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音乐运动通常是指20世纪30代兴起的中国产党领导的左音乐运动，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音乐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音乐组织，展开了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音乐工作。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社会矛盾尖锐、国外政治格局动荡。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步伐加快，以1937 年卢沟桥事变为标志，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中国民众在压迫中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他们决意奋起反抗，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奔赴抗战前线。这一时期，音乐事业的发展以“抗日救亡”为主题，进步音乐工作者应时代之需开展了“新音乐运动”。

1930 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左联有自己的理论纲领和组织纲领，以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以工农劳动大众的解放为目标，参加了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继“左联”之后，先后又成立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简称“剧联”）等8个文化，并“左翼文化工作者总同盟”(简称“文总”)。左翼音乐组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

自1932 年下半年，先后建立的左翼音乐组织有:1932 年秋聂耳、王旦东、李健(李元庆)等组织的北平左音乐家联盟，1933 年春汉、耳、任光等在上海组织的“中苏音乐学会”，与此同时，由聂耳、任光、张曙等发起组织了“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以及有田汉、任光、安娥、吕等参加的“剧联”音乐组等。此外，洗星海、麦新、贺绿汀等人虽未加入左翼组织，但参加了左翼领导组织的抗日救亡音乐活动。

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公开号召建立全国一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国防军”,以实现一致对外共同负抗救国的重任。1936初“左联”等左翼文化组织即先后自动宣告解散，并提出了“国防文学”、“国防戏剧”等广泛团结各阶层共同抗日的斗争口号。同年 4月,吕骥、周巍峙等也相应提出了“国防音乐”的口号(参看《国防音乐》文章署名霍士奇，即吕骥。《国防音乐必须大众化》作者周巍峙,载于《生活知识》一卷十二期1936年 4月)，并且在实际工作中努力争取更多爱国的音乐家参加到为民族存亡共同斗争的行列中来。如:为了进一步推进救亡抗日斗争和救亡歌咏运动的开展，在“剧联”音乐小组停止工作后，即由孙师毅出面成立了一个成员比较广泛的“歌词曲作者联谊会”(或称“歌曲作者协会”),参加者除了吕骥、任光、张曙等人外,又增加了像贺绿汀、周巍峙、孙慎、孟波、麦新、沙梅、江定仙、刘雪庵、周钢鸣、任钩、塞克、龙沫勋(即龙榆生),以及刚从法国回来不久的冼星海等。后来,吕骥、麦新、冼星海、贺绿汀等还组织了另一个人数较少的组织“歌曲研究会”定期进行有关音乐创作方面的讨论和专业音乐知识的学习。他们很重视深入群众斗争实际，组织有关音乐理论的讨论和革命歌曲的出版等活动。1936年以“民众歌咏会”出面团结广大音乐爱好者举办了“千人音乐大会”;1936 年冬在上海又举行了 15 个音乐团体联合纪念“聂耳逝世一周年追悼大会”、“全沪音乐界援绥音乐大会”等规模巨大的音乐活动,这些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深入人心的标志。

为了进一步推动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和加强对它的思想领导，吕骥、周钢鸣等同志又著文对统一战线的性质和方向加以阐明,并提出了“新音乐运动”的口号。这些文章从理论上说明了“新音乐运动”的性质和任务是“作为争取大众解放的武器,表现、反映大众的生活、思想、情感的一种手段，更负担起唤醒、教育、组织大众的使命”;要求音乐工作者应该“走进工农群众的生活中去”,要从广大的群众生活中获得无限广阔的创作源泉(参见吕骥的《中国新音乐的展望》一文，载于《光明》第一卷第五号，1936)。又指出，革命的新音乐就是“现实主义的新音乐”，它的创作方法和目的应该是“指出现实社会生活的真实情况，并且肯定地指出乐观的前途，使唱的人和听众明白他们应走的道路，欣然地一齐走上前去”(引自吕骥的《伟大而贫弱的歌声》一文,载于《光明》第二卷第二号,1936)。显然从理论上进行这些阐述和讨论是必要的，这对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的进步音乐运动的向前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使得这个在左翼音乐运动基础上扩大和发展起来的进步音乐运动能始终保持鲜明的旗帜和明确的方向。从此以后，一个以抗日救亡为标志的、群众性更加广泛的革命音乐运动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逐渐成为中国现代音乐文化发展中的主流和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

左翼音乐组织的主要活动，一方面是为左翼电影、戏剧和群众歌咏活动创作歌曲;另一方面是到群众中去开展抗日救亡歌咏活动。聂耳等人在为戏剧电影创作的大批歌曲中，突出了抗日救亡的内容，其中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自卫歌》、《前进歌》、《自由神之歌》、《新编九一八小调》等，以战斗的风格和大众化的形式，唱出了人民群众强烈要求开展抗日斗争，拯救民族危亡的心声。这些作品通过银幕、舞台、唱片、广播等途径迅速传播，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为振奋民族的抗日精神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国歌。