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若 （1869－1954），字药雨，号劬园，别号古货富翁，其本名城，字楚卿，小名偈宝。浙江定海人，寄居天津。富收藏，尤好古泉。画工石溪，古朴浑厚。著有校碑随笔。一九四五年后卒。

方若（1869-1954），字药雨， 浙江定海人，寄居天津。富收藏，尤好古泉。画工石溪，古朴浑厚。曾任知府，永定河委员，北洋大学堂教授，《国闻报》主笔。方若曾因抨击清慈禧太后弊政，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同遭同缉，避于日本领事官，继尔出走日本，后幸赖朝廷有力者周旋而得免，遂回国创办《日日新报》于天津，并开设利津房地产公司等，天津沦陷时期，曾出任天津治安维持会筹备委员兼伪高级地方法院院长等职。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金石考据之学逐渐兴起，其时泉家辈出，著述如林，古钱学研究盛极一时。著名学者如初尚龄，戴熙，李佐贤，立喜海，鲍康等辈，对后代影响颇深。方若集钱之初，时约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值前辈名家藏钱散出，少有人问津之际，遂大肆收罗传世名品，珍罕古钱，盖以新出北魏“天兴”金钱，宋大礼银等而成当代巨富。旋既与杭州钱币收藏家张叔驯，重庆钱币大收藏家罗伯昭鼎峙而立，时人有谚语：“北方，南张，西蜀罗”，名噪泉坛，蜚声海内外。

方若平生爱好金石书画，尤喜古钱，嗜古成癖，自喻不贫于古，故晚号古币富翁。每有公余闲暇之时，考究历代铸钱之源，验证百家圜化之说，对古钱大小，质地，色泽，版别，纹饰，轻重，文字，伪劣，无不悉心研究，。前代金石学家，钱币学家向有秘不示人之积习，成为钱币学研究的一大障碍。但方若不为事习所染，既无门户偏见，又不垄断资料，每获有新钱，既拓赠诸友，已传古为乐。所著书稿待印者盈柜，就中巨如：《古货菁华》《旧雨楼古货全稿》，《古货今说》，《古金银谱》等，皆足补前谱之遗缺，所著《言钱别录》，《言钱补录》两书于民国十七年（1928）相继刊行。其书一扫前谱凌乱芜杂之弊。凡所列之论说，多有前人未发现者，尤以考订“永安一百”“永安一千”等五代钱，博得国内外钱币学界的赞同。

方若《方家长物》一书，以原钱墨拓入书编之，内收王莽六泉十布，挈刀，金错刀等三十六品。该书成书较早，据闻当时仅印二十余册，历经沧桑，鲜见传本。所著《药雨古化杂咏》一书，钱币界推崇备至。是书系名拓工谭某手拓，从数万枚古钱藏品中汇集珍稀品百枚入书，其上始东周至于清，上下二千余年。所选之钱皆精绝之品，原拓墨色均亭，纤细毕现，仅成四十余册分赠同好，海王村贾人争购之，一日而尽，展转增值，册至百金。是书每钱各配七言绝句一首吟咏，可谓珠联璧合之佳作。如《东周》“西周见后复东周，两地圜金一日收，互证布文可断自，荒唐太古说从头”《临安府钱牌》“临安行用省钱文，南渡军兴济困时，准百自书一三五，却因误二谱传疑”。从中可见方若采古人论说，在钱币上有独特见解，堪称古钱学佳作。

方若藏钱既丰，目光锐利，然其间赝鼎亦不少，时郑家相，张炯伯在天津，曾指出《药雨古化杂咏》一书中，“宁字布和宝字布，两布制作恶劣，文字粗率，不合战国之物，虽铜色尚旧，亦属后铸”。但毕竟瑕不掩瑜，不会因为某些不足而影响了这部书的价值。

方若善画，尝卖画赈贫三十年，世人只知钱币学家之方若，而不知由议叙通判累迁知府之方城也。方若画法取张僧鲧，画笔摹范华原，嗣得北苑观瀑图及敦煌所出之唐画，画益与时趋相远亦。曾著有《校碑随笔》，《设画录》，《访印随笔》，《墓志类聚》，《印萃》，《陶文》，《续古玉汇考》，《药雨丛刻》等著作，尤以《校碑随笔》一书，海内外鉴赏家推崇为空前之作。

方若除收藏古钱外，所集古器物颇丰，如商小臣等，皆为稀世之珍。丁巳八月，洪水为患，水退鱼跃于堂，遂自题其堂曰：“来鱼堂”，戊午改建更名为“旧雨楼”。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春，方若将所藏全部古钱转让给陈仁涛，对此，人颇非议，旋既悔之，无奈之下再事收罗，不数年复有规模且多异品。

方若旧藏钱币解放前夕由陈仁涛携至香港，五十年代国家以重金收回，交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这批国宝才幸免遭流散海外。

