首虽不能说是我的偶像，但他是德国的领导人，人们当时依然相信德国会赢得战争。那时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在学校里每天听到的都是纳粹的宣传。年轻人的思想最容易被洗脑，最容易迷失自我。”

党卫军头子希姆莱想要杀死施陶芬贝格的所有亲人，他们中的多数都被关进了集中营，但最终竟然逃过一劫。伯特霍尔德回忆说：“当时我妈妈正怀着第五个孩子，刺杀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晚上，她就被盖世太保带走了，隔天晚上，我祖母也被捕了。”

此后，伯特霍尔德被送进了一家孤儿院，改名为梅斯特，直到1945年6月才和母亲团聚。在这期间，伯特霍尔德的世界被封锁起来，没有学校，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母亲先在柏林接受审讯，然后转到盖世太保提审犯人的拉文斯布吕克监狱，直到临产才离开。后来，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母亲被送进波茨坦的一家天主教医院。战争快要结束时，她被送回家。为什么这一家人没有被处决，这仍令人费解，可能纳粹领导人想在取得胜利后再来处置他们，但那一天一直没有到来。

就在父亲紧锣密鼓地秘密策划暗杀希特勒之际，伯特霍尔德却整天缠着母亲，非要母亲同意他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组织。按照规定，只有14岁以下的德国少年才有资格加入。伯特霍尔德回忆说：“母亲故意让我的这一美梦泡了汤。她对我说，我长得太快了，太瘦了，身体不成比例。”

与父亲一样，伯特霍尔德后来也加入了骑兵部队，1994年以少将军衔退役。但伯特霍尔德否认自己参军是受父亲的影响。

对父亲策划的那次暗杀，伯特霍尔德的感情很复杂：“我说不清楚。我们的家规是，不能公开猜测反抗运动的动机。父亲的行动是英勇之举，他知道刺杀成功的可能性很小。”

《行动目标希特勒》（Valkyrie）记述了二战期间一些德国军官试图刺杀希特勒以拯救人类，停止战争的义举，虽然最后失败了，但他们的光荣将永载史册。汤姆·克鲁斯在本片出色的表演真实的向观众再现了一名正义且沉着冷静的军人（施陶芬贝格）形象。在浓厚的反战题材下，影片最后宣示了“你们无需羞愧，你们曾奋起反抗。你们为自由、正义与荣耀而献身”。

《刺杀希特勒》，菲利普·弗莱海尔·冯·勃泽拉格著，作家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