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瑜（1903年2月15日-1983年12月24日），字瑞丞。
纳西族，教授，当代著名
社会科学家、
教育家，
九三学社成员。
云南省
丽江市
古城区五一街人。历任编辑、教授、系主任、
文法学院院长和云南通志馆的编审、审定、续修委员及云南省民委委员、全国人大民委委员、省
博物馆筹委会副主任、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云南省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 调查组副组长、
九三学社云南省工委副主任等职。
方国瑜1922年毕业于丽江
联合中学。1925年在京师大学预科
毕业考试期间，因患重病住院治疗及回乡休养多年。1929年秋后相继在京师大学、
北京大学、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师从
钱玄同、
章太炎、
刘半农、
余嘉锡、
马叔平、
陈垣、
梁启超、
赵元任、
李方桂等攻读音韵、训诂、目录、校勘、名物、金石、史地、语言等诸门课程。毕业和结业后曾在京师大学研究院、私立民国大学、
洛阳师范学院和
云南大学历史系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历任编辑、教授、系主任、
文法学院院长和云南通志馆的编审、审定、续修委员及云南省民委委员、全国人大民委委员、省
博物馆筹委会副主任、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云南省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副组长、九三学社云南省工委副主任等职。
当回顾即将过去的20世纪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方国瑜无疑是20世纪云南最了不起的民族史学大师。他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实事求是的态度，刻苦认真的精神，在
中国民族历史、中国西南边疆史地、云南史料目录、
东巴文化等方面都做出了震古烁今的杰出成就。
1933年秋，
长江第一湾的暑气未消，
玉龙雪山已银妆素裹。刚毕业于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的方国瑜回到魂萦梦绕的家乡。他此次回乡的目的，是要揭开东巴象形文字及
东巴文化的神秘面纱。
东巴教是流行于丽江一带的
巫教，其经书用原始的
象形文字(
东巴文)书写，多数东巴教徒虽滔滔念诵，却不解字义。方国瑜在导师刘半农的支持下怀着发掘、整理
传统文化的志向，不畏山高水险深入到金沙江边的石鼓、巨甸等地考察，首次发现了
纳西标音哥巴文摩崖。他虚心向东巴
经师求教，浴心钻研，并翻译了
东巴文记录的纳西传说《人类起源》及若干经书的章节。经过近半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
纳西象形文字谱》的初稿。1934年6月，他满载纳西象形文字资料回到北京。刘半农先生不幸病殁，经
董作宾先生介绍，他到南京向赵元任、李方桂先生学习语言学，用
国际音标为纳西象形文字标音，编成既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翔实、科学的《纳西象形文字谱》。章太炎先生大为赞赏，欣然为之作序，称此书是研究纳西历史文化的“先导”。郭沫若、吴暗、
胡厚宣、
周有光等著名学者都认为该书有极高的
学术价值。
《
纳西象形文字谱》，不仅是一本语言
文字学的工具书，也是一部关于纳西族社会历史的学术专著，获首届
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德国
科隆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雅纳特教授不远万里到方国瑜门下求教，称他是“纳西语言与历史学之父”。方国瑜先生以求实独创的精神，把鲜为人知的云南纳西族象形文推向全世界。
方国瑜是云南学术界向西方歪曲历史的所谓学者发起挑战的先锋。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法
帝国主义在侵占
缅甸、
印度支那越南、
老挝、
柬埔寨三国后，妄图进一步侵入我国云南边疆。西方一些“
东方学家”对中国西南历史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他们打着
科学研究的幌子，想方设法收集我国西南边疆史地资料，歪曲历史，伪造史实，为
侵略政策张目，干着分裂中国的勾当。把
南诏说成是泰族建立的国家，就是西方学者分裂中国西南最卑劣的一个例子。他们精心虚构了一个泰族早期历史的线索，为西方
殖民主义侵略云南“制造历史依据”，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方国瑜力排众议，第一个向西方学术界发起了挑战。
1936年他在
《益世报》发表《僰人与白子》一文，以令人信服的缜密考究，用历史事实有力地戳穿了西方汉学家们编造的谎言。方国瑜的这个论点自1950年以后被学术界广为接受。连西方和有关国家也改变看法，不同程度地接受这一观点。
1981年，一位年轻的美国学者在
剑桥大学出版的《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一书中也认为：已经没有任何一点理由坚持南诏是泰族王国的理论。相反，有更多的资料说明应该抛弃南诏国等于泰族王国这一早已过时的错误方程。 方国瑜是在英法帝国主义觊觎云南，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关头，毅然改变研究方向转而考究云南史地的。他始终以学术为武器，为维护祖国统一、反对侵略而战斗。
早在20世纪30年代，方国瑜就率先向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有关歪曲云南、贵州历史的谬论发起冲击，用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痛斥其谰言，证明早在公元前109年云南就属于中国
汉王朝的一部分。70年代初，某些国家重弹伯希和老调，方国瑜冒着风险上书中央，揭露其狼子野心，为中国的外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为反对
霸权主义作出了巨大贡献。
方国瑜先生强调，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他的这个主张在20世纪50年代被诬蔑为“史料挂帅”、“史科即史学”的
资产阶级观点，遭到不公正的批判。但他不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意见，他引用马克思关于“研究必须充分地
占有材料”和毛主席关于“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的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等论述，证明自己并没有错，坚持把史料的收集与整理作为史学研究的前提，埋头从事云南史料目录的研究。他说。“盖高楼大厦先要有砖瓦，研究历史先要有史料，我心甘情愿地做个烧砖瓦的人，为别人盖高楼建大厦提供砖瓦。”他强调，有人是讲道理摆事实，先说道理再找事实；我是摆事实讲道理，从
客观事实出发引出道理，实事求是是我们作学问惟一正确的态度，也是惟一正确的方法。
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方国瑜孜孜不倦地在云南史地学的田野里筚路蓝缕，开拓前进，是云南地方史、西南民族史、西南边疆历史地理诸方面不知疲倦、勇往直前的拓荒者和勤恳踏实的奠基人。他撰写了《
云南史料目录概说》《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
彝族史稿》《汉晋民族史》《滇史论丛》《
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
方国瑜文集》等大量传世之作。著名史学家
徐中舒教授称他是“南中泰斗，滇史巨擘”。
《
新纂云南通志》中之《疆域志》《疆域考》《疆域沿革考》《疆域沿革图》《宗教考》《金石考》《族姓考》
方国瑜是著名的史学家、
民族学家、
语言学家、教育家，是西南
民族史的开拓者、
云南地方史的奠基人，留下了丰硕学术成果。有
《方国瑜文集》。本书收录了大量作者未结集出版或刊布的著述，共五辑。第一辑收录作者晚年的几篇理论文章和先秦至晋代的有关论著；第二辑收录有关唐、宋时期的论著；第三辑收录有关元、明、清时期的著作；第四辑收录
金石学、民族学、
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成果；第五辑收录作者三十岁以前语言学和
音韵学方面的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