张叔驯、方若、罗伯昭并称三大近代古钱收藏家，又有“南张北方西蜀罗”之称。上海纺织实业家张叔驯因藏有金匮值万钱、大齐通宝、靖康元宝、隶书小平铜钱等国宝而问鼎古钱收藏之首；四川巴县人罗伯昭以藏五代十国古钱系列而在古钱收藏界占有一席之地；而天津的方若则以古钱藏品数量之巨、精品之多而蜚声海内外，他不仅兼收并蓄大量收藏古钱、钱范（铸造古钱的模子）、石经、碑帖、书画、古墨等文物，而且还潜心研究，一生撰写《药雨古化杂咏》、《校碑随笔》、《古货菁华》、《言钱别录》等十数部专著，既是一位收藏家，更是一个鉴赏家。

方若是何许人？他原籍浙江定海，清光绪年间秀才，长期生活在天津，曾得同乡提携，当过永定河工委员。此人擅长诗词、山水画及金石篆刻，且喜收藏古钱币。方若有一定才气，但他大节不保。这一点，新编《定海县志》已有披露：“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方若引导日军攻入天津，接受日本‘旭日’勋章。二十八年任《天津日日新闻》报社长兼总编，宣传亲日。民国4年（1915）后，在日租界成立‘同文俱乐部’，集赌抽头。靠日本势力在天津北旭街廉价收买地皮40余亩。26年任伪天津代理市长。抗战胜利后，以汉奸罪判刑。”可见方若是个彻头彻尾的汉奸，而且个人品行极差。

舟山文史资料第十一辑《文史天地》载王侠儿写方若的一篇文章，称方若为“名士”，文中对方若多有溢美之辞：“能诗善画，性好金石，收藏颇富，鉴别尤精，其所著〈校碑随笔〉海内鉴赏家推崇称为空前之作。”如此等等。与方若同时代的维新派人士夏曾佑在给他亲友信中说到方若：“不以报之优劣与销数之多寡为报馆之政策，而其政策专主诬人、纳贿，于是苞苴盈庭。有赌场数处，每处每日送20元，其他称是，于是大发其财。”方若利用报纸索贿受贿，诬陷他人，开设赌馆，集赌抽头，大发其财，人品极其低下，这样的人怎能称“名士”，只会给定海人蒙羞。

新编《定海县志》说方若当过《国闻报》主笔，仅此一句话容易引起人们误解，需要作些说明。《国闻报》是定海人王修植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在天津创办的一份报纸。当时，报馆馆主是王修植，另一名创办人是严复，主笔是夏曾佑，跟方若毫无关系。《国闻报》以传播西学、鼓吹维新变法、揭露西方列强侵略野心为主旨。当时正值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积极推行改革之际，《国闻报》作为改革派的喉舌，在近代中国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汉奸方若怎么可能会成为这样一份报纸的主笔呢？

那么说方若当《国闻报》的主笔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国闻报》到光绪二十六年年初陷入了困境。上一年“戊戌变法”失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疯狂镇压维新人士，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宣传维新变法的《国闻报》面临被弹劾的危险；再则，沙皇俄国借口《国闻报》泄密，要挟清政府取缔《国闻报》。王修植迫于内外压力，出于无奈，于光绪二十六年（1899）三月二十日，将《国闻报》卖给了日本人。王修植、严复退出报馆，交于日本驻天津领事馆一等领事郑永昌经营，郑永昌委任日本人西博村为馆主，方若为主笔。《国闻报》以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日为分界，这一天以后，《国闻报》由维新派的喉舌蜕变为日本的舆论工具，性质起了变化。方若这个汉奸正是在《国闻报》成为日本人的舆论工具后才当上主笔的。

《国闻报》在1900年报馆被义和团捣毁后停办，方若随之成为另一份日本人创办的报纸——《天津日日新闻》的社长兼总编。

金匮室主陈仁涛(长庚)为上海富商，浙江镇海人。生于本世纪初，自言比张叔驯小两岁，五十年代末期病逝于香港。生平喜好收藏，精于金石文字。三十年代初得清钱名家张絅伯的指导而爱上古泉，于是广事搜罗，收藏渐富，多位泉家旧藏尽入其室。陈氏与张絅伯情谊甚深(一说他是张絅伯的干儿子)。1934年春，由张氏作缘，仁涛出价十余万元购得方若旧雨楼全部藏泉。

由于得张絅伯、戴葆庭、马定祥等人提供钱币藏品，至四十年代后期，陈仁涛已收集到迄今我国最完备的一份古货币，其中不少是硕果仅存的稀世珍品。例如北魏天兴七年金质方孔钱，宋 “行在会子库壹贯文省”铜钞版等。上海解放前夕，陈氏离沪赴港，金匮室珍藏亦编号集箱运出境外。五十年代初期，陈氏有意出售其珍藏钱币，再次通过张絅伯作缘，提出以半捐半卖形式，将整批钱币售予国家文物局，并索价港币七十万元。

1952年春，国家文物局以八十万元购回了这批珍贵的古货币，包括历代发行的金、银、铜币以及纸钞和钞版等，共17000余件，又重返祖国并入藏